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革命”中的章士钊

　　1913年最重要的事，要算孙中山、黄兴领导的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了。章士钊在这一年也几乎与这场革命休戚相关。

　　一、羁旅北京,不为袁世凯所用

　　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当上了临时大总统，黄兴襄助一切。 本来，孙中山早在伦敦时，曾许诺章士钊为总统府秘书长，由于回国太迟，也因其他原因，当章回到国内时，秘书长一职已由胡汉民担任。章感到没有什么适合他的职位，也不愿意担任其他职务。黄兴因为大多部长没有到任，要章任选其一。章则答曰：“否否，吾有铁饭碗在，公何忘耶？”黄兴本身就是个无争的人，他很快就明了章士钊的意思。于是，章士钊这个无党派人士担负起了党报《民立报》的主笔。终因勇于代民立言，与当时多数党员意见相左，很快又辞去了职务。

　　由于辛亥革命领导者，尤其是以黄兴为代表的“无争”精神，胜利的果实很快为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所篡夺。章士钊辞去《民立报》主笔后，与扬州王无生创刊《独立周报》。当得知王暗中接受袁世凯津贴后，便失去了写作的兴趣，没办几期就停刊了。正好黄兴在孙中山之后，也受到袁世凯之邀赴京，黄便央章同行。章则说：“君且不免为曳尾龟也，独不畏尾大不掉乎”相与一笑而罢。

　　这次黄兴到北京受到袁世凯非常隆重的接待。途中，发布了黄兴为陆军上将的命令，并派国务员多人到天津迎接。在盛大的欢迎宴会后，袁世凯夸奖：“黄克强人甚笃实。”黄兴也称赞袁“大总统实为今日第一人物，深致倾服。”通过几次会谈后，孙黄与袁世凯达成了八大纲领，即：一、立国取统一制度；二、主持是非善恶之真公道，以正民俗；三、暂时收束武备，先储备海陆军人才；四、开放门户，输入外资，兴办铁路、矿山，建置钢铁厂，以厚民生；五、提倡资助国民实业，先着手于农林工商；六、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其余斟酌各省情形，兼采地方分权主义；七、迅速整理财政；八、调和党见，维持秩序，为承认之根本。①

　　黄兴到京不久，章士钊由于受到国民党人的怀疑与诽谤，加上也想到北方看看，终于于1912年年末到了北京。一个月后，章士钊以《箴北京》一文报告在北京的见闻与感受。他说:“北京者上都也，文物声名，此邦为甚，政家学子，辄大呼而成群,记者行能一无可取,亦何敢亡之妄有论列?惟怵于国本之危,政象之恶,有不得不垂滋为诸君告者,庶几察之也。……吾今日不幸而有必社会矣，欲救亡者，当先从社会着手，政治问题犹其为后也。夫著手之道维何？则亦曰痛除浮浪之习，力戒苟偷之行,黾勉好学,孳孳为善,以富其学识,以强其能力已矣。”②

　　配合当时的政治需求，他也先后在报刊上发表了几篇谈论宪政的文章。后来，章士钊又在回忆文章中详细谈到了当时的情况。原来袁世凯当上总统后，欲借宪法以达到称帝的目的。知道章士钊精通宪法，又不得志于国民党，便由孙毓筠介绍来见。袁对章士钊“礼意稠叠，计无不从，欲总长，总长之；欲公使，公使之；舍馆广狭惟择，财计支用无限；所责于钊者，亦《宪法》为之‘当家’而已。”袁世凯也任命章士钊为北京大学校长，他也辞而不就。由于袁与章士钊妻子吴弱男祖父、父亲的关系，便认为可以托付大事，促膝深谈，将谋为帝制等事全部告之。章士钊感到窘迫而又害怕。

　　宋教仁被杀害后，袁世凯当着章士钊的面说宋为黄兴所杀，诬蔑黄、宋争国务总理，两派大决裂等等。章士钊对此非常气愤。第二天，章士钊连行李、仆从都没带，一个人跑回了上海。

　　二、参加“二次革命”

　　孙中山、黄兴虽然受到了隆重的接待，孙中山得到了袁世凯空头的筹办全国铁路全权，黄兴也被授予陆军上将衔，但面对袁世凯的专制以及对革命者的镇压，在宋教仁被杀后，孙、黄等志士仁人又拿起了反抗的武器，发动了“二次革命”。章士钊一到上海，就访问黄兴。黄兴正准备举兵南京，开展讨袁战争。3月，章士钊受孙中山、黄兴委派，做岑春煊工作，利用龙济光、陆荣廷的力量参加反袁战争。章士钊是谈判高手，一谈便成功。他后来不无得意地说：“吾与西林纵谈天下事，语无不合。”5月20日，黄兴在给章的信中说：“日来鄂对赣甚形逼迫，恐决裂在即。公等在彼，想必有善法以维持之。特请陶弟前来面陈一切，祈示之为幸。何日能归？盼极。岑、李、章诸公前代致意。” ③接着，他又与章太炎先后到武昌，游说黎元洪。章士钊指出袁世凯有称帝野心时，黎大不以为然，说他“敢以百口保之” ，这次游说没有成功。

　　7月，黄兴任命章为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部秘书长，随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黄兴赴南京举事。也就在这时，章士钊代黄兴起草了影响很大的《讨袁通电》。文中说：

　　近北军又复轻军袭沪，入据各厂，闻风之下，惊骇莫名。自宋案发生，继以私借外款，袁世凯之阴谋一旦尽露，国民骇痛，理有固然。兴当时悲愤之余，偶电中央，婉词切责。湘、赣、皖、粤四督坦怀论列，亦本忠爱民国之心。乃世凱遽有异图，日作战备。当时世凱罪状既彰，岂难申讨。徒以天下甫定，外患方殷，阋墙之戒,乃所宜守,爰蕺可用之徐俟元凶之悟。……兴之本志，惟在讨袁，民贼一去,兴即解甲归农,国中政事悉让贤者,如存权利之想,神明殛之.临电涕泣,伏维矜鉴。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黄兴。

　　“通电”义正词严，极大地鼓舞了讨袁军的士气。多年后，章士钊看到唐生智录黄兴讨袁通电后说：“此赫然吾之手笔也。50年后，犹能动人心弦，勤勤记录，则当时言非外烁，黄先生有其本来，可想而知。”④

　　讨袁军一度给北洋军以沉重打击。但由于力量的悬殊，民众也不理解这次革命，这场战争很快就失败了。

　　三、流亡海外,弥补孙黄矛盾

　　“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对孙中山、黄兴扣上乱党的罪名进行通辑，革命志士不得不逃往海外。十之八七，麇集东京。对这场革命的失败，孙中山要追究这次军事原因，认为是军令不统一，党员不听党魁号令。于是成立了中华革命党，要求党员以打手模的形式表示服从。同时，认为失败的责任主要在黄兴。孙、黄矛盾表面化。黄兴明知事非如此，但他不想辩解，只好离开江户，后来又远走美国，以淡化矛盾。这一阶段，章士钊与黄兴往来密切，做了大量弥补孙黄矛盾的工作 。日本友人宫崎寅藏这年9月17日“以后几乎连日访孙、黄，调和两者之间的矛盾”⑤。

　　这年10月6日，黄兴致函章士钊，让他代觅寓所。10月9日函介易象。26日，黄兴又致函章，告之近日行止。11月1日、16日又致函章，并送上葙根的橘子数十个以。12月末再次写信，告以杨昌济被害事不确。

　　同时，章士钊多次拜访孙中山。一次，章士钊与周孝怀去拜访孙中山。孙叹息说：“吾革命不成，因君不肯相助。”并说，“行严左挈岑西林，右携黄克强，二力见辅吾何功不成。”章士钊答曰：“公何言之易也！西林吾新相识，孝怀则旧主宾，性习盖深知之。此公岂容易听人指挥者？夫彼为逊清遗老，原与吾党无瓜葛谊，一旦强之濡迹，相率亡命，吾党不仅无一语相慰，且骂之为官僚，排之不令预事，吾有何面目，更为耳语，使趋事公？至克强与公共事尔久，忠心耿耿，人无间言，今虽稍有痕迹，然吾敢卷第期。保公有命令，彼无不从，何得有人从中牵曳为？”⑥

　　在孙、黄之间出现意见分歧后，其他人也出面做了工作。后来，黄兴一派军人大多很快与孙中山走到了一起。就是孙中山一边的人，也非常注意团结。胡汉民在筹办党刊《民国》杂志时，再三要求章士钊协助，但章坚辞不就。章认为，胡汉民拉他编杂志，“可见孙派自孤，谋党内外大团结”。可能是章与黄性情一致，关系又非常密切，他才说出这样的话。所以，当他办起《甲寅》杂志后，引来了各种非议。后来，黄兴回到了国内，与孙中山团结一道反对袁世凯。章士钊虽然参与了这一重大活动，但始终没有加入国民党。黄兴去世前，曾要章从岑西林的日本久原借款中分一部分作为革命经费，章认为岑的经费已用得差不多了，商之必然不成，反而让桂系军人蔑视而予以拒绝。不久，黄兴去世，章深感愧对良友，非常自责。 　

　　（作者单位：湖南商学院） 　　

　　注释:

　　①《民立报》1912年10月1日

　　②章士钊《章士钊全集》第2卷,第724-726页，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

　　③上海《时报》1913年5月24日

　　④毛注青《黄兴年谱长编》，第242-243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⑤《宫崎滔天全集》第5卷，第708页。引自毛注青《黄兴年谱长编》，第242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⑥章士钊《章士钊全集》第8卷《与黄克强相交始末》，第319、320-321页，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