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难先为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所做的工作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张难先已是76岁高龄的老人了。是年9月，他以特邀代表身份出席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委员。10月1日，出席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次全体会议，下午3时出席开国大典。11月，由周恩来总理提名，任命为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1950年3月，兼任中南禁烟禁毒委员会主任。1953年1月，中南军政委员会改组为中南行政委员会，任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11月，兼任中苏友好协会中南分会副会长。1954年9月后，他连续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解放之初，他百感交激，认为自己“盛世偏从老大来”，表示要“风烛拼烧付劫灰”，尽力为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发挥自己全部的光和热。

　　一、积极建言献策。张难先认真总结自己过去在旧官场工作时的经验教训，积极为新生的人民政府和领导人提建议、出主意，助推新政府加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建设。他非常重视水利建设，针对旧中国堤防建设每年二三月开工，“工不易征，土不易取，必至半途而废。或者潦草塞责。即幸成堤，只形式宛然，亦以土松易溃而成灾”的痼疾，于1949年8月11日，给时任湖北省政府主席的李先念同志写信建议：“政府须于秋间宣传、组织。初冬即须切实动工，阴历正月即须告竣。此时农工已息，正好从事修防。只要组织得法、领导得人，此事实轻而易举。主席下车伊始，注重堤防，故敢以一得之愚，供献左右，希采择焉。”因为凭借他几十年的工作经验，他认为：“盖堤成后必须经几次大雨，土始结合，再加清检，堤乃坚固故也。”李先念收到来信后，很快采纳了他的建议，并把加强农闲期间水利建设作为以后一项常规性工作，常态化坚持。张难先一生艰苦朴素，倡导节约，反对奢侈，所以，新中国成立后的1949年8月24日，他马上向新政协筹备会的李任潮副主席书面建议：“中央号召节约，自应从政协做起。仆观武汉军管会所属各机关职员，均能刻苦自励，吾无间然。惟治国者不仅在己立己达，必须立人达人，造成全国风气，始于事有济。仆以为此次开会，宜以蒋政权时代之浪费为殷鉴，招待代表，用人宜少、供应宜俭，一洗从前官僚恶习。”新政协立即在本次会议采纳了他的建议。张难先除关心台湾、琼崖解放，以防沿海建设时常受到蒋匪威胁外，还总结辛亥革命、第一次大革命等的经验，特别提醒中央人民政府防止胜利后革命精神消减、贪污腐败滋生，建议加强预防腐败工作。1950年4月4日，他参加中央人民政府会议，提出了四个提案：一、请政府尽最大努力解放台湾、琼崖两岛，以利建设，而定民志；二、请政府严切规定学习、检讨的办法，以防腐化；三、请政府争取农隙之时尽力各省水利；四、请政府于每一机关以全体职员组织一审查委员会，审查本机关预决算，以防贪污。这四个提案都被中央人民政府采纳参考。1951年12月，张难先发现机关部队办的企业极多，立即向周恩来总理写信建议急需禁止：“ 我现在才知道有个机关部队的企业事件，并且很普遍。这个事件的起因，当然是有其不得已与必需。唯这是可暂不可久，可紧不可松的事情。在使用这种办法时，非抓得紧紧的，使它减少毛病。其流弊真是不可思议的。更须要到相当时间，下最大的决心，禁止这个办法才好。”周总理将他的信转呈毛泽东主席，毛主席诵言信中“惟这是可暂不可久，可紧不可松的事”，立即下令禁止。凡全国各机关、部队所办企业，一概收归政府经营。张难先知道后，感叹共产党的领袖“真可谓从谏如流也”。张难先还高度重视历史文化建设，于1952年在中南军政委员会上提议在东湖为屈原修建一座纪念建筑，得到采纳。1954年在中南行政委员会上，他又建议修建东湖屈原纪念馆，得到了李先念同志的采纳。1960年代，刘伯承元帅在参观东湖屈原纪念馆时，曾对画家王文农感慨地说：“张难先是一个奇特之士，能直言不讳，对我党提了很多正确而宝贵的意见。”

　　二、建设荆江工程。人民的冷暖安危始终是张难先心中永远的牵挂。从小饱受水灾之苦的张难先，更是把水利建设时刻放在重要位置。张难先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时，十分关心长江水利建设，与湖南、湖北两省领导人及水利部门有关人士多次商议治理洞庭湖南北两岸水患的办法，决定在长江中游的荆江段建立分洪闸，建筑长江新大堤。此项决定称之为荆江工程。这个工程计划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的高度重视，周总理亲自主持召开了专题会议，认真讨论了这一计划的实施。1952年3月，奉政务院命令，张难先参与负责荆江工程的筹建工作。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他与邓子恢等中南军政委员会负责同志进行了紧张的筹建事宜，考虑到干部和人力的不够，他直接找到军部的谭政商量，得到军队的大力支持，调遣了10多万军人参与荆江工程施工建设。同时，指示中南各省各级党政部门动员群众，组织民工20多万人参加会战。工程于4月5日全面动工。5月27日，张难先受中南军政委员会委托，率慰问团赴荆州慰问荆江分洪员工。在荆江分洪工地，连日不顾年事已高，烈日当头，步行跋涉在几百公里的荆江大堤，南闸、北闸上，慰问各地员工。夜晚还走访各工棚，观看工地上夜间奋战的壮观景象，给工地员工以极大鼓舞。仅3个月时间，就新建了南北两个大闸，共长约2公里，修筑荆江大堤100公里，这在当时中外水利史上都是罕见的。

　　三、弘扬屈原精神。张难先从小深受屈原爱国思想和忧国忧民情怀影响，对屈原始终怀有一种景仰之情。所以，解放后，他觉得很有必要在湖北专门为屈原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建一个纪念建筑，让后人永远记住屈原“爱国”的不朽精神。1952年，中南军政委员会采纳了时任该会副主席的张难先在武昌东湖风景区建设屈原纪念建筑的建议，于1953年10月着手兴建“行吟阁”，一年以后落成竣工。1954年6月，张难先又向中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张执一建议，收集有关屈原著述、图片等，布置阁中，以丰富其内容。张执一秘书长及国家财政部长李先念同声赞成，并答应解决所需经费。于是，张难先除邀请在京的郭沫若、游国恩、文怀沙、林庚、郑振铎、陈叔通、林宰平及陆和九等专家教授协助收集书籍、字画外，还在湖北邀请了一些人协助办理，如蒲圻的张乾若、张海若，沔阳的卢弼，阳新的石荩年，以及武汉的徐行可等。他又要自己的女儿端君、儿子澈生二人帮助经年，使之成为东湖具有价值的文化设施。为了收集有关纪念屈原的文物，张难先曾亲自到北京琉璃厂各古籍书店去，拜托店主，请其代为留意，收集了很多古籍，以及有关研究屈原的诗歌、报章、刊物、书画等。张难先还收集到湖北省各县志书，内容极为丰富。北京大学、北京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及其他各省图书馆等均曾先后来函，请他开列书目。至于为“行吟阁”征集的书籍、字画、图片之多，更有出人意外者，如苏联上演屈原之全套照片、京汉演屈原之照片，还有革命先辈及历代名画、书法等数以千计。张难先对所征集的文物非常珍重。明末侠士周璕之出处在日本文物书籍中找出之后，他马上请郭沫若、石荩年、邓拓、李济深等十余人进行考证并题词。他还约请郭沫若书写“行吟阁”三字直额，陆和九书写“行吟阁”三字横额，敦请白石老人为“行吟阁”画画多件并书写“行吟阁图书馆”匾额。1954年8月19日，张难先邀请白石老人及在京各有关专家聚餐，以示酬谢其共襄盛举之忱。“行吟阁”建成之后，张难先又建议修建“东湖屈原纪念馆”，李先念同志热烈赞同，并拨款人民币100万元，作为建筑费用。屈原纪念馆于1957年5月动工兴建，至1958年5月落成。纪念馆建成后，张难先亲笔书写了“屈原纪念馆”五字直额。1957年，他又书写了6尺长的宣纸隶书对联一副，联曰：“乘鄂渚而反顾，遵江夏以流亡”。上款为“三闾大夫九章句”，下款为“乡后学张难先集书年八十有三”，并钤有篆文白底朱文张难先义痴二印。1956年秋至1960年代，张难先从关怀故乡文化建设出发，数次将自己多年收藏的书籍字画，主动捐献给沔阳县图书馆，前后共达数千册（件）。

　　四、歌颂伟大成就。张难先一生经历了晚清、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对满清王朝的腐朽无能、对国民党高层的专横跋扈和腐化堕落有着切肤之痛，因而深深地佩服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优良作风，无限感慨地庆贺全国人民翻身解放，无以言表地庆幸自己的终极选择，满腔热忱地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热情讴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1949年6月，他出席武汉庆祝沪汉解放大会，并发表激情澎湃的讲话。1950年11月，为纪念苏联十月革命33周年，他撰文《庆祝苏联的十月革命是庆祝世界人类获得了一个真理》，发表于《长江日报》。1952年3月，为荆江分洪工程得以通过，撰文《报告一件大喜事》，刊登于《长江日报》。6月，为荆江分洪工程提前完成，撰写《报告一件大奇事》，刊登于6月21日的《长江日报》。1955年，为武汉长江大桥开工兴建，他又撰写了《我们的愿望实现了》，发表于7月21日的《长江日报》。1958年9月，他为武汉钢铁厂出产钢铁感到由衷高兴，写了《祝贺武钢出铁》，刊登于9月10日的《长江日报》。1959年9月，他专门撰写了《建国十周年颂》，刊登于7月9日的《光明日报》。1960年7月，已是86岁的张难先撰写了《想起毛主席的话》，发表于7月9日的《人民日报》。

　　（作者系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仙桃市张难先研究会名誉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