宋教仁：从革命到宪政

　　武昌起义爆发后，宋教仁无疑是南北双方最活跃的政治人物之一。他不仅第一时间赶赴武昌前线，参与制定军政府第一个基本法，而且很快成为南方新政府轴心人物，在南京临时政府政治架构方面提出许多重要创意，充分展示了其宪政理论及实践方面的才能。只是南京临时政府不足以统一中国，也没有资本南北分治，不得已，南方革命党人只能接受南北妥协，接受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重建统一。

　　在这个转化过程中，南方革命党出身的许多领袖像孙中山、黄兴等，都因各种原因渐渐淡出，惟独宋教仁面对新的政治架构兴致盎然，极为亢奋，似乎终于找到现代中国政治的钥匙。1912年，宋教仁下最大决心，用最大力气，合并诸多小党，用同盟会名义与这些友党一起重建一个全新的国民党，发誓通过选举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和平夺取政权，而不再像过去那样通过革命通过暴力打碎国家机器。宋教仁这些想法与做法在过去很长时间被讥讽为“超级议会迷”；最近若干年评价有变，被誉为近代中国民主宪政先驱者之一。其实，如果从宋教仁全部历史看，革命只是他实现宪政中国的一个手段；革命不是目的，宪政才是中国革命的终极期待。

　　走向革命

　　辛亥后百年意识形态重塑，使我们越来越不太清楚革命前那些志士仁人究竟为什么闹革命，他们难道就是为革命而革命吗？显然不能这样理解。其实，革命的发生，主要是因为清廷不改革。

　　1894年，孙中山发奋为雄，昌言革命，就是因为他看到满洲人统治的大清不仅黑暗，而且腐朽。中国之所以在战场上打不过日本人，不是因为中国技不如人，兵不如人，而是清朝政治统治太腐败，太黑暗。所以即便只有一个人，他也发誓要革命到底，一定要推翻满洲人的殖民统治。

　　说满洲人对中原进行殖民统治，是孙中山那一代人的认识局限。由此我们可以知道革命的发生，主要还是因为统治者不思进取。统治者如果居安思危，如果奋发有为，如果注意社会公平和秩序平稳，被统治者就没有革命理由，更没有革命机会。

　　历史上不存在天生的革命者，所有的革命者都是被动的。不仅孙中山如此，宋教仁等革命者莫不如此。

　　宋教仁生于1882年，是十九世纪晚期典型的“八零后”。他们成长的年代，经过大挫折大波折，他们品尝享受过“同光新政”的辉煌与骄傲。紧接着就是甲午战败、马关之耻，就是维新时代，就是义和团战争，就是新政改革。这就是宋教仁那代“八零后”成长背景。

　　1902年，新政开始第二年，二十岁的宋教仁前往武汉报考新式学堂。这表明他对传统士大夫成长道路已经失去了兴趣，或者说传统成长道路科举制度已经意义不大，已经不再对宋教仁这代青年构成多大吸引力。

　　宋教仁在武汉如果不是遇到了黄兴、刘揆一、章士钊、陈天华等人，他或许应该在新学道路上前行。然而当他遇到这几个人之后，不期然走上反清革命的道路。

　　中国为什么会在1903年之后发生反清革命呢？清廷不是在1901年就宣布新政了吗，不是在政治体制、地方自治、新教育方面都有很多改革了吗。既然改革了，为什么还要革命呢？

　　这确实是一个悖论。改革本来为了反制革命，改革本来就是被革命逼出来的。清廷虽说宣布新政了，实行改革了，先前因种种原因而对政治极端冷漠的知识人又重新复苏了，政治热情也在这个过程中再度激活了。然而正因为这样，人们的视野已经打开，已经知道世界，知道东西洋立宪各国真实情形的时候，清廷已经宣布的改革政策当然无法满足革命者的诉求。所以在1903年，不仅宋教仁、黄兴等人闹革命，在上海的章炳麟、邹容也在鼓吹革命，鼓吹造反，鼓吹推翻清廷。先前孙中山“一个人的革命”正在逐渐变成一个民族的觉醒。

　　按照清廷的方案，所谓新政其实只是一场行政体制的改革，只是统治集团内部权力的调整，并不是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并不涉及统治权力的弱化或让渡。这是引起这批革命者不满的最大原因。而且，在新政改革发生前，大家经过1898年秋天“六君子”事件，经过1900年义和团战争，许多汉族知识分子对于满洲人极端失望，而新政给予稍微宽松的政治空间，遂使这些人有可能将这种失望释放出来，转化为一场运动。

　　再从国际背景看，1900年义和团战争留下非常严重的后遗症，沙俄乘机占领东三省迟迟不愿归还，也是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对清廷不满的理由。稍后，日本宣布为中国索要东三省主权而与俄国开战。更重要的是，东邻日本竟然以一个小岛国打败了大俄国。不惟如此，对中国人来说，日本赢得这场战争是一个重要指标，使中国人突然想起十年前日本也是以一个小岛国打败大中国。日本人少国小，为什么能在十年之内连败中俄两个大国，日本究竟凭什么这样牛气，中国为什么不行？日俄战争，尤其是日本人的胜利，深深震撼了同文同种的中国人。

　　正是在这样一种政治背景下，散布全球的中国反体制革命者相聚东京，他们先前或许期待过清廷“自改革”，或许是从“革政”走上革命。但在日本成功模式启发下，他们觉得中国要强盛，要雄起，就必须革命，继续指望那个不断令人失望的清廷已经没有用。中国人必须自己救自己，必须革命，必须推翻满洲人在中国的政治统治。这就是宋教仁这批青年走上革命道路的重要背景。宋教仁这批青年革命家组织成立同盟会，号召散布国内外的革命者联合起来团结起来，摈弃偏见，一致对着清廷，对着满洲人。

　　在这种气氛下，宋教仁一面在日本政法大学研读法律，一面和那批闹革命的朋友一起创办了《二十世纪之支那》，提倡爱国主义，鼓吹革命独立，主张仿照世界先进国家，构建一个常态的“完全国家”，实行民主共和，进而使中国成为二十世纪世界舞台上第一流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