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廉是张难先一生的坚守

　　中国历史上的清官不是很多，有名的当属春秋战国时期的西门豹、西汉时期的赵广汉和黄霸、唐朝时期的徐有功和狄仁杰、北宋时期的陈希亮和包拯、明朝的况钟和海瑞，还有清朝的于成龙、施世纶和汤斌。民国时期最为世人称道的清官除了石瑛，当推张难先。世人谁不盼清官，难老风范留人间。

　　张难先一生光明磊落，为官清正廉明，处事刚正无私。他为官一地，总是反复强调：“以俭养廉”。他认为讲排场，爱奢侈，就是堕落的开端。他对官场奢浮嫉恶如仇、铁面无私，皇帝老子都不认。主政浙江时，宋美龄曾带老母去杭州游玩，蒋介石事先已通知张难先接待，但接到电话后，张难先不但没去车站迎接，反而跑到富阳县“检查工作”去了。宋美龄无奈，只得自己带着宋老夫人游玩，临走时将所有花费让公安局长转交张难先报销。张难先压着迟迟不给钱。不久，蒋介石来浙江巡查，在大会上说：“现在国力维艰，大家要节约开支……”张难先接过此话，立即拿出一大包单据摆在蒋介石面前，提高声音说：“蒋主席有这样的话我就放心了，这是半个月前夫人来浙的花销，共计5000多元，您看怎么处理？本省实在无能为力。”在众目睽睽之下，蒋介石只得铁青着脸说：“谁开支，谁负责！” 　　

　　一则“西子湖捉花船”的故事，更是广为流传。张难先在浙江省主席兼民政厅长任上曾发过一个通告：杜绝公款吃喝，行政官员不得在西湖坐花船。这可是件要命的事，上上下下都骂他“老古董”。张道藩就是一个。此人是CC派的红人，此时正屈就浙江省教育厅长。当官的就盼着有应酬，虽然嘴上说酒是身体的敌人，色是刮骨的钢刀，但在官场上混，天天陪老婆吃盐菜豆豉，应酬一个没有，那就混得太栽了。所以陈果夫一来，他就往花船上引。哥儿俩悄悄下湖，关了舱门搂了小姐偷着乐。保密工作做成这样，还是被张难先发现了。几十岁的人，硬是坐着小划子满湖赶，把个教育厅长逼得走投无路，跳下船就跑，弄得一身泥水，鞋也掉了一只。第二天，张难先在全省大会上不点名地通报了张道藩顶风违纪的问题，会后找其诫勉谈话，并送其一首诗：“宛转歌喉一串珠，好风吹送西子湖，缘何打浆匆匆去，焚琴煮鹤是老夫。”后来张道藩做了中央宣传部长，见了张难先还是大气都不敢出。因此，浙江全省上下奢靡之风大为收敛，一时风清气正。

　　张难先对人严，对己更严。他多地为官，始终两袖清风而来，两袖清风而去。一生简朴，常年青衣布履。张难先当湖北省财政厅长一年多，廉洁奉公，一尘不染。辞职后俸余不多，只得由老妻尸餐，自己每天早晨上街买菜。“一日，菜场上遇一故人，咤曰：汝何为此？余曰：有何关系？渠曰：乌有做过财政厅长而亲自买菜者？余曰：有何法典规定？渠曰：本无规定，知君者见之难堪。余曰：既无规定，知我者据何理由难堪？难堪者不外俗见耳。”

　　1930年底，张难先赴杭州就任浙江省主席时，青衣小帽，同一仆从杂坐于京沪杭火车三等车厢，省府高级官员及地方绅士进站迎接，他却随着人群悄然出站，觅一小店歇息。

　　按照惯例，省政府将前清邮传大臣盛宣怀耗资15万元修建的西式别墅“澄庐”作为他的主席官邸。了解到这座别墅“阶梯俱为大理石砌成，客厅上端天花板尽罗马雕刻，华丽巨灯购自美国，浴室及大小盆全以大理石为之，各室俱设暖气管，饭厅寝室，无不精致”，张难先说：“国步艰难，何敢如此享受，况出于贪官盛宣怀之手，此非我居住之所。”于是，找到杭州菩提寺路十二号一普通民宅居住。每日清晨，常提竹篮一只，亲上龙翔桥买小菜，往往和贩夫野叟、卖菜村姑，闲话桑麻，询问丰歉。

　　张难先身为一省主席，生活简单朴素，不搞特殊，省公安局派来卫士保护其家，他坚决不要，并说：“我家的门夜半大开，也没人会来偷东西的。”二儿子张澈生在杭州结婚，按照当时的社会风气，应是张灯结彩，宾客盈门，吹吹打打，热闹一番。但张家新房陈设简陋，除接待石瑛、刘南如及几个至亲好友外，未设宴会，拒不接受任何人的礼物。他还告诫家人外出绝对不准乘公家的汽车。1931年，在杭州市梅东高桥举行省运动会，张难先坐省府小汽车到运动会参观，小汽车距运动会大门很远的地方停下，和普通的参观者一样，步行进去，站在运动场边角的地方，观看运动员的表演。一会儿，他的夫人和女孩子也走来了。运动会的工作人员几次三番地邀请他们到司令台上去就座，都被张难先婉言谢绝。

　　当时政府对于院部会首长及省主席厅长除薪俸外，规定有特别办公费，以其在职务上必需的费用，而资养廉之意。张难先任铨叙部长以至浙省主席期间，工资800 元，另外国民党还给1000 元的“办公费”，比工资还高，相当于岗位津贴。但他从来不领。后来，张难先回到湖北，准备辞去政府职务，蒋介石为了拉拢他，送上“特别费”3000 元，张难先马上予以退还，说已在汉口总部领了旅费，此处没有什么特别开销。张难先的一位老友见状提醒他：“蒋送的钱是不兴退的，你不接受，我看不大好。”张难先笑问：“不接受他的钱，难道还要砍头吗？”“砍头当然不会的。”张难先大笑说：“既然不会砍头，那就请放心吧！”他的这种特立独行以清为平，不与世俗苟同的言行，赢得了世人的钦佩。

　　张难先在浙江省大胆改革，合并机构，精简冗员，个别失职者怀恨在心，诬告他以省府作私邸，以及其他莫须有的罪状。少数不满之徒，更是大肆渲染，甚至说他纳妾贪赃。蒋介石听到这流言后，虽不置信，但为廓清疑云，仍同其夫人宋美龄轻车简出，直趋家中，只见居室陈列简陋，张夫人粗布大褂，朴实无华，因而颇为感动。始知全属诬陷，并赞佩张难先如此廉洁奉公、刻苦自甘，在国民党的高级干部中不曾有过。当晚柬请他全家晚宴，以示慰勉。

　　在浙江工作一年多，张难先因勤于政务，连本省的天目山、莫干山等名胜都不曾游览过，更不用说外省的名胜古迹了，他卸职后才得以自费游历苏州、镇江。

　　抗战初期，何成浚再度担任湖北省主席，力邀张难先出任财政厅长。走进灵山窝，就见张难先在后院施肥，屋里摆了一张旧书桌，几把旧木椅，绳子上挂满了苞谷、豆角，完全是农家小户的样子，哪像封疆大吏的府邸呀！这位何主席以前出了点经济问题，张难先多次上书蒋介石要枪毙他，他还记恨，现在折服了，红着脸说：“老先生，都怪我有眼无珠啊！”他不得不佩服，像张难先这样清廉的干部，在当时贪官如墨的官场，打着灯笼都难找，确实凤毛麟角。

　　后来张难先不愿意出来工作，主要是看不惯国民党高层的专横跋扈、贪污腐化。1946年，晚辈杨显东向张难先请教，张难先说了两句大实话：“如无国民党的贪污腐败，共产党无词可借；如无共产党的强邻压境，美国人也不会如此救援蒋介石。”有点恨铁不成钢的意思。不过蒋介石还是惦记着他，得知他生活困难，特意聘他为总统府顾问，享受特级上将的一切待遇。可他不领情，把送来的聘书和钱都给退回去了。

　　张难先平生不要别人为他开欢迎会、欢送会，出外住小旅馆，从不为自己做寿，从不无功受禄。1940年，张难先辞去湖北省政府要职，陈诚派人送去银元1000元，他以无功不受馈赠拒绝收受。1943年张难先撰写《湖北革命知之录》，事先确定四原则：一、不请阔人作序；二、不向亲友募印刷费；三、不自我吹嘘；四、不因同志小过而掩其大功。李春萱拟赠5000元资助此书出版，张难先婉言谢绝。

　　新中国成立后，张难先同样受到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用，他同样保持艰苦朴素的革命本色。最初几年，因要频繁到北京开会、汇报工作，张难先经常往返于京汉间，国家指定北京绒线胡同一四合院作其上京的住宅，他以屋大，用人多，开销大，婉言谢绝。自租国会街观音寺一小屋居住。后来定居北京，国家要给他配备秘书，他坚持不给国家添麻烦，要复旦大学毕业、一直在银行工作的小儿子张澈生辞掉工作，从武汉来到北京帮助处理文件，照顾自己的生活起居。

　　张难先为官多地，官职不可谓不大，要发财并不难，但他始终安之若素。以他的职权安排子孙从政当官应该说易如反掌，但他有一个特别之处，他的儿女及孙辈没有一人到国外留学。据张难先的外孙、现任中国黄浦军校同学会会长的林上元介绍：“按理说凭借外公的能力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但是他没有。外公的长子黄埔军校毕业，后来在抗战中病逝；另一儿子复旦大学毕业，外公也没有让他从政；我的二姨妈是共产党员，学医；三姨妈武汉大学毕业。家人都知道，外公不讲人情，不讲关系。记得外公退休后，家里客厅挂着一幅字，内容是：我现在退休了，你们找我说话不可能。”林上元一生受外公张难先影响颇深，他说：“外公的廉洁奉公是我最为佩服的。”

　　如果硬要鸡蛋里挑骨头，我们发现张难先也以权谋私过一次。辛未年大水，他从浙江卸任，匆匆赶赴沔阳，甘当县府小秘书，帮助家乡人重建家园。眼见千年州府之地荆棘丛生，一片荒凉，老百姓宁愿逃荒也不愿回乡种地，不禁潸然泪下：“辛亥革命到现在多少年了，人民盼望的好日子，还只是一个梦啊！”为了整修堤防，他亲自跑到省垣，找汉江工程局化缘。本来东荆河不是汉江工程局的培修范围，但看在张难先的面子上，还是拨了一万元。这可能是他唯一一次做违反原则的事情。

　　关于张难先为官的动机和品评，我们可以从他与友人的一场争论中窥知一二。那是1929年，张难先任中央考试院铨叙部长。一日造访在南京主持内学院的欧阳渐，寒暄毕，欧“即忿然作色”，大骂社会风气不好，人都变坏了，都想去作官了，并历数某人贪、某人污、某人暴、某人愚，结论是：“作官的无得一个好东西。”张难先亦忿然作色诘道：你信佛，我崇儒。修己治人，出仕为官，是儒者的本份，何谓之变？如果人人俱不为官，国家秩序谁来维持，先生能在此安居施教吗？先生说“作官的无得一个好东西”，我张某作官十余年，有何劣迹，请先生一一指出。欧阳渐自知言之失当，忙说：“吾所言者乃指一班人言之耳。若全国作官者皆如张先生，吾辈又何说哉！”欧阳渐在当时是一位目空一切的人物，又是“门墙极盛”的佛学大师，梁启超、熊十力、陈铭枢等都从他学过佛。他感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指出官场“一班人”的贪污暴愚确是事实，但也不是“洪桐县里无好人”、“作官的无得一个好东西”。以欧阳先生之挑剔，竟也指不出张难先作官的一点坏处，足以说明即便贪墨如云的民国官场，仍然有张难先这样的凤毛麟角。他抱着“修己治人”和服务国家社会的宗旨出而为官，并认定这应当是仕途的常轨，作官的准则。然而，在当时那个社会，“世知守常之太愚也，笑甚，太迂也，怜甚。可笑可怜之人，当然为世所怪”。其实，这种愤世嫉俗，特立独行和处污泥而不染的品格，实在难能可贵。

　　张难先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清官。他廉洁奉公，受到很多人赞扬， 北大老校长蔡元培赞颂他的廉洁：“廉洁与认真，无事不可奏效”。正是因为张难先自身过硬，崇尚节义，坚守清廉，无洋气、无官气，一身正气，所以，蒋介石既惧怕他又离不开他，以他作榜样教育引导官员，用他来监察国民党内高官，惩治贪官污吏，试图扭转党内贪腐成风之颓势。当张难先离开浙江时，杭州街道两旁，家家户户门前摆着一张方桌，盛一盆清水，放一面明镜，站着全家老少，默默地望着张难先，眼里噙着泪水。这是杭州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景象。当官离任时百姓用清水明镜相送者，这个官才做到了家，才是人民真正喜爱的清官！

　　（作者系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仙桃市张难先研究会名誉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