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镜宙追随孙中山始末
辛亥革命网 2016-08-24 13:43 来源：温州日报 作者：朱有发 查看：
今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孙中山的爱国情怀激励了无数有志青年抛头颅洒热血。乐清籍文化名人朱镜宙（字铎民）就是其中一位代表人物。
今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孙中山的爱国情怀激励了无数有志青年抛头颅洒热血。乐清籍文化名人朱镜宙（字铎民）就是其中一位代表人物，他追随孙中山民族民主革命路线，亲历浙江革命、反帝反袁、广州护法、北伐战争以及抗日战争等重大事件，用行动谱写忠诚，而且在回忆录《梦痕记》里多达76处描述孙中山及其投身革命的前因后果，还在序文中引孙中山名联“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自勉，崇敬程度世所罕见。
晚年朱镜宙摄于台湾台中正觉寺
赞同孙中山思想 投身民主革命
1905年8月20日，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将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合并成立了中国同盟会。一时间，接受三民主义革命纲领的人群迅速增多，不少有理想有担当的知识分子把七尺讲台视为报国救民的最佳择业，尤其朱镜宙当时就读的浙江公立法政专门学校的不少教员还把学校作为推动民主革命的阵营。
据记载，朱镜宙回忆的教刑法的阮性存（1874—1928）是浙江省立宪运动推动者，在杭城创办了全国第一所私立法政学堂；教警察学的王家襄（1872—1928）在孙中山广州护法期间，被推举为军政府参议院议长。此外还有校长童杭时，1918年为朱镜宙《民国政制改造论》作过序。因此，朱镜宙对他们传播的孙中山民族民主革命思想非常赞同。
辛亥年（1911）武昌起义更是影响朱镜宙。“武昌革命志士所流的热血，将我数千年文明古国，写出了另一页更光辉而灿烂的诗史。同时也将我的新生命，带入另一世界里程的开始。”朱镜宙在《梦痕记》讲述了杭州光复与他投身革命的经过，“适钮永建（惕生）先生，在上海组织学生军，参加北伐。我与同学，继起响应，推我起草宣言，送《全浙公报》发表，传诵一时。”“学生军消息宣布后，报名非常踊跃，一星期间竟达千人。这，完全出乎我们始料以外。……于是我与同学三人，晋谒浙江临时都督汤寿潜（蛰仙）先生，请其派员点收，俾成劲旅。汤都督面允照办。我呢，由师范讲习所时代的体育教员周作民先生介绍，入南星桥八十二标第三队充当司书。”
1912年，朱镜宙退伍复学。不久，租用杭州城隍山麓民房的《自由报》筹备出版，聘请他负责编辑本外埠新闻。“自由报是自由党浙江支部所主办，自由党总裁由孙中山先生兼任，与国民党可称同一娘胎，因此我亦不辞”，《梦痕记》记录了朱镜宙受聘动机。此后，朱镜宙开始长达八年的办报生涯，还先后创办了杭州《天钟报》、温州《天声报》，任过上海《民信报》、北京《民苏报》及新加坡《国民日报》等革命报馆的主编总编。
南下谒见孙中山 任军政府参议
1917年7月，孙中山偕同章太炎、廖仲恺等乘“海琛号”军舰从上海南下至广州，发起护法运动，反对北洋军阀独裁统治，提出打倒假共和，建设新共和，并呼吁各界奋起为护法而斗争。这一主张与正在北京亲历了段祺瑞包围国会的朱镜宙的政局判断不谋而合，也随之辞职南下至广州。
到广州后，朱镜宙经广东财政厅长曾彦推介加入孙中山革命队伍，任军政府参议，谒孙中山于河南士敏土厂，并获识大元帅府秘书长、日后的岳父章太炎。在《梦痕记》里，朱镜宙还笔录了在军政府的见闻与思忖，如“八月二十五日，国会议员响应国父号召，集会广州者约一百三十余人，通过军政府组织大纲”，“孙中山与陆荣廷当时立场不同的症结在于，国父之意在法统；而陆则重在保存两广地盘”，“国父的大元帅，是高高在上的空名义；而广西陆荣廷，却是当时实际上的领袖”等等。
在军政府，朱镜宙曾随侍孙中山迎接海军总长程璧光。“8月上旬，程璧光总长率舰队来粤，宣布护法，国父率同志亲迎于旗舰。我与戴传贤（季陶）等，同乘一小船，登舰欢迎。”戴季陶时为孙中山贴身红人。不言而喻，朱镜宙与孙中山是乘坐同一艘船的。这次公务对朱镜宙来说，不仅是他人生荣光之事，更是难忘之事，他日后与戴季陶交情甚笃。
朱镜宙在广州军政府时间约两年左右。晚年他还回忆零距离接触孙中山的一些故事，如“一日上午，我谒国父于帅府。黄大伟（子荫）等已先在。时谒者导一人入，自称湖北籍，鄂西有散兵数千，可资利用，要求国父补助数千元，俾前去联络。国父允其请，其人称谢去。子荫语国父：先生受骗了！我系湖北人，鄂西事，当然比任何人更清楚。那里有这回事？国父笑答：要做革命，就该不怕被骗，十人之中，只要有一人不骗我，我事济矣！”对此，他事后感叹道，“这真是革命家不刊之论。且见国父的伟大处。”
坚守孙中山遗志 力促祖国统一
除了22岁投身民族民主革命队伍，29岁撰书《民国政制改造论》也是朱镜宙人生中的一大亮点。1918年10月，徐世昌就任北京政府大总统，为缓解南北对峙局面，下令停战，宣言和平统一。然而，南方军政府却出现了内部分歧，部分议员不愿意议和，主张继续拥兵自卫。
政务总裁唐绍仪为《民国政制改造论》题词
外交总长伍廷芳为《民国政制改造论》题写书名
朱镜宙则认为此举与国家长治久安无补。“国人徒斤斤于一时现象之补救，而政制之改革，鲜有注意及之，余深惑焉。”在军政府颇多感触的朱镜宙写成《民国政制改造论》，认为没有一个健全良好的政治体制是政局动荡、南北对峙、纷扰不宁的主因，“吾国自革新以来，有国会、有总统、有责任内阁、有地方自治，凡民主国家所设施，亦几无一不备，而余犹以谓无政制者，盖亦以今之政制，有不合乎先进国之政制而已。人有国会、有左右政治之能力，而吾则常蜷伏于武人势力之下。人之总统及内阁，以国民公意为进退，吾则恒视一二武人之喜怒为去留。人之地方自治，有一定事权与财权，吾则一无所标准。”“惟当时南方所提条件，偏于现实枝末的补救。余深感惑之，乃撰此书，聊贡一得之愚。”提出解决国家统一的根本任务就要从改革政制入手，“欲木之长，必培其本。欲流之长，必清其源。善歌者润其喉，善射者正其身，言国是亦然。”
《民国政制改造论》全书共十二章约5万余字，大意主张实行总统制、南北同等裁兵、废除督军制、普及教育、开发交通、确立司法三级三审制、改善文书制度等。朱镜宙的政治构想，在当时社会使人耳目一新。“当时赞成我意见的，颇不乏人。”特别是时任非常国会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内务部部长孙洪伊、大元帅府参议、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童杭时、赵世钰等政坛要人见文后，纷纷赠序相勉。吴景濂在《吴序》中文述，“此朱君铎民，因之有民国政制改造论之作，殆以遏乱源而固国本欤，所论废督、裁军，以及议会政治、地方制度诸大端，又悉与吾人促进民治之精神相吻合，贾谊伤时，凿齿裁正，诚有价之文字也。”赵世钰的《赵序》也高度评价，“朱君铎民，周历南北，博览群编，国家治乱得失之故，既已洞悉于胸，而文章之卓荦辩，又足以抒其所蕴，犛然有当于人心。”在大家怂恿下，朱镜宙人生第一部著作《民国政制改造论》于1918年12月由广州编译公司正式出版。值得一提的是，次年4月该书增订再版，军政府外交总长伍廷芳还题了书名，七位政务总裁之一的唐绍仪赠题“思深虑远”四个字，可以反映出朱镜宙的诸多政治观点已为当时军政界普遍赞同和重视程度。
民国十四年（1925），孙中山逝世。朱镜宙在《梦痕记》里说“全国失此导师，悲痛如丧考妣”，他不仅视孙中山离世如痛失父母，并且此后用行动，一生坚守孙中山革命遗志，胸怀大志，忠贞体国，为祖国统一、民族独立继续四处奔波。正如朱镜宙自己所言，“至论我个人，除了一股牛劲，时时为国家社会设想外，他则一无可取。”
晚年朱镜宙摄于台湾台中正觉寺
赞同孙中山思想 投身民主革命
1905年8月20日，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将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合并成立了中国同盟会。一时间，接受三民主义革命纲领的人群迅速增多，不少有理想有担当的知识分子把七尺讲台视为报国救民的最佳择业，尤其朱镜宙当时就读的浙江公立法政专门学校的不少教员还把学校作为推动民主革命的阵营。
据记载，朱镜宙回忆的教刑法的阮性存（1874—1928）是浙江省立宪运动推动者，在杭城创办了全国第一所私立法政学堂；教警察学的王家襄（1872—1928）在孙中山广州护法期间，被推举为军政府参议院议长。此外还有校长童杭时，1918年为朱镜宙《民国政制改造论》作过序。因此，朱镜宙对他们传播的孙中山民族民主革命思想非常赞同。
辛亥年（1911）武昌起义更是影响朱镜宙。“武昌革命志士所流的热血，将我数千年文明古国，写出了另一页更光辉而灿烂的诗史。同时也将我的新生命，带入另一世界里程的开始。”朱镜宙在《梦痕记》讲述了杭州光复与他投身革命的经过，“适钮永建（惕生）先生，在上海组织学生军，参加北伐。我与同学，继起响应，推我起草宣言，送《全浙公报》发表，传诵一时。”“学生军消息宣布后，报名非常踊跃，一星期间竟达千人。这，完全出乎我们始料以外。……于是我与同学三人，晋谒浙江临时都督汤寿潜（蛰仙）先生，请其派员点收，俾成劲旅。汤都督面允照办。我呢，由师范讲习所时代的体育教员周作民先生介绍，入南星桥八十二标第三队充当司书。”
1912年，朱镜宙退伍复学。不久，租用杭州城隍山麓民房的《自由报》筹备出版，聘请他负责编辑本外埠新闻。“自由报是自由党浙江支部所主办，自由党总裁由孙中山先生兼任，与国民党可称同一娘胎，因此我亦不辞”，《梦痕记》记录了朱镜宙受聘动机。此后，朱镜宙开始长达八年的办报生涯，还先后创办了杭州《天钟报》、温州《天声报》，任过上海《民信报》、北京《民苏报》及新加坡《国民日报》等革命报馆的主编总编。
南下谒见孙中山 任军政府参议
1917年7月，孙中山偕同章太炎、廖仲恺等乘“海琛号”军舰从上海南下至广州，发起护法运动，反对北洋军阀独裁统治，提出打倒假共和，建设新共和，并呼吁各界奋起为护法而斗争。这一主张与正在北京亲历了段祺瑞包围国会的朱镜宙的政局判断不谋而合，也随之辞职南下至广州。
到广州后，朱镜宙经广东财政厅长曾彦推介加入孙中山革命队伍，任军政府参议，谒孙中山于河南士敏土厂，并获识大元帅府秘书长、日后的岳父章太炎。在《梦痕记》里，朱镜宙还笔录了在军政府的见闻与思忖，如“八月二十五日，国会议员响应国父号召，集会广州者约一百三十余人，通过军政府组织大纲”，“孙中山与陆荣廷当时立场不同的症结在于，国父之意在法统；而陆则重在保存两广地盘”，“国父的大元帅，是高高在上的空名义；而广西陆荣廷，却是当时实际上的领袖”等等。
在军政府，朱镜宙曾随侍孙中山迎接海军总长程璧光。“8月上旬，程璧光总长率舰队来粤，宣布护法，国父率同志亲迎于旗舰。我与戴传贤（季陶）等，同乘一小船，登舰欢迎。”戴季陶时为孙中山贴身红人。不言而喻，朱镜宙与孙中山是乘坐同一艘船的。这次公务对朱镜宙来说，不仅是他人生荣光之事，更是难忘之事，他日后与戴季陶交情甚笃。
朱镜宙在广州军政府时间约两年左右。晚年他还回忆零距离接触孙中山的一些故事，如“一日上午，我谒国父于帅府。黄大伟（子荫）等已先在。时谒者导一人入，自称湖北籍，鄂西有散兵数千，可资利用，要求国父补助数千元，俾前去联络。国父允其请，其人称谢去。子荫语国父：先生受骗了！我系湖北人，鄂西事，当然比任何人更清楚。那里有这回事？国父笑答：要做革命，就该不怕被骗，十人之中，只要有一人不骗我，我事济矣！”对此，他事后感叹道，“这真是革命家不刊之论。且见国父的伟大处。”
坚守孙中山遗志 力促祖国统一
除了22岁投身民族民主革命队伍，29岁撰书《民国政制改造论》也是朱镜宙人生中的一大亮点。1918年10月，徐世昌就任北京政府大总统，为缓解南北对峙局面，下令停战，宣言和平统一。然而，南方军政府却出现了内部分歧，部分议员不愿意议和，主张继续拥兵自卫。
政务总裁唐绍仪为《民国政制改造论》题词
外交总长伍廷芳为《民国政制改造论》题写书名
朱镜宙则认为此举与国家长治久安无补。“国人徒斤斤于一时现象之补救，而政制之改革，鲜有注意及之，余深惑焉。”在军政府颇多感触的朱镜宙写成《民国政制改造论》，认为没有一个健全良好的政治体制是政局动荡、南北对峙、纷扰不宁的主因，“吾国自革新以来，有国会、有总统、有责任内阁、有地方自治，凡民主国家所设施，亦几无一不备，而余犹以谓无政制者，盖亦以今之政制，有不合乎先进国之政制而已。人有国会、有左右政治之能力，而吾则常蜷伏于武人势力之下。人之总统及内阁，以国民公意为进退，吾则恒视一二武人之喜怒为去留。人之地方自治，有一定事权与财权，吾则一无所标准。”“惟当时南方所提条件，偏于现实枝末的补救。余深感惑之，乃撰此书，聊贡一得之愚。”提出解决国家统一的根本任务就要从改革政制入手，“欲木之长，必培其本。欲流之长，必清其源。善歌者润其喉，善射者正其身，言国是亦然。”
《民国政制改造论》全书共十二章约5万余字，大意主张实行总统制、南北同等裁兵、废除督军制、普及教育、开发交通、确立司法三级三审制、改善文书制度等。朱镜宙的政治构想，在当时社会使人耳目一新。“当时赞成我意见的，颇不乏人。”特别是时任非常国会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内务部部长孙洪伊、大元帅府参议、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童杭时、赵世钰等政坛要人见文后，纷纷赠序相勉。吴景濂在《吴序》中文述，“此朱君铎民，因之有民国政制改造论之作，殆以遏乱源而固国本欤，所论废督、裁军，以及议会政治、地方制度诸大端，又悉与吾人促进民治之精神相吻合，贾谊伤时，凿齿裁正，诚有价之文字也。”赵世钰的《赵序》也高度评价，“朱君铎民，周历南北，博览群编，国家治乱得失之故，既已洞悉于胸，而文章之卓荦辩，又足以抒其所蕴，犛然有当于人心。”在大家怂恿下，朱镜宙人生第一部著作《民国政制改造论》于1918年12月由广州编译公司正式出版。值得一提的是，次年4月该书增订再版，军政府外交总长伍廷芳还题了书名，七位政务总裁之一的唐绍仪赠题“思深虑远”四个字，可以反映出朱镜宙的诸多政治观点已为当时军政界普遍赞同和重视程度。
民国十四年（1925），孙中山逝世。朱镜宙在《梦痕记》里说“全国失此导师，悲痛如丧考妣”，他不仅视孙中山离世如痛失父母，并且此后用行动，一生坚守孙中山革命遗志，胸怀大志，忠贞体国，为祖国统一、民族独立继续四处奔波。正如朱镜宙自己所言，“至论我个人，除了一股牛劲，时时为国家社会设想外，他则一无可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