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难先的出仕与归隐
辛亥革命网 2017-05-09 09:23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张泽新 查看:
与无数中国古代文人一样,张难先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服膺儒学,胸怀“治国齐家平天下”的理想,希望凭借自己的努力,跻身仕途,既光宗耀祖,又兼济天下,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他的一生,时常受到出仕与归隐的困扰。但令人称道的是,他始终坚守道义,以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为终身奋斗目标,不屈权势,看淡官场的得意与失意。
“学而优则仕”,是自隋朝开科取士以来读书人的最佳出路。可身处晚清时期的张难先非常反感八股文,认为读书应主要吸取中华文化的精髓,懂得做人的基本礼节和处世道理,所以,他虽奉兄之命,走进了科举考场,但厌恶考生争抢座位、考试作弊等种种丑态,愤而退出考场,回家作了一副对联:“欲乘长风破万里浪,懒与俗士论八股文”,以明心志。27岁时,家中颗粒无存,眼见年关难过,张难先去宜昌摆摊“书春”(即为人写春联,也代笔为人写挽幛等)。遇到一位四川邬姓富商,见张难先气宇不凡,论字是正草隶篆,神采飞扬;论文是清新流畅,典雅脱俗,便主动与之交友,临别前还提出为张难先出资捐官,被他婉言谢绝。
当然,张难先不是不想出仕当官,他也希望通过从政来实现振兴中华、国强民富、不受外侮的政治抱负,只不过他做官的目的有别于其他文人追求功名利禄、享受荣华富贵的短浅目光。1912年,武昌首义成功后,一道革命的同志们有的当了知县、知府,有的当了都统、协统、司令。唯独他不求这些官职。他的同乡好友、辛亥首义同志朱舜钦等都进入了北洋政府供职,他却誓死不与军阀朽吏为伍,辞去了军政府秘书、招讨军顾问职务。1913年,时年39岁的张难先,回乡在中革岭买了二十多亩田。中革岭是当时新挽堤围垸的“淤洲田”,价钱便宜,但易淹水。张难先打算一边搞养殖种植,一边读书充实自己。次年,不料蝗虫肆虐,造成颗粒无收,致使全家生活无着。无奈之下,他只得应省立模范小学王知生校长的聘请,到武昌去教书。
1915年,张难先听说袁世凯正酝酿称帝,便辞职赴京,想作一番实地了解。正逢“筹安会”成立,见成员中有官僚气十足的胡瑛,便气极回乡。年底,湖北同志曾邀张难先赴武昌商议倒袁。而袁世凯深知武昌乃革命源生地,特派亲信王占元为湖北督军,以武力严密镇守,张难先终因发动倒袁运动十分困难而回乡。
自1912年回乡到1923年去广东的十年中,张难先多次去武昌,两度上北京,去过上海和广州。在这一阶段,热切爱国又苦无救国良策,张难先的心情非常复杂:时而为革命成果落入窃国大盗之手而忧,时而为军阀混战而忧,时而为倒袁护法运动有所转机而喜。张难先见革命牢友吴贡三辞掉官职回家办学,辛亥首义同志殷子恒到汉口圣公会教堂受洗而专心宗教,他本人也曾身穿僧袍照相,虽无遁入空门之真心,却有愤世嫉俗之实情。回到老家接阳,在自己曾闭门苦读的祠堂前,见其非常破旧时,竟驻足良久,若有所思。族人们集资推他设计整修祠堂后,他除在祠堂里面画有表现孝敬父母、报答养育之恩的《鸦雀反哺》等壁画外,还特地画了一幅《劲松怪石图》,并题上“恩仇报尽寻黄石,戎马归来慕赤松”,以表达自己退隐归田之意。
张难先对国家、对命运的心态总是在希望与悲观之间,并且痛苦地面对“归隐”与“进取”的严峻选择。1927年,张难先任广东省政府委员兼土地厅长,知此事非多事之秋所能办,因而辞去该职。1929年,全国有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桂(李宗仁、白崇禧)四大军阀。他们在战胜旧军阀张作霖之前,曾有过暂时的“统一”,战胜张作霖之后,这种“统一”很快就破裂了。蒋介石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军阀,掌握着南京的中央政权。冯、阎、桂各派军阀,对蒋介石消灭异己,早存戒心。他们各据一方,与蒋介石分庭抗礼。特别是当时控制着两湖、两广地盘的桂系军阀,名义上服从南京中央政府,实际上却自行其政。因此为蒋介石所忌恨。蒋桂战争终于爆发。当时任湖北财政厅长的张难先,对于蒋、桂等各派军阀的混战,持反对态度。他认为:多年的战争,使人民吃尽了苦头。在打倒张作霖之后,中国不应该再有战祸。应该按照孙中山先生的主张,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实行耕者有其田,发展工农业生产,努力改善民生条件,从而达到国强民富之目的。而任何新的战乱,都是和全国人民的愿望相违背的。因此他坚决反对新军阀混战,尤其反对发生在湖北的蒋桂战争。1929年3月,蒋介石借国民党武汉政治分会,撤免湖南省主席鲁涤平职务为由,以中央之名义,发动了预谋已久的对桂系军阀之战。蒋介石大军压境,并施以分化瓦解手段,促使桂军夏威部属倒戈助蒋,结果桂军不战而退。蒋介石便轻而易举地控制了湖北和湖南大部分地盘。蒋、桂战争爆发,张难先十分气愤。他与当时任湖北省建设厅长的石瑛等人商议,决定辞去财政厅长职务,以示抗议。蒋介石到武汉后,为稳住湖北政局,派人四处寻找张难先请他复职。张难先公然拒绝复职。接着,蒋介石再派人劝张复职,并用威胁的口吻说:“你不顺主席意,恐不测!”张难先不怕恐吓,理直气壮地对蒋介石的代表说:“若因案传我,公文何时到,我何时往。复职有关羞耻问题,虽系颈不往也!”坚决拒绝蒋介石多次要他复职的命令。1930年,张难先五次力辞浙江省主席职务,没有得到蒋介石的批准才不得不赴任。
1932年6月,蒋介石发动了第四次“围剿”。在强敌面前,红二军团被迫撤出洪湖根据地。当中共红二军团撤出根据地时,国民党“围剿军”徐源泉部在监利、石首等地逮捕了段德昌妻儿亲属十二人。徐源泉急电蒋介石,说他们逮住了贺龙儿、妻等人。时称“龙子”事件。蒋介石接到徐源泉的报告后,如获至宝,将“龙子”一案交时任国民党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党政委员会委员兼监察处主任的张难先审理,并下令迅速处斩。段德昌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建人之一,也是红六军主要领导人之一。段德昌同志的家眷被捕后,中共地下党积极设法营救,并给张难先打招呼,希望他保证段德昌同志全家大小的安全。张难先接到中共地下党来信后,回忆自己与中共同志在国共合作北伐战争时期,“相处甚欢”的生动情景,一幕幕重新展现在眼前。北伐战争为什么获得成功?是因为得到了中国共产党这“一支生力军”的全力支持。北伐成功后不久,为什么将成长的生气勃勃的国家又将糟乱了?“是由于蒋介石排斥共产党,以致国共分家,并屠杀共产党人”所造成的。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他虽先后担任过国民党政府各种职务,但正如他自己说的“皆非吾心之所欲,聊复尔尔而已”。回忆过去,他接受了中共地下党的要求,决心设法营救段德昌家眷脱险。张难先初审“龙子”案件后,向蒋介石报告说:“这是大大怪事,徐所报为贺龙家属者,这些人无一个承认他姓贺,都认为他姓段。”蒋介石听了张难先的报告,惊诧地对张说:“徐源泉、杨永泰都是极端负责的,说他们是贺龙的家属,你不要随便!”张难先镇定的回答说:“最重要的案件,我万不敢随便,我尤其不敢随声附和,以欺瞒总司令,这是该犯等人的口供,都是他们亲笔画了押的,请总司令赐览。”蒋介石仍令张难先进行突击审理。张难先继续用明拖暗抗的办法对付蒋介石,同时又小心防备心狠手毒的徐源泉、杨永泰一伙的暗算。他把“龙子”从狱中接出来,安排在自己的办公室,派专人保护。一天,张难先外出归来,看见“龙子”在哭泣。原来是“龙子”在办公室唱革命歌曲,挨了随从人员的骂,于是张难先把“龙子”带到自己家里,托妻照管。他把“龙子”当成自己亲生孙儿,在审讯过程中还送他去上学。并以提审“犯人”名义,带“龙子”探监,让“龙子”去看望其母亲和亲人。数月后,蒋介石再次要张难先报告审理“龙子”案件情况。张又照以前的报告重复一遍。蒋介石声色俱厉地当面质问张难先:“你搞了几个月,怎么还没有审清楚?他真的不是贺龙的儿子吗?你要负责的!”张难先坚定地回答:“我找不出根据来,我是不敢乱说的。他不是贺龙的儿子,我完全可以负责。”蒋介石见张难先的态度镇定自若,也无话可说。最后,蒋问张:“你看这案怎么办呢?”张答:“都是乡下人,杀之何益?不如解回原籍,交地方约束可矣。”蒋介石只好同意张难先的审理意见。“龙子”案件审理结束,张难先亲自到汉阳监狱释放了段德昌全家。张还资助段妻生活费一百元,并派十名便衣卫兵护送回籍,使段德昌亲属十二人逃出了虎口。张难先还亲手释放了其他一些被捕红军战士和人民群众。徐源泉、杨永泰见张难先如此了结此案,怀恨在心,对张进行排斥、打击、陷害。不久,张难先便“挂冠而逃”,隐居不出。
张难先的才华令佞臣权贵嫉妒诋毁,其傲岸耿介也让蒋介石吃不消,尽管他也想在纷繁芜杂的政局中保护自己,但依然不改刚正不阿的秉性和大丈夫的本色。在第四次“围剿”中,蒋介石更加强了对人民的搜刮。为了扩充内战经费,他把魔爪伸向湖北人民修建江河堤坝的钱粮附加款。湖北堤款是广大人民节衣缩食、勒紧裤带积攒起来的血汗钱,任何鲸吞或挪用都是犯罪。张难先为保护堤款,曾与贪官污吏进行过多次斗争。1932年,他在湖北任职时曾亲自审理判处了贪污堤款首犯刘文荩死刑。现在蒋介石为了把堤款弄到手,指使其爪牙“剿匪”总司令部党政委员会秘书长杨永泰出面,妄图逼迫张难先同意提走堤款。张难先仗义执言,坚决反对。杨永泰依仗蒋介石的淫威,再次强迫张难先说:“这是总司令的命令!同意,要提,不同意,也要提。”张难先仍然不吃杨永泰的那一套,正告杨永泰:“不要拿总司令压人!”并指出:你要做湖北千千万万人民的子孙,就不要提款!要做总司令的子孙,你就把款提走!杨永泰理屈词穷,只好悻悻而去。狡黠的蒋介石见杨永泰斗不过张难先,便亲自出马,下令成立湖北堤款清理移交委员会,并任命张难先为清理移交委员会主任。蒋介石这一招极为狠毒。摆在张难先面前有两种选择:要么接受蒋介石的任命,把堤款上拨“中央”;要么坚决抗拒蒋介石的命令。选择前者,不但没有风险,还可以加官晋级;如果选择后者,就有被撤职、甚至坐牢的危险。在此荣辱关头,张难先无所畏惧,说:“如此不利桑梓之事,若因一宦为之,吾子孙尚能解于鄂人乎!”于是他横下一条心,不到任,不清理,不移交,并断然辞去其他职务。张难先抗拒蒋介石的命令,勇敢地维护了湖北人民的利益。
1940年,张难先见当时省政府秘书长柳克述欺上瞒下,劳民伤财大修其路,就与石瑛一同愤然辞去了湖北省政府委员。1948年,张难先已走向人民一边,先辞谢了邵力子推荐他为某委员,后又断然辞去蒋介石所聘的国策顾问之职务。
没有了功名,没有了富贵,甚至没有了生活的稳定……留给张难先的,只有一颗不死的心。对四季的更迭变换和盛衰浮沉的人世运转纠缠牵挂,对不断逝去的生命深情依恋。在这样的体验中,他享尽了世间的充盈,也感受到了无物永驻的虚无:“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人生不满百,长怀千岁忧”、“人生无根蒂,飘若陌上尘”……这是作为一个人,对于转瞬即逝的生命最终意义的忧虑,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 “终极关怀”。有了这样的生存体验,他的视野不断拓宽,一切都在更大的背景下被重新审视,生命因此变得更加充实。这样的人生体验,对失意的张难先产生一股源自根基的支撑力量,给予他对纷纭喧嚣的繁华说“不”的勇气。
在民国官场,张难先始终抱着“只要做事,不要做官”的原则,把官责看得很重。他认为,当官就要为国家、民族和人民做一些有益有用的事。所以,他在琼崖为官敢于清匪除霸,执掌铨叙部敢于制定铨叙法规,担任监察委员敢于秉公执法,主政浙江敢于精兵简政,财政部长任上敢于改革税制,培植财源,成立湖北银行、筹建武汉大学,等等。正因为他出仕做官只为做事,所以,他把官帽看得很轻。他被免除浙江省政府主席及其他职务后,在武汉听说沔阳老家上年发大水,民不聊生,饿殍遍野,无人愿意到沔阳当干部,于是,主动请缨,担任沔阳县政府秘书,随其老部下范一侠到沔阳赈灾饥民,制定规划,兴修水利。当时中国国民党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政治评论》登载了署名“林”的一篇文章《张难先做县政府秘书》。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认为当时人欲横流,人人要牺牲一切以谋高位,但“张难先先生的不卑小官,乃是热昏世界中的一剂清凉散。”曾经的一个堂堂封疆大吏能上能下,去做县里的属官,引领官场新风,在当时确实难能可贵,就是在今天也并不多见。张难先的这种为官品德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当下,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值得我们共产党的干部好好学习、认真借鉴。
(作者系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仙桃市张难先研究会名誉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