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勋与英才：黄兴和他的学生宁调元(2)

　　加入同盟会以来，黄兴、宁调元一心为革命，真正做到了不怕苦不怕死，尤其是那愈挫愈奋、屡败屡起的英雄之气概，一扫旧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者的颓风恶习。在革命遭到分裂的严重时刻，他们置国仇于前，身难于后，以天下为重，仗义执言，以正压邪。这种深明大义，维护团结的光明磊落态度，何等可贵。生死为人生一大关头，为了革命，他们却能别母离妻，视死如归，表现了崇高的革命气节和，英勇无畏的献身精神。他们的确是同盟会里毫无私利、私图，不可多得的磊落英雄。

　　“二次革命”的斗士

　　1910年初，出狱不久的宁调元，在清朝辇毂之地、统治严密的北京，主笔《帝国日报》。在短短一年多任期内，他主办过多种栏目，撰写了大量的报道、时评、杂俎，揭露当局种种恶行；猛烈抨击时弊，隐晦而又曲折地宣传革命。尤其是他的小品、杂文，有的百来字，有的三言两语，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宛如匕首，战斗性极强。如写鲁智深大闹五台山时，曾经高叫：“秃驴们，不放洒家入寺时，山门外讨火来烧了这个鸟寺”之后，评论道：“东西各国大英雄，凡侣言救国者，须要体会得此”。这正是他借鲁和尚之口号召人们用武力推翻清政府统治的画龙点睛之笔！对于清政府为其封建僵尸装点民主花色的新政与立宪，他更是不遗余力进行鞭笞与揭露。他写道：今日中国，宪政不新不旧，咨议局若有若无，学堂非驴非马，新刑律不香不臭。变法十年，没有一件不可以令人喷饭。他抨击这种新政与立宪“无一不是梦，无一不是假”，目的在打消人民的“排满之心”，“所以自利，而非利人也”。为此，清御史胡思敬以肆意讥讽，蔑侮大臣，对朝廷体制大有不敬之罪名，参劾《帝国日报》。要求立即封闭报馆，捉拿主笔。京都审判厅则制造口实，传讯报纸发行人并处以罚款。精通法学、新闻学的宁调元利用清政府新颁的刑律、报律反控审判厅“紊乱律章”。并以无可驳辩的事实与堂堂正义，与其对簿于法庭，见请予报端，终于使其败诉。他的正义与才能大为新闻界同行所敬服，被报业公会委派赴日考察。不久，武昌首义成功，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同盟会人暂时掌权，宁调元欢欣鼓舞，出任谭延闽的秘书和驻沪特派员，后又委派为广东三佛铁路总办。

　　他以记者特有的敏感和作家的洞察力，从唐绍仪倒台，陆征祥组阁，张振武、方维血案，军民分治和江西扣械等事件中．已窥察到袁世凯独裁、专制和行将帝制自为的野心。他对国民党的软弱、妥阱、分裂十分忧伤。国会改选后，他并不反对宋教仁以政党内阁来限制袁世凯。但他更积极倡导建立东南诸省都督联盟以武力应变。为此，他曾致书谭延闿，电告胡汉民，走访李烈钧、柏文蔚、陈其美，不是碰了橡皮钉，就是被斥为“妄人妄语”，和者很寡。接着，宋教仁被暗杀，这是袁世凯决心用武力消灭南方国民党的讯号。接二连三的是善后大借款，军事动员令，大组进步党，控制国会。当袁世凯步步逼进，威胁南方革命党时，宁调元多次面陈孙、黄，请求武力抗袁。孙中山、李烈钧等虽积极支持，黄兴、谭延闿等却因“南方武力不足恃，苟或发难必致大局糜烂”，而主张“稍缓用兵，以观其变”。

　　6月上旬，李烈钧、胡汉民被罢免，国民党人任都督的地方实权受剥夺，内战已到了一触即发的紧急关头。是继续隐忍待时，还是调兵遣将背水一战？黄兴为形势所迫，开始在沪组织机关。自己“总其军事力，派“宁任秘书长”。师生俩才又通力合作，着手武装反袁部署。他们一致把行动方向“首先定在湖北”。谙熟军事的黄兴，深知湖北乃南北交通枢纽，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若落入敌手，北军南下，可径驱湘、粤；东进则直捣赣、皖。如据为已有，鄂、湘、豫可联成一片以拒北军，并确保赣、皖无恙。宁调元认为：湖北为“今日用兵，在所必争”之地。 他们十分清醒地认识到；湖北当时的状况已到了非动武不可的地步了。首义以来，由于革命党人的软弱，始终没能控制住对政局有重大影响的湖北省。相反，袁世凯却抢先用重金收买了黎元洪。他们的勾结导致了湖北成为北军南犯的前沿阵地。孙、黄虽曾派员游说，劝说黎元洪进行反袁，至少也要采取中立。岂料黎不为所动，且始终抱定“必力助袁总统”的顽固态度。因此，要武装反袁，必先据有湖北；要控制湖北，必须以武力打倒黎元洪，把反袁和倒黎斗争结合起来。黎元洪不倒，反袁军事行动将成为画饼。黄、宁还不能不考虑到：自黎元洪任都督以来，鄂省革命党人屡遭黎、袁的军事打击与政治分化。虽先后发动多次起义，结果都被黎元洪逐个镇压，致使革命党人力量大损，元气大伤。对付一个黎元洪尚且失败，现在要从袁、黎双重控制的铁幕下夺取湖北，仅靠本地区党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经多次磋商，他们遂制定了“以赣军为第一军，粤军为第二军，湘、鄂、豫联军为第三军，以与苏、皖、闽、浙、川相策应”的战略。

　　部署初定，黄兴即令因改进团起义失败逃亡的詹大悲、季雨霖、熊秉坤、王华国等人急速秘密回鄂；在汉口设立国民党交通部，由蒋翎武、詹大悲任正副部长，作为起义联络机关；又成立《民国日报》馆，进行舆论宣传；还通过谭延闿，由湖南派出邹永戚、王道等十余人，携带巨款在汉口设机关，联络军队，粜结力量，并任邹永成为联军军长。为了协调三省革命党人，加强领导，黄兴着派宁调元、熊樾山“深入虎穴，从容布置，未由推破其势力”。

　　宁调元住进日人开设的富贵旅馆，与詹大悲、季雨霖、邹永成等大批志士协同策划，成立“讨袁临时鄂军机关部”，分军事、联络、调查、会计、文牍等项，分工合作；武汉三镇及交通要道遍设机关，运动军队，联络会党；又多批派人赴河南联络民军，尤其专意白朗起义军。邹永成还以联军长名义委任白朗为联军先锋司令。白朗的代表熊嗣鬻、贾谊来鄂接头时，邹委以担任炸毁黄河大桥，阻止北军南犯的任务。

　　6月下旬，柏文蔚被免职，北军纷纷南下形势非常危急。黄兴密令宁调元等先发制人，打乱袁世凯以湖北为依托攻赣压湘的反革命部署。宁调元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趁黎元洪赴附廓油坊岭检阅新军，城内防务松疏之机，于6月26日夜在三镇同时发难。由南湖驻军进攻起义门，与城内军队汇合后，攻打都督府，占领武昌；岳口的章裕昆则率军顺汉水而下，与城内起义者配合，攻取汉阳；刘家庙、谌家矶一带的驻军进攻汉口。他们自视计划周密，布置稳妥，可望重演两年前光复武汉的壮举。

　　谁知6月23日，黎元洪已从变节分子文仲达供词中得悉情报，次日派兵查封了《民国日报》馆，捕去编辑四人，搜去大批文电布告。起义事泄。激进的詹大悲见机关破坏，同志被捕杀，坚持6月25日晚提前起义，结果被早有防范的敌军逐一镇压。26日宁、熊在富贵旅馆被捕。是夜，詹大悲等仍举火为号，发动起义，终因领导人被捕、大批骨干被杀、机关被破坏而失败，武汉三镇上下交通要口虽先后发生暴动，可惜均被敌人的优势兵力所击溃。这场由黄兴直接领导的、宁调元亲自指挥的、以湖北为中心的三省联合发动的反袁斗争，未及全面爆发就失败了。黎元洪又一次大开杀戒，“日有擒斩，连续不绝”，数百人受戮，上千人在押。黄兴并未因出师未捷而瓦解斗志。继李烈钧的湖口独立之后，7月15日，他在南京就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在誓师讨袁的通电中，他“深悔待时留决之非，幸有急起直追之会”。坚决表示“当即誓师北伐，殄此神奸……伸同胞之义愤，去全国之公敌”。电令南京卫戍团进驻利国驿，一师一部开赴宿迁，八师一旅开赴徐州，配合第三师防堵袁军南下,召开军事会议，举岑春煊为各省讨袁军大元帅；派人持函赴豫，联络白朗共同讨袁；致电上海各西报，揭露袁氏罪行，宣布北京政府已失去宪法效力，力促南方其他省份的独立。由于程德全潜离南京，向袁世凯输诚，讨袁军的一部分为袁所收买，发生内变，造成徐州失守。接着江西湖口被占，李烈钧败退。上海讨袁军又久攻制造局不下。黄兴在饷械不支，声援复绝，三面受敌的危境下，被迫离宁返沪，亡命日本。他作七律抒怀：“东南半壁锁吴中，顿失咽喉罪在躬。……正义未伸输一死，江流石转恨无穷”以泄南京讨袁事败的悲愤。

　　7月5日，被执的宁调元引渡至黎元洪的陆军监狱。他始终不忘革命者的崇高使命与神圣职责，与敌人展开韧性战斗。拒不承认自己为革命党人，谎称被搜获的军事暴动名单、密电码、特别通行证等均为他人之物。敌人又以黎元洪可派他与反袁诸省疏通相诱惑，令其实供。宁调元一再拒招。他多次表示：“生死关头，已于十年前勘破。至此复何所系？”“死生性命，早已听之自然”。赣宁之役失败，革命形势逆转。敌人的屠刀已架上了他的脖子。他带着哀伤与悲凉，仍然在唤醒自己的同志：“见说降幡出石头，已伤离乱更伤秋”，“几时待得乌头白，弱水东流更向西”。他怀着深深遗憾和美好期望写完这首绝笔诗。当袁世凯的处决令下达后，宁调元从容地对狱吏说：“我与老母长别矣”！并请狱卒转告好友刘谦、黎尚雯，“为我取沪、汉行箧，易钱寄归，为此生最后之供养”。言毕昂然赴义，年仅30岁。不论从对袁世凯认识的敏锐性还是实现武力反袁的坚决性来看，他都是革命党人中的佼佼者。黄兴虽一度主张“稍缓用兵”， 但后来全面领导了武力抗袁斗争，不愧为二次革命的斗士。

　　纵观黄、宁相交十年，由于黄兴的启蒙诱导，言传身教，大胆使用，精心培养，使宁调元得以投身于政治、经济、军事、文教等多种领域的斗争，经受了六被追捕、两陷囹圄的严酷考验。成为革命党人毕生坚持反清、反帝、反袁，事功卓着的青年革命家；一位刚毅坚韧，忠贞不二，激进热情，文才武略集子一身的英才。他胸怀爱国志、民族魂；他具有的伟人气，才人笔。他不愧为南社的一面旗帜！他为我们提供了一座可供师效的丰碑！黄兴为革命兴为革命肓才的功勋和宁调元为革命献身的业绩将同载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