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一介书生的政治温情

　　三尺剑，五言书，美雨欧风志不磨!天地有正气，豪杰自牢笼，数十年季子舌锋，效庄生索笔。

　　五丈原，一坯土，卧龙跃马今何在?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洒几滴苌虹血泪，向屈子招魂!

——孙中山挽宋教仁联

　　中国有句俗语叫“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春秋战国时代，张仪、苏秦靠着三寸不乱之舌游说诸侯之间，居然挎了六国相印，招摇过市，做成了一笔又一笔“倾国倾城”的大买卖，但这样的例子毕竟太少。在中国朝代更替史上，倒是常见刘邦、朱元璋之类草莽英雄，凭着铁血屠刀或阴谋权术，成就了“家天下”的千秋帝业。然而，人们却很少听说一介书生们，靠着烂笔头谋取了龙椅、颠覆了江山，倒是李煜、宋徽宗之类的笔墨帝王，在舞文弄墨之中成了亡国之君。

　　古人曾谆谆教导，书生远离政治、莫谈国事。然而在历史上，因为涉身政治而被绑架误杀的书生，又岂止在少数?湖南人宋教仁，便是其中的一位。

　　在中国近现代史的教科书上，至今还记载着这样血腥的一幕：1913年3月20日夜，上海沪宁车站，战乱初平的上海滩人流如织。“呜——”，一辆即将开往北平的蒸汽火车拖着长长的汽笛，缓缓驶进站台。人群开始骚动起来，混乱中，一位身着西装头戴礼帽留着短须的年轻人站上站台，然后在随从的簇拥下向头等车厢走去。突然，一个流氓打扮的人拨开人群快步上前，从怀中掏出乌黑的手枪，朝着“西装”的背影突然射击。“叭!叭!”两声清脆的枪声过后，“西装”倾倒在了人群中，站台上的秩序顿时大乱。第二天清早，上海各大报馆纷纷爆出头条消息：昨晚，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沪宁车站遭受枪击不治。这位事件中的人物——宋教仁，遇刺前不久刚在国会选举中获胜，预备组阁担任内阁总理。歹徒很快就落网了，追查背后的主谋，据说是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令人嗟叹的是，临终前的宋教仁，还不忘授意黄兴代拟电报给袁世凯，讲述自己的中弹经过和革命生涯，最后希望袁世凯竭力保障民权，自己则虽死犹生，云云。

　　宋教仁的政治生涯，离不开两个人，一个是黄兴，一个是孙中山。1903年春在武汉读书时遇到黄兴。他们一起组建华兴会，策划武装暴动;1904年底，宋教仁因被清政府通缉而留学日本，又见到了孙中山，很快成为其重要助手。1905年，他协助孙中山成立同盟会，并很快成为革命党中少有的理论家和宣传家。留着“黄帝须”的黄兴，是宋教仁通往革命铁血生涯的引路人;而激情澎湃的孙中山，则是将他带往政治理论巅峰的导师。如果说当年孙中山与黄兴的身上，还有点政治领袖的江湖气的话，作为国民党教父的宋教仁，身上更多的则是一股理想主义天真浪漫的书生气。

　　宋教仁的书生气质，与他少年成长环境是密不可分的。宋教仁1882年4月诞生在湖南桃源县上材村，其家乡距离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只有10余公里。在桃花源这个“理想国”中，没有战争，没有压迫，俨然是古代士子追求的最为理想的社会状态，这种环境滋润着少年宋教仁饥渴的感性田园。在私塾先生的传统教育下，儒家的公平、正义、礼仪、秩序，在他心里烙下了印记。然而，宋教仁出生的年代，清王朝大厦将倾，民生的疾苦、时局的混乱，连上材村这个穷乡僻壤的地方也是心神不定。宋教仁早年入读新式学校漳江书院，在这所湘西北地区接受西方民权思想最早的学校，宋教仁研读了明末黄宗羲、顾炎武等人的著述，并把《原富》、《法意》以及《天演论》等西方资产阶级的译著当作拯救中华的《圣经》来研读，由是眼界大开。据说当年在常德府参加府试，主管考官被他文采飞扬的答卷所折服，原本打算评定他为第一名，但因为文章中“多有偏颇之词”，只得忍痛将其排到第八名。宋教仁不受封建礼制的束缚，喜欢结交意气相投的朋友，吟诗作赋放荡不羁，呼朋引伴秉烛夜谈纵论国家形势，敢爱、敢恨的书生情怀表露无疑。

　　尽管宋教仁一度热衷于“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最初却并没有想过放下笔杆，拿起刀枪，做起干革命掉脑袋的行当。他曾经幻想政府“良心发现”，改变封建政体，改良维新，这与当初孙中山向李鸿章上《万言书》何其相似。相比而言，他更倾向于通过思想革命，来宣传民众、团结同志，建立民主的政权。即便后来参与过武装起义，他干得更多的还是鼓吹谋划，以“革命理论家”(孙中山语)的姿态扬名海内外。他曾与人说：“以破坏既始，建设必须随之，亟为建设新国家之谋”，在当时诸多革命党人中，有这样深远见识和理论准备的人，确实不多。留学日本期间，他便留心研究西方政法体系和学说，以便日后革命成功后利用。作为同盟会元老的蔡元培认为，同盟会抱有建设之计划者居少数，抱此计划而毅然以之自任者尤居少数，宋教仁其最著也。

　　宋教仁胸有甲兵，然而却心无城府，这是作为一个政治人物的软肋。不管是你死我活的革命，还是同盟会内愈演愈烈的党内斗争，宋教仁的性格非常不利。同盟会本来合拢的就是三教九流，会员成分复杂，派系斗争更加激烈，孙中山与章太炎、陶成章甚至与黄兴的矛盾就是一个突出的体现。当时孙中山在世界各地游说鼓吹中国革命，也得到了不少华侨以及外国同情人士的捐款，但是，这些数额巨大的款项，开支很不明朗，甚至很多为了支取方便都是以孙中山的私人名义在银行开户，章太炎、陶成章等因此一度怀疑孙中山贪污挪用同盟会公款，甚至还搞出了《孙文十四大罪状》;此外，孙中山的集权主义思想相当严重，大搞个人崇拜，一向以元老自居的章太炎甚至在公开场合指责孙中山是“大军阀、恶棍、流氓”。革命是残酷的暴力，革命者的阵营也不是净土，譬如中共早期，也有过所谓的“红色恐怖”、“抢救运动”等，不少革命志士惨死于“同志”之手。在这些党内斗争中，宋教仁更是形单影只，左右不讨好。黄兴曾经略带批评的口吻这样对宋教仁说过：“尽管你才学渊博，精通法政，但你同时又是个锋芒外露、性格坦诚而喜形于色的人，身上的书生气似乎还太重了些，一旦进入官场，满眼都是不平之人事，左右又为阿谀之人，而你心地那么高洁，只怕难得容下一点灰尘。”

　　与袁世凯的斗争中，宋教仁的书生本色再次表露无遗。当宣统皇帝被逼退位、袁世凯成功接任“临时大总统”后，心灰意懒的孙中山，一度东渡日本，不管国内之事，同盟会陷入徒有虚名、分崩离析的危险境地。一部分人以陈其美为代表，暗中积蓄武装力量试图与袁世凯抗衡，掀起倒袁挺孙的“二次革命”;一部分则以宋教仁为首，组建国民党拉开“政党政治”的架势，准备组阁钳制袁世凯。在宋教仁看来，中国真正要强大，必须用西方的民主政体，实行三权分立，政党竞选，组建内阁，用真正的民主宪政，完全可以建立大同世界。面对军阀当权的政治乱局，他天真地希望，中国土地上不再继续流血，他试图在中国寻求西方民主共和的非暴力政权模式——这位西方共和政治体制的狂热追求者，在民主土壤极其薄弱的旧中国，这种举动无异于与虎谋皮。

　　在弱肉强食、道崩礼坏的的乱世中，“军人政治”、“流氓政治”与“书生政治”博弈的结果，往往是不言而喻的。知识分子性格上的缺陷，譬如迷信、自负、天真，这是他们投身政治的致命硬伤。破坏一个国家和一段历史，有时要的只是揭竿而起的血性，暴风骤雨;而建设一个国家和一段历史，则更需要整个社会群体的理性与努力，需要平衡与妥协，更需要圆熟多手段。宋教仁其实是个很好的建设性人才，只可惜生不逢时，让他去革命，还让他在革命年代寻求建设性的努力，无异于那个年代的“堂吉诃德”，结果到处碰壁，还丢了性命。

　　对于宋教仁的死，目前仍是众说纷纭。有的说是袁世凯派人暗杀，有人说是陈其美等“挺孙派”下的手，是革命党内部相互倾轧的牺牲品。无论如何，从权力斗争的残酷性来说，宋教仁的死又是一种必然。宋教仁只活了短短的30余岁。如果说其因为个性上的幼稚、对险恶的权力角逐没有深刻认识才自蹈死地的话，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他之所以为了理想如此坚持和偏执，以致以身相陨在所不惜，应该与他作为传统知识分子“心忧天下”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有关，也是他人格上性情的自然流露和表达方式有关。为了心中的理想国，他奉献了所有的热情、智慧甚至生命，以一种“飞蛾扑火”的悲壮，演绎出了中国知识分子在追求民主政治上最为脆弱的精彩。

　　100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再次来到上海闸北公园的宋教仁墓前，鲜花盛开，阳光很好。太阳照耀在墓前雄鹰与毒蛇搏斗的雕塑上，章太炎的篆字，于佑任的铭文，还是那么清晰可见。尽管公园里人流如织，但诺大的一个公园，宋先生的墓却显得还是有些落寞和孤寂。长眠于此的宋教仁先生，也一定很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