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孙中山先生的北方之行

　　一、孙中山北方之行的历史背景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辛亥革命后，远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正在为推翻帝制、建立民国而宣传革命奔走呼吁的孙中山先生，在报纸上看到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惊喜万分，兴奋异常，旋即绕道英、法等国寻求国际支持，并于12月25日回国，返抵上海。鉴于孙中山在国内外的声望与影响，在全国17省代表会议的推举下，孙中山于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发布了一系列政令，并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就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公民享有人身、选举、参政、居住、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和宗教信仰自由；在外交事务上，声明“得与世界各邦敦平等之睦谊”，参与到“公法所认国家团体之内”；在经济领域，废除满清时代苛捐杂税，保护和帮助民族工商业发展，鼓励引用外资，奖励华侨在国内投资；文化教育方面，倡导“自由、平等、博爱”为宗旨的“公民道德”教育，剪辫子，劝禁缠足，提倡新学，废止小学读经。中华民国的宣告成立，标志着中国长达2000多年封建帝制的结束，民主共和制度的确立。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了不起的进步。

　　然而，由于帝国主义外交上的拒绝承认、经济上的封锁扼杀、军事上的威胁恫吓，封建主义反动势力的反扑和革命党内部的涣散无力，孙中山不得不于清帝逊位后的第二天，即1912年2月13日，以袁世凯宣誓“效忠共和”为前提，宣布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让位于袁世凯，并于4月1日正式解职。当时，孙中山对袁世凯周旋于清廷与革命党之间，玩弄军事进攻和政治和谈的两面派手段，认识并不清楚，甚至还抱有幻想。他认为，只要袁能实行共和，不复辟帝制，中华民国得以存在，这个总统由袁世凯担任未尝不可。孙中山怀着对专制的憎恶、对共和的渴望以及为民福祉的再造，不计个人名利得失，表现出博大的政治胸襟和轩昂的气度。他在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后，就把全部精力放在为实现自己“实业救国”的理想之上。

　　1912年8月，孙中山接受袁世凯北上共商国是的邀请。遂于8月18日乘安平号轮船由水路从上海出发，经烟台、天津，8月24日到达北京。这次北方之行可以说是一次集视察、考察、调查研究，弘扬“实业救国”思想的兴国之旅。所到之处，凡涉及到的谈话与演讲，无不与振兴实业有关。

　　二、孙中山赴京过烟台、天津之行

　　当8月20日途经烟台时，孙中山遂命船靠岸休息。21日上午抵港，下榻克立顿饭店时，官、商、军、学各界代表云集，于饭店隆重召开欢迎大会。孙中山在致词中说：“去年今日，处专制政府之下，人人都受苦痛。今年则为中华民国之人民，都享有自由幸福。但中华民国缔造伊始，百步维艰，我中国人民皆有应尽之义务。”（《孙中山全集》第2卷408页）下午，孙中山出席了烟台社会党和同盟会的欢迎会，作了有关“同盟会与其他政党合并，欲使国中只存二党，以便政界竞争”的演讲。接着，又出席烟台商会欢迎会。他说：“中国商业失败，不止烟台一埠，凡属通商口岸，利权外溢，到处皆然。为今之计，欲商业兴旺，必从制造业下手，如本埠之张裕公司，设一大造酒场，制造葡萄酒，其工业不亚于法国之大厂，将来必可获利，又如玻璃公司亦然。张君以一人之力，而能成此伟业，可谓中国制造业之进步。总之，中国今日农工商各种实业，宜互相提携，力求进步。不但烟台为北洋之一大繁盛商埠，即富强之基础，亦于是乎在。”（《孙中山全集》第2卷403—404页）孙中山的谈话无不流露着忧国忧民之情思，寄托着对民族工商业发展的期望。会后，与各界代表合影留念。接着，孙中山兴致勃勃参观和考察了张裕葡萄酿酒公司。在品尝了葡萄美酒后，兴之所至，遂为张裕葡萄酒公司题字“品重醴泉”，以为勉励。

　　烟台之行后，孙中山继续乘安平轮穿渤海向天津行进，于8月23日中午抵塘沽，随即对欢迎的人群及记者发表了谈话，表明北上目的：一是“调和南北感情，巩固民国基础”；二是“尤在振兴实业，但欲振兴实业，必自修造铁道入手。余意全国铁道当有全国大计划，但此计划须俟政府之政策决定及得参议院之同意，始能决定。余意如国民全体不尽赞成，得数省同意，亦可就数省开办”；三是就发展实业，阐明筹集资金之政策，“如国民有力担任，自应由国民兴办，如国民无力担任，只好大借外债兴办。但借债必须有最良之条件，不至如前清时之损失权利。总之，铁道政策为中国近日最要问题，无论政府、议院意见如何，余必尽力提倡此事。”（《孙中山全集》第2卷405页）先生为振兴中华，不计个人得失，表现出勇往直前的大无畏精神。

　　8月23日下午5时许，孙中山所乘之安平轮到达天津紫竹林招商局码头，各界代表及军乐队齐集码头恭候迎接。北京代表梁士诒、直隶总督张锡銮、同盟会代表张继上船谒见。孙中山登岸后，当即乘车下榻利顺德大饭店。晚8时，张锡銮即于该饭店宴请孙中山，并有军、政、商、学各界代表作陪。24日上午9时孙中山至直隶总督府会晤总督张锡銮。11时应同盟会燕赵支部及广东同乡之邀至广东会馆（今天津戏剧博物馆）演讲。他指出：“吾国自改建共和，仅有其名，尚无其实，危险较专制时代尤甚。望革命中人此时较破坏专制尤应牺牲一切加百万倍之力共谋建设。尤望吾四万万同胞同心协力，使我中华民国数年后在地球上成一头等强国。我四万万同胞同心协力，何难称雄世界。”（1912年8月25日天津《大公报》）12时来到天津花园（即今中山公园）出席天津官绅组织的欢迎会，向天津市民演讲，阐述爱国救国纲领，消除南北歧见，戮力同心共建平等自由家园。随后，参观了公园内之劝工陈列所。下午2时40分，孙中山率其成员乘车前往新车站（现天津北站），离津赴京，总督张锡銮及各界官绅前往恭送。

　　三、孙中山的北京和张家口之行

　　孙中山此次北方之行，主要是为调和南北矛盾，而另一层意思则是“务使国人致力于国家的建设事业。”他在来京时曾向媒体表达自己的初衷：“此次北来，惟一宗旨在赞助袁大总统谋国利民福之政策，并疏通南北感情，融和党见。”（《孙中山全集》第2卷405页）又云：“余此次北来之意，不外调和南北感情，巩固民国基础。”（《孙中山全集》第2卷405页）这里的国利民福与巩固民国基础，均是从发展经济出发，调动各方力量，通过多种渠道和形式，以期达到富民强国的目的。从8月24日至9月17日的24天里（包括张家口之行二日在内），孙中山与袁世凯会谈13次，出席官方和社会各界欢迎会20余次，接见中外记者9次，会见了12个国家的使节（1912年上海《民立报》）。而每次活动演讲，无不涉及修铁路、建矿山、引资金、办实业。袁世凯为进一步迷惑和利用孙中山，对此次孙中山北行作了充分准备。他以元首级礼遇接待孙中山，将石大人胡同（今外交部街）迎宾馆（总统府）腾出，让与孙中山居住；指派专人负责各项礼仪和孙中山的生活起居，以最隆重的礼节在前门车站组织欢迎；二人会谈，孙中山提出解决农民问题非实行“耕者有其田”不可，袁世凯立即附和表示赞同。孙中山请袁世凯十年内练成陆军100万，自己则修筑铁路20万里，以期联手为国为民效力时，袁则高呼“孙中山先生万岁”。对于袁的不断表演，孙中山顺水推舟，经常在各种场合为袁说好话，说袁“绝无不民国之意，国民万不可对袁总统存猜忌心。”（《孙中山全集》第2卷412—413页）袁则顺风转舵，更加专制独裁，伺机复辟。这时的孙中山在很大程度上，把实现富民强国的良好愿望，建立在袁宣誓“效忠共和”假象的基础之上。

　　孙中山在北京期间，足迹所至之处甚多，留下大量历史遗迹。除所居石大人胡同的迎宾馆外，最多的去处就是位于虎坊桥的湖广会馆和万牲园（农事试验所，即今动物园）的畅观楼，仅在两处参加各项活动作演讲就达8次之多。此外，还去雍和宫、六国饭店、广济寺、十三陵、南口火车站、清河制呢厂、灯市口教堂、宣武门外的安庆会馆、前门外三里河织云公所、金鱼胡同那家花园（今和平宾馆）以及属公家园林的劝工会场（今中山公园）等地方，进行演讲，视察民生，宣传三民主义和实业救国思想。现将孙中山在湖广会馆几次活动，简述如下：

　　8月25日上午，孙中山出席了北京同盟会在湖广会馆举行的欢迎会，并作演说。所云：“兄弟北来，于我中华民国前途有无穷之希望。……今专制业已推翻，破坏之局已终，建设之局伊始。然二者相较，破坏易，建设难。易者既赖全国同胞相助，则难者更当欲全国同胞相助，庶可巩固此中华民国也。”（《孙中山全集》第2卷同上406页）同日下午，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促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五政党合并，组成国民党。成立大会在湖广会馆举行，孙中山出席，并作了两小时演讲。演讲大意是，五党合并，只宜万众一心，和衷共济。政党要以国利民福为前提，彼此相待如兄弟。演讲谈到了专制政体独裁之弊，多党政治之重要。阐述了政党政治之原则，互相监督，互相扶助，而后政治方能进步。进一步宣讲了三民主义，特别是民生主义之真谛以及男女平权之意义。这次大会上，孙中山以1130票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理事长。（1912年8月26日北京《民主报》）8月30日下午，孙中山在湖广会馆，参加了北京学界3000人隆重举行的欢迎大会并作演讲。他说：“革命成功，多赖学界之力。现值政体改更，过渡时代，须国民群策群力，以图振兴。振兴之基础，全在于国民知识之发达。学界中人，当知所负责任之重，今日在校为学生，异日即政治上之工人，社会上之公仆，与专制时代学生之思想大不相同。学界能尽其责任，国基方能巩固。”（《孙中山全集》第2卷424页）9月4日下午，孙中山在湖广会馆，参加共和党本部的欢迎会。演说中解释了国民党所奉行的三民主义，认为民族、民权主义已达到，民生主义当待进一步研究与贯彻。民生主义即国家社会主义。9月15日孙中山于离开北京前两日的午后，他与黄兴等参加了三里河织云公所回教促进会的欢迎会后，又到湖广会馆参加国民党举行的欢迎会。讲话所言：“民国初建，应办之事甚多，如欲其积极进行，不能不有赖政党。”（《孙中山全集》第2卷468—469页）而即便是这样的政党欢迎会，他也始终不忘此行之目的“所极欲办者铁路”这件大事。（《孙中山全集》第2卷469页）会后，参观了位于彰仪门大街的国民党总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