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梁启超初会早稻田大学

　　孙中山和梁启超，一为革命，一为改良，其政治主张虽不可同日而语，而政治目标却都是振兴中华，强国富民。故而在寻求救国的路径上，他们曾有过一段短暂的合作秘闻。

　　孙梁首次相会

　　1896年春节，兴中会会员谢赞泰经朋友介绍，与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结识于香港品芳酒楼。此时正值公车上书后，维新变法的呼声遍布国内。谢赞泰传递了孙中山等欲与康有为、梁启超等联合行动、共同救国的信息。可是却迟迟得不到康有为的回音。康的改良方略已得朝廷重臣张之洞的青睐，当然不能因和革命党的交往，而使所有努力付之东流。

　　戊戌政变后，康有为和梁启超因受清廷通缉而流亡日本，时在日本的孙中山和陈少白认为，既然同是朝廷通缉的逋客，就该风雨同舟、同仇敌忾。孙中山主动托日本友人宫峙、平山周等，向康有为表示拜访的诚意，可是，康有为却以有所谓清廷密诏，而拒绝与革命党往还。孙中山并不因此而灰心，仍做争取康、梁的工作。1898年冬，经宫峙的一再撮合，康有为拗不过情面，只得派梁启超与孙中山、陈少白相会，他们在早稻田大学的日本文相犬养毅家会谈，气氛融洽，这是孙、梁的第一次相会。

　　梁启超自会晤孙中山后，便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建言康有为应与孙中山相会。可是，康有为固守门户之见，仍将孙中山拒之门外。他让梁启超与香港兴中会会长杨衢云会谈，而不直接与孙中山会晤。1899年5月，经冯镜如介绍，梁启超与杨衢云相会于横滨，因为有康有为掣肘，梁启超不敢逾越雷池一步，只好以“各宜先向自党运动，以待时机”为借口，予以搪塞敷衍。

　　会商共同组党

　　梁启超自第一次与孙中山相会后，便已经确立了两党合作的意愿。而孙中山也一直想捐弃前嫌，和康有为、梁启超携手合作，共赴国难。当冯镜如、邝汝磐在横滨筹办华侨子弟学校时，孙中山便推荐梁启超前来担当校务，可是却遭到康有为的强烈反对。

　　这年夏秋间，康有为离开日本往美洲游历，显然，远隔千山万水的康有为对梁启超已是鞭长莫及了，梁启超的胆子开始大了起来，孙中山、梁启超通过频繁的接触，二人都有相见恨晚的感觉。梁启超后来曾回忆说，自与孙中山接触后，也开始“日倡革命排满共和之论”了。他们之间已经取得共识，这在梁启超致孙中山的信中，可以极为清楚地反映出来：“捧读来示，欣悉一切。弟自向前者狭隘之见，不免有之，若盈满则未有也。至于办事宗旨，弟数年来，至今未尝稍变，唯务求国之独立而已；若其方略，则随时变通，但可以救我国民者，则倾心助之，初无成心也。与君虽究未能各倾肺腑。今约会晤，甚善甚善。”

　　梁启超放弃枝枝节节的“狭隘之见，”本着“务求国之独立”、“救我国民者”的宗旨，而准备“随时变通”其策略和方法。他们之间还就建立共同合作的组织，达成了协议，协议中的这个组织由孙中山任会长，梁启超任副会长，而将康有为置于师尊的荣誉地位。梁启超知道康有为会力阻组党之事，他告诉孙中山，如果康有为不答应，那么“唯有请康先生闭门读书，由我们出来做去。他要是不答应，只好听他，我们也顾不了许多了。”他的周围聚集了一些志同道合者，如，欧榘甲、唐才常、林圭、罗普、韩文举、罗伯雅等，他们联名给康有为去书，劝告乃师勿要过问政事，“大可息影林泉，自娱晚景。”

　　海外游说保皇

　　这时，康有为正在新加坡，留在日本的康的弟子徐勤、麦孟华坚决反对与孙中山接触，虽是多次为难，都没能阻止住梁启超与孙中山的接触。徐、麦二人只得给康有为写信告变，信中说：“卓如（即梁启超，作者注）渐入行者（即孙中山，作者注）圈套，非速设法解救不可。”康有为得信后勃然大怒，立即派叶觉迈前来日本，勒令梁启超立即往檀香山办理保皇事务。“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恪守的传统信条，梁启超自然也概莫能外，只得悄然打点行装，准备其远涉大洋的长足行程。

　　临行前，梁启超还与孙中山多次会谈，仍然表示要合作到底、至死不渝。孙中山还特意给其兄孙眉和檀香山兴中会写信，希望他们接待和帮助梁启超。由于有了孙中山的介绍，梁启超在檀香山受到华侨的热情接待，孙眉更是待若上宾，将其留住家中，并令其子阿昌和侄子孙科拜其为师。梁启超在诸事安顿妥帖后，便给孙中山去信说：

　　“弟此来不无从权办理之事，但兄须谅弟所处之境遇，望勿怪之。要之我辈既已订 交，他日共天下事必无分歧之理。弟日夜无时不焦念此事，兄但假以时日，弟必有调停之善法也。”

　　梁启超以其信誓旦旦的允诺，取得了孙中山的理解和支持，而孙中山盼望的正是他能尽快拿出两党合作的“调停之善法”。于是，梁启超便毫无顾虑地在华侨中游说，宣称他与孙中山已经建立协作关系，“双方殊途同归，名为保皇，实则革命。”

　　当时，檀香山刚刚经历一场瘟疫，美国政府为扑灭瘟疫，任意纵火焚烧，华侨财产蒙受损失，身处异国他乡的侨商，对清廷怀有复杂的情感，既怨恨清廷不能保护侨民利益，又期待清廷重振国威，为自己撑腰壮胆。梁启超正是利用这种矛盾和焦虑的心态，在华侨中鼓动说：“大家饷助起兵勤王，保护海外侨民利益。”

　　兴中会员多为梁启超的言论所蛊惑，不少人加入保皇会，甚至孙眉也入套中。孙中山知道后，对他的背信弃义极为气愤，立即给当地的兴中会写信，希望他们不要上当受骗，并对梁启超的所作所为提出严厉的批评。

　　孙梁绝交

　　孙中山和梁启超，在对待清廷的态度上有着本质的区别。梁启超只反西太后而不反光绪，而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则是：“倾覆清廷，创建民国。”1900年前后，当孙中山积极谋划广州起义时，梁启超再也按捺不住急躁的心情，唯恐孙中山等革命派的势力扩充到广州，便立即致书康有为说：“行者日日布置，我今不速图，广州一落其手，我辈更向何处发轫乎？此实不可不计及，不能徒以行者毫无势力之一空言可以自欺也。”

　　其实，梁启超的所谓激进的思想，是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那就是保救光绪复辟。他甚至想用这种思想影响和左右孙中山，他在致孙中山的信中说：“古人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弟以为宜稍变通矣。草创既定，举皇上为总统，两者兼全，成事正易，岂不甚善？何必故画鸿沟，使彼此永远不相合哉。”

　　孙中山当然不能依从他的主张，而放弃革命的大目标。就是这样，梁启超还是不愿将矛盾表面化和公开化，在致孙眉的信中便表露出重修旧好的心情：“弟此行归去，必见逸仙（即孙中山，作者注），随机应变，务求其合，不令其分。”可是，他却背着孙中山，将檀香山侨商的十万元巨款，用于资助国内的“解救光绪”的勤王运动，还打着孙中山的旗号，将一批兴中会员拉入保皇会。

　　1903年冬，孙中山特意来到檀香山，揭穿梁启超的上述诡计，宣布绝交。这之后，他们便成为政敌，以至于双方唇枪舌剑，打起了旷日持久的笔墨官司。

　　中华民国成立后，梁启超由海外归来，受到各派政治势力的欢迎，他提出“慰革”方针，再次向孙中山等革命派伸出橄榄枝，希望得到谅解和信任。孙中山对此作出了积极的回应，国民党本部作出决定，再也不攻击梁启超。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梁启超得知这一消息时十分悲痛，专程去中山行馆吊唁，向孙中山遗体告别致哀，又向守候在旁的汪精卫了解中山病逝时情形，当他听汪精卫说孙中山弥留之际，仍在呼喊：“和平，奋斗，救中国”时，心情极为沉痛，深情地说：“此足抵一部著作。”他对孙中山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奋斗精神，由衷地钦佩和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