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革命第一人”：吴禄贞在昙华林

　　吴禄贞（1880—1911），字绶卿，湖北云梦人。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少时聪敏过人，行侠仗义。1897年入湖北武备学堂。次年官派日本留学，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1900年，参与领导自立军起义。1903年，领导花园山聚会。1910年，任陆军第六镇统制，次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吴禄贞在北方策动响应，被刺身亡。

　　“湖北革命第一人”

　　吴禄贞是湖北最早的革命者之一。

　　吴禄贞年轻时曾学武术，习兵法，对军事有浓厚的兴趣，赴武昌求学时，便选择军事学校——武备学堂。东渡日本后，考入士官学校，学习骑兵专业。与黄兴一样，在日本，吴禄贞受到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走上了背离清政府的革命道路。1898年，孙中山来到日本，从事革命宣传与组织工作。此前，孙中山于1894年冬，在檀香山建立了兴中会，喊出了“振兴中华”的第一声。兴中会是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其成员最初以华侨为主，孙中山到日本时，吸收了部分留学生，来自湖北的吴禄贞、傅慈祥、钮永建（上海人，湖北武备学堂毕业，后考取湖北官派留学生，入日本士官学校）等人便投奔革命。这些人便成为湖北最早的一批革命者。

　　1900年，受兴中会派遣，吴禄贞、傅慈祥回到湖北，联络会党，策动长江中下游各地独立，这就是自立军起义。吴禄贞与唐才常都是领导者。唐才常驻汉口，总统各路军队，吴禄贞、沈翔云驻大通，以为犄角。不料事泄，起义失败，吴禄贞逃亡日本，继续求学。

　　1902年，吴禄贞毕业回国，被委以重任，从事军事教育，培养军事人才。以此为掩护，吴禄贞秘密从事革命，其居住之大朝街寓所就是党人活动之处。1903年，吴禄贞等人又在孙茂森花园的李步青寓所秘密集会。因孙茂森花园位于昙华林花园山，故秘密活动被称为“花园山聚会”。参与者有李书城、耿伯钊、朱和中、李步青、曹亚伯、万声扬等人，多为两湖书院、经心书院的学子。吴禄贞是组织者，也是湖北革命方略的提出者，所以，辛亥元老耿伯钊称其为“湖北革命第一人”，认为，“湖北革命，创始于吴禄贞先生”。

　　湖北革命方略的确立者

　　吴禄贞等人在花园山的活动主要有：第一，进行宣传鼓动。吴禄贞等人翻印革命书刊，散发到军学各界，如《猛回头》、《警世钟》、《黄帝魂》等。为了掩人耳目，他们将书名改为《富言》、《群学肄言》等。他们还通过演讲、放映幻灯等方式，开展宣传活动。第二，发展革命力量。吴禄贞等人派党人到军界、学界发展力量。特别是，吴禄贞利用他在湖北军界、学界中的地位和身份，有计划地将富于革命思想的青年学子选送入伍，打入新军。负责联络军人、学生的人，每星期都要来花园山参加会议，报告情况。

　　花园山聚会的影响很大，在花园山聚会存在的短短的几个月里，湖北革命思潮汹涌澎湃，革命势力日益扩大，外地来汉的革命党人，也都要来此地联系，互通声气。

　　就湖北辛亥革命而言，花园山聚会的意义十分重大。它为湖北革命埋下了革命火种，其后相继建立起来的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日知会、湖北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文学社，在人员、精神、方略等方面是一脉相承。例如，花园山聚会无形消散之后，1904年，其成员曹亚伯、吕大森等在武昌多宝寺成立科学补习所，而1905年建立的日知会，其组织者也是科学补习所成员吕大森、曹亚伯、张难先、胡瑛等人。因此，花园山聚会可谓湖北革命之根。尤其值得大书特书的是，花园山聚会为湖北革命制定了正确的方略。

　　湖北成为首义之区绝非偶然，与其正确的革命方略有着直接的关系。其革命方略，主要是在依靠力量上，以军学两界志士为主，而非以会党为主。在花园山聚会时，吴禄贞就确定了这一方略。这个方略的确立，显然是吸收了1900年自立军勤王起义失败的教训。散漫性是会党鲜明的特点，也是革命团体领导其参加革命面临的主要困难，在庚子之役中，此缺点暴露无遗。作为庚子之役中重要的领导成员，吴禄贞等在失败中“获三大教训：即一、不能专靠会党作主力，二、组织要严密，决不能取便一时，以容纳异党，三、绝对从士兵学生痛下功夫。而不与文武官员为缘。”

　　这个方略经过了充分酝酿，最终才得以确定下来。据当事人朱和中回忆：在革命方略上，党人有过很大的争论，由于吴禄贞极力坚持，方略获得通过。吴禄贞还要求：革命党人应不事张扬，脚踏实地。这又逐步形成湖北党人埋头苦干的作风。对革命方略，前后相继的湖北革命各团体基本上一以贯之。虽然，清廷湖北当局对花园山聚会人员分而化之，将吴禄贞调往外地，将朱和中等人派往欧洲、日本留学，使得花园山聚会无形解散，但湖北革命党人始终坚持既定方略，在军学两界，尤其是新军中，培植革命力量，最终一举成功。吴禄贞这位“湖北革命第一人”功不可没。

　　1904年，吕大森、胡瑛、张难先等人建立科学补习所，继续从事革命。吴禄贞赴北京前，积极参与谋划，并捐银数十两，作为开办经费。花园山聚会虽然解散，吴禄贞被迫赴北京，但革命事业则得以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