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字碑与身后污名：杨衢云的革命路

　　在香港的跑马地坟场里，有一块墓碑。墓碑上没有死者的姓名，其背后刻有“6348”字样——这是墓碑的编码，从远处望去，隐蔽在众多西式墓碑中的它平淡无奇；但若从近处打量，你就会注意到它天圆地方的外形设计和碑柱顶部的截痕，这一切都仿佛向人们诉说着逝者的“壮志未酬”。

　　这里便是香港兴中会首任会长杨衢云的墓。长期以来，关于杨衢云的历史一直同他的墓碑一样湮没无闻。由于杨、孙二人曾因会长一职一度交恶，孙中山的继承者们对杨的评价普遍不高，少数人（如冯自由等）甚至较为负面。事实上，早在孙中山之前，杨衢云就已经提出了建立共和政府的概念，并且在香港成立了进步团体辅仁文社，他在晚清中国的革命活动中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发挥着关键作用。在《孙中山、杨衢云与中国早期革命运动》（Sun Yat-sen, Yang Chu-yun, and the Early Revolutionary Movement in China）一文中，作者便是从杨衢云的角度出发，结合杨衢云与孙中山的交往互动，重新讲述了1895年到1905年之间的革命往事。

　　杨衢云，祖籍中国福建，1861年生于马来亚槟榔屿，后随其父亲定居香港。1875年，十四岁的杨衢云在香港海军码头做学徒期间，因一次意外工伤右掌三根手指齐断，无法从事重体力劳动，遂改习英文。毕业后，他任招商局总书记，后成为沙宣洋行副经理。1892年，杨衢云成立辅仁文社开始招收会员，其成员有谢瓒泰、周超岳、黄永商、陈芬等洋行员工，平日以学习西方文化、进行社交活动为主。

　　在辅仁文社成立之时，孙中山正在香港大学医学院进行最后三个月的学习，他与杨衢云早在1891年便已相识。孙中山出生于番禺（今中山市）的一个农民家庭，十二岁时离开家乡前往夏威夷兄长孙眉处。1885年，他来到香港就读医学并于1892年毕业。毕业之后，孙中山连同儿时伙伴陆皓东于1894年向直隶总督李鸿章上书，主张“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迅速实施改革。李鸿章并没有采纳他的建议，但是也给了他一笔经费用于成立农学会。孙中山于当年秋天前往檀香山，利用这笔钱成立了兴中会。1895年，孙中山返回香港，同杨衢云相会。出身背景与志趣都极为相似的两人甚为投缘，两人最终决定成立香港兴中会。加入到这个香港兴中会的人有部分来自于辅仁文社，也有部分人是孙中山的好友，如郑士良、陈少白等人。尽管后世的历史叙述中通常会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作为兴中会的口号，但事实上，兴中会最初并没有明确的排满革命倾向。这个组织的最初目的诚如其会名所示，在于使用进步的手段振兴中国。然而随着中国局势的变化，兴中会的主张渐渐发生变化。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令孙中山、杨衢云等人大为震惊，最终走上了反抗满清的道路。

　　1895年3月16日，《马关条约》签订的一个月前，孙杨等人举行会议，决定在重阳节（10月26日）发动广州起义，孙中山负责率领起义军，杨衢云则负责筹措经费、购买武器弹药，招募战斗人员。双方本已分工明确，然而却在选举会长“伯理玺天德”（president）一职时起了争执。以辅仁文社成员的一派拥护杨衢云出任会长，而郑士良、陈少白等人则拥护孙中山出任，双方彼此争论不休，以致香港兴中会差点解体。据郑士良所述，最后是孙中山在选举中胜出，但却被迫让位于杨衢云，此事出于孙中山一方的说法，值得怀疑。但不管怎样，关于“伯理玺天德”的争夺只是加剧了兴中会的内耗，无益于起义大局。

　　“伯理玺天德”最后被证明毫无必要。因为广州起义尚未发动，便被扼杀于摇篮之中。按计划，起义将于10月26日（重阳）发动，但由于香港方面准备尚未妥当，只得推迟两日。27日，广州当局听到了起义的消息，逮捕了三名起义者。由于孙中山的警告并未抵达香港杨衢云处，到了28日，杨衢云派出的起义者、武器和弹药尽数被清政府缴获，起义就此失败。孙中山匆忙逃亡国外，辗转英美各国，1896年，在日本友人宫崎寅藏的帮助下定居日本，而杨衢云则离开香港，经由新加坡等地最后流亡南非。1897年夏，杨衢云在日本人的帮助下，他也来到了日本横滨。然而此时经历了伦敦蒙难的孙中山早已声名鹊起，受到日本人的关照，成为了兴中会实际意义上的会长。杨衢云虽保有会长头衔，然而并没有实权和威望，最后只能在1900年交出会长一职，让与孙中山。

　　孙中山虽然得到了会长之职，但其革命事业依然充满了许多障碍。由于当时革命力量势单力薄，不足以成事，孙希望与戊戌政变后流亡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联合，共同反抗满清政府。然而，妄自尊大的康有为拒绝了孙中山的见面要求，而梁启超虽然有意同孙合作，但碍于师长情面，只得拒绝。孙中山既然无法同康有为达成合作，只得自己寻找打倒满清政府的支援。

　　1900年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份。在北方，义和团运动导致八国联军侵华，慈禧太后等人仓皇“西狩”，中央政府崩溃；在南方，几位手握重兵的地方督抚宣布“东南互保”，观望局势；在民间，维新人士唐才常四处招募勇士，准备在华中五地起义，组织“自立军”勤王，而此时的英国也蠢蠢欲动，企图劝说李鸿章让两广独立。孙中山看到了一次机会。他同意了当时的香港议政员何启的提议，以孙中山、杨衢云、谢瓒泰、郑士良等人的名义写信给李鸿章，劝说李鸿章保境安民，在港督卜力的协助下实现独立。尽管其幕僚刘学询从中斡旋，十分积极，但李鸿章态度暧昧，令人捉摸不定。1900年7月中，李鸿章决意北上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此时李态度为之大变，他警告港督卜力不得纵容颠覆分子。孙中山等人明白说服李鸿章独立无望，便着手准备发动惠州起义，企图由惠州北上夺取福建，接受台湾方面日本人的补给。1900年10月8日，惠州起义发动，这场起义由孙中山、杨衢云等人策划，郑士良指挥（尽管杨衢云参加了策划工作，但孙中山却劝他留在香港，等待接收当地商人的援助）。起义过程中，由于补给接济不上，郑士良只得在起义开始两周后将部队解散，他本人也在同一年死于香港。次年，杨衢云也被清廷特务盯上，1901年1月10日，被枪杀于自己在香港的教室内。

　　1900年，既是一段历史的终点，也是一段历史的起点。自1900年之后，越来越多的人投身于排满革命当中，直到最后武昌城楼上的一声枪响，推翻了二百余年的满清王朝。但从1895年到1900年这五年间，孙中山与杨衢云的革命活动却基本限制在广东一省之内，参与革命的人多是广东和海外的职员、苦力以及秘密会社成员，革命的成果极其有限。然而，经历了两次起义之后，孙中山终于从一位“革命小将”转变成为革命派的领袖人物，他所获得的威望与权力足以让他将各地分散的革命团体团结起来，组成一个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