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与辛亥革命

　　章太炎先生是一位大学者，是20世纪屈指可数的国学大师之一。今年适逢太炎逝世80周年，人们从“国学大师”的角度来纪念他，自有意义。但似乎忘了，他不是书斋中的学者，而是一位“有学问的革命家”。作为弟子，鲁迅先生在太炎去世后曾总结说：“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学术史上还要大”，“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革命和学术，对章太炎来说如剑之双刃，讲国学不讲革命，有失于完整。今年又值辛亥革命105周年，聊以章太炎与辛亥革命的关系，谈一点看法。

　　第一，章太炎对于辛亥革命的贡献在哪里？或者说，他在这场革命中的位置和特色是什么？

　　辛亥革命是与孙中山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革命”一词在中国人心目中代表了正面价值，代表了一种毋需论证的合理性。但在1903年以前，无论“革命”，还是革命者，并不被人理解。在普通百姓心目中，革命者被等同于乱臣贼子、绿林大盗，在清政府官方文书中，孙文的“文”字被写作“汶”，意为洪水猛兽。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曾回忆说：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后，“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中国人接受革命观念，是章太炎、邹容、章士钊和陈天华等先进人士深入启蒙的结果。其中，以章太炎贡献为大。

　　1903年，革命者的形象发生了实质性转变。身历其事的章士钊回忆：“壬寅、癸卯间，初承拳乱，士风丕变，新党麇集上海，昌言革命，以吾家太炎先生为之魁。”章太炎通过《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革命军序》等一系列文章，以及在“苏报案”中的表现，就革命的正义性向世人作了淋漓尽致的阐述。孙中山《革命运动概要》说：“邹容之《革命军》、章太炎之《驳康有为书》尤一时传诵。同时国内外出版物为革命之鼓吹者，指不胜屈，人心士气，于以丕变。”值得注意的是，章太炎是有学问的革命家，行文古奥深邃，是不是就影响宣传效果呢？事实是，这种古奥的文字对于当时的读书人来说，颇具宣传力和说服力。柳亚子曾指出：“《驳康书》文章古奥，议论深厚渊懿，利于承学文士；《革命军》则痛快犀利，而宗旨非常正大，便于通俗。”一雅一俗，相辅相成，唤醒了国人的革命意识。章太炎以文章和行动，改变了人们此前对革命的模糊认识甚至错误看法。1906年章太炎出狱，东渡日本，主持《民报》，与改良派展开论战，进一步扩大了革命宣传的力度。可以说，章太炎对于辛亥革命的最大贡献和特色就在于革命思想的启蒙。

　　顺便指出，不少人以五四时期“民主”和“科学”为标准，来界定启蒙，认为章太炎主要讲“排满革命”，讲民族革命，称不上是启蒙思想家。我认为，对于中国而言，孙中山所提出的“三民主义”，每一项都是启蒙的重要内容。与西方启蒙运动从宗教束缚下求解放不同，中国人面临的不仅仅是要从纲常名教禁锢中解放出来。中国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摆脱半殖民地境况，实现民族独立。民族革命与启蒙运动具有统一性。因为，遵照现代民族主义的自治理论，主权在民是其前提，“民享”“民治”是其题中应有之义。也就是说，民族独立不是把外国人赶走了就算完事，现代民族国家是以国民为主体，而非以王朝为主体。章太炎的民族革命思想含有狭隘的成分，但他也明确说过：“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排满者，排其皇室也，排其官吏也，排其士卒也。”“贵政府一时倾覆，君等满族，亦是中国人民，农商之业，任所欲为，选举之权，一切平等”。这显然不是旧式的华夷之辨，而是现代启蒙思想和民族平等观念。民族觉醒是中国式启蒙的要义之一，就此而言，章太炎无疑是民族革命的启蒙家。

　　实际上，辛亥革命前后，时人已对章太炎的贡献予以了高度重视。1911年11月16日，槟榔屿《光华日报》刊发《文字功》一文，高度评价说：“今日革命军赫赫之功，亦当推源于文字”，而文字之功，以章太炎为第一。

　　第二，章太炎何以能在辛亥革命中取得如此重大影响？原因何在？

　　概括地说，这源自中国文化对章太炎的熏陶。这可从两方面来理解。

　　一是国学修养。五四以来，有些人视“国粹”为“国渣”，中国的传统文化变成了被革命的对象。于是，章太炎研究国学被看作偏离了革命方向，受到指责。近些年来，所谓的“国学热”兴起，人们又只讲章太炎的国学成就而讳言与革命的关联。客观地说，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是把双刃剑，从主要方面看，章太炎的国学非但不构成其革命思想的障碍，反而可以大胆地说，国学修养大大深化了其革命宣传的力度。

　　康有为等利用今文经学宣传变法、保皇。章太炎是著名的古文经学大师，他以古文对今文，以革命对改良，针锋相对，增强了宣传效果。1901年夏，梁启超发表《中国积弱溯源论》，宣扬保皇主张，为光绪皇帝辩护。同年8月，章太炎在《国民报》发表《正仇满论》，就梁的说法逐一予以驳斥。有学者认为，该文是中国近代史上革命与改良针锋相对地展开斗争的第一篇论文。两年后，章太炎又公开发表了近代史上第一篇系统驳斥康有为保皇主张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这些文章都含有经学方面的专门知识。

　　也正是由于章太炎深邃于国学，对中国历史有独到的认识，所以在面对以西学见长的严复等人非难民族革命时，能博引史实，予以有力还击。这从《〈社会通诠〉商兑》一文可见一斑。1903年，严复译就英人甄克思(Edward Jenks,1961-1939)所著《社会通诠》。严复在序文和按语中，以甄氏提出的图腾社会、宗法社会和军国社会为人类社会通例，以“排满”属宗法社会之事，反对民族主义。1907年，章太炎著文予以商兑，对严复等人惟西方学说是瞻的做法提出强烈批评。他指出，《社会通诠》乃甄氏根据欧美历史经验而总结出来的规则，严复对中国历史缺乏认识，“观其所译泰西群籍，于中国事状有毫毛之合者，则矜喜不已；乃若彼方孤证，于中土或有抵牾，则不敢容喙焉”。章太炎认为，民族主义之是否适合中国，当以中国历史为准，而不能以所谓的公例条例为断，甄氏所论不合中国实际。尽管此前已有革命党人就严复的观点予以批驳，但以章太炎此文鞭辟入里，最有说服力。

　　辛亥革命时期，章太炎不忘提倡国学，实际上，他是把国学研究和讲演视作了文化战场。1906年，他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中，直接把国学作为培养民族主义情感不可替代的方法。他认为：只要晓得历史，“就是全无心肝的人，那爱国爱种的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遏抑的”，必能起来排满革命。即便《民报》封禁后，他退处讲学，也并非像有人指责的那样是脱离革命。他的弟子黄侃曾明确指出：章太炎认为，如果国不幸衰亡，只要学术不绝，国家就有复兴的希望。这是他讲学的最大动力。

　　在近代，由于经学与政治存在着复杂的瓜葛，像康有为等既主张改良又宗奉今文经学，因此，要彻底推翻他的改良理论，就必须从学术与政治两方面双管齐下。章太炎以“有学问的革命家”现身，援经论政，虽有局限，但由于是针锋相对，影响力自然超出了一般革命家的水平。可见，宣讲国学与提倡革命在章太炎那里并不冲突，国学甚至成为他宣传革命、启迪民众的利器。

　　二是士人精神。中国文化最讲究气节和风骨。章太炎在革命宣传和思想启蒙方面之所以贡献巨大，成绩超人，除源于深湛的国学素养，还在于他身体力行，表现出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和士人精神。身教胜过言传，他在“苏报案”和“民报案”中的表现极大地为革命赢得了声誉和人心。

　　“苏报案”中，章、邹二人的被捕及审讯，宣传了革命者的形象，壮大了革命的声势。思想保守的孙宝瑄听说章太炎在审讯中的陈词后，不禁动容，在日记中写道：“今章炳麟以一人与一政府为敌，且能任意侮辱之，使不复得伸眉吐气，炳麟虽败亦豪哉！”《国民日日报》称颂说：“壮哉奇男子，支那第一人。危言不怕死，感世斯至深。肝胆照天下，头颅值万金。同胞四百兆，应体此公心。”上海的英文《字林西报》以《革命魂》为题发表评论：“《苏报》诸君子，发为议论，著于报端，而千万人观之，则其舆论之表同情者，极不乏人。使以《苏报》诸人加以极刑，是适令中国之有志者愤激而图举义也。”

　　确如有学者所说：“章炳麟、邹容的著作当然很重要，但是如果没有《苏报》案，影响将不会那么大。事件本身给人们带来的精神冲击和思想解放，至少不下于著作本身。”

　　章太炎主编《民报》，情况更为复杂。他不仅要克服经济方面的困难，还要面对来自革命阵营内部的冲突，特别是清政府和日本政府的迫害。但困难和挫折并没有让他低头。章太炎敢于为革命献身的精神和不屈不挠的革命意志，绝不亚于血洒战场的勇士。章太炎的学者品格和士人精神，既是他宣传革命的内容的动力，也是他的革命宣传能够赢得社会信任的重要原因。

　　鲁迅先生说：“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世的楷模。”综观章太炎一生，思想、学问、气节与革命，在他那里是紧密联系的统一体。太炎先生不仅是国学大师，还是“有学问的革命家”。在此“国学热”的时代，他的革命精神，同样值得重温。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