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香凝眼中的“鉴湖女侠”秋瑾

何香凝

　　20世纪初叶，何香凝和秋瑾先后东渡日本求学。她们在孙中山、黄兴等通过革命推翻清廷、建立民国的旗帜下结识，在日本有过短暂的交往、相处，由于共同的爱国情怀和理想追求甚至相似的性格而产生了强烈共鸣，年长三岁的“鉴湖女侠”秋瑾，给何香凝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何香凝为秋瑾“遇人不淑，身世飘零”而叹息，为秋瑾勇敢、直率的性格和飒爽英姿、潇洒的风度而折服，视为知心朋友。秋瑾的死讯传来，何香凝伤心痛哭、“至深痛悼”。她对秋瑾的英勇事迹、壮怀激烈念念不忘，何香凝多方传扬，长久缅怀。而她们同样作为革命女性、巾帼英雄，在风云变幻的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属于自己的浓墨重彩的一章；更为相似的是，秋瑾以诗魂壮烈、诗情豪迈的几百首诗作，何香凝以画风雄强、体现猛虎精神与寒梅性格的大量画作，分别留下了著名诗人、著名画家的艺术形象。在历史的尘埃落定后的今天看来，她们都以个人的传奇人生，当之无愧地写就了作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先驱的典范，是百年妇运的杰出代表。

　　初识

　　何香凝与丈夫廖仲恺志同道合，1903年春到达日本学习。8月的一天，在中国留学生的集会上第一次见到孙中山并聆听了孙中山的演讲。几天后，廖仲恺、何香凝夫妇与广东籍留学生黎仲实一起，第一次去拜访孙中山，进一步聆听孙中山的革命道理，对他说的“推翻清廷、建立民国的道理，很是佩服，十分同情”，愿效微力，从此与丈夫一起走上追随孙中山的革命道路。1905年，中国同盟会筹备成立，何香凝做了许多宣传、集会联络、后勤等烦琐的工作，并于8月7日正式成立前加入了同盟会，孙中山是她的入盟介绍人之一。秋瑾1904年6月赴日，经过黄兴的引荐，结识孙中山。在孙中山、黄兴等的启发、组织下，更坚定了她的革命意志，于1905年8月27日加入同盟会，黄兴是她的主盟人，冯自由是她的入盟介绍人，成为浙江省第二位加入同盟会的会员。她们都是同盟会最早的女会员，相识于日本东京。

　　何香凝后来回忆与秋瑾见面、相识的情形，她说：“在我加入同盟会后那一年，有一次留学生开会，我们在会场见面”，“我与秋瑾在留学生会议上碰见过几次，她也到过我家两次”。在服膺同盟会政治纲领的共同追求，特别是在同盟会女会员极少的情况下，后来实际上参加同盟会的女性一共只有50人左右，她们自然有更多的交流机会。由于操着各自的方言，秋瑾和何香凝的交流多由笔谈加上身体语言的方式进行。在笔谈中，个人生活情况、政治抱负和各种际遇，都可以成为谈话的主题。虽然语言不通，却不影响她们之间的沟通，有时说到激动处，秋瑾还会手舞足蹈，忘形地说起何香凝听不懂的绍兴方言，性格坦率真诚，给何香凝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产生了触动和影响，是何香凝十分钦佩的女子，她形容“秋瑾女士才略过人，同侪深为钦仰”。她觉得秋瑾性格豪爽，行事干练，着男装，个性鲜明。何香凝说：“在我的印象中，她是一个热情豪爽的人，不像一般女子似地爱好装饰，她的衣着随便，不修边幅，不拘小节。”确实，秋瑾在日本时“居恒衣和服，不事修饰，慷慨潇洒，绝无脂粉习气。”

　　交往

秋瑾

　　在交往和相处中，何香凝对秋瑾留有深刻印象，怀有很深的感情。一方面，秋瑾所托非人，她的丈夫庸碌懦弱、无所作为，让她感到痛苦和寂寞，她是在经受了多年的“谁识我”的压抑、茫然无助、悲愤辛酸的折磨和挣扎后，才带着最终挣脱家庭束缚、打算“豁出去”的轻松心情，东渡日本，谋求独立的。她立志“他年成败利钝不计较，但将铁血主义报祖国”，一定要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来，以改变自己的命运，以“漫云女子不英雄，万里乘风独向东”的豪迈，为天下有才华的女子争气讨公道！原来，她“自幼许婚于湘人王廷钧，以父命，非其本愿，年十八出嫁，生子女二人。廷钧赋性顽固，醉心利禄，纳资为部郎、需次北京。瑾笃信新学，鄙薄官邪，渐与王意见不合，经同乡戚友陶大钧、陈静斋为之和解；不得，乃与定约分家产，各自为谋”。这种身世的曲折，让从小受父母宠爱，婚后受丈夫尊重、志同道合、夫妻携手并肩的何香凝，深为叹息，深感同情。在秋瑾牺牲后，何香凝忆起秋瑾，对她当年笔谈交流时第一次所写下的“遇人不淑，身世飘零”的字迹，仍然历历在目。另一方面，何香凝对秋瑾坚强勇敢的性格非常钦佩，对她的才能很欣赏。同时由于她们同样强烈的爱国追求，在思想上有强烈共鸣，何香凝一直把秋瑾引为前辈和榜样，对她的牺牲十分痛惜，她说：秋瑾“进行革命工作，事机不密被捕，英勇就义。凶讥传来，至深痛悼。”此后，她常常以秋瑾的英雄事迹和光辉业绩教育后辈，每每讲起辛亥革命时期的历史，何香凝总是会提起秋瑾。1930年何香凝旅居法国时，给青年留学生刘天素等回顾、讲述秋瑾的革命故事，给她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半个世纪后，刘天素仍然清楚地记得，何香凝“曾详细地给我们讲过有关鉴湖女侠秋瑾的生平，从她当初如何勇于同封建家庭的旧势力抗争，一直讲到她的英勇牺牲”。

　　新女性

　　何香凝和秋瑾都是二十世纪初的新女性，她们的勇敢与愿为革命事业奉献自己的精神，完全相同。她们的觉醒，都在于对中国女子处境低下、受多重压迫的深刻体会，对妇女疾苦的透彻认识，最后通过身体力行，把作为女性改变自己的命运的努力与改变社会的行动结合起来，起而投身社会革命，敢作敢为，成为新女性和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先驱。

　　1904年，秋瑾与陈撷芬等十人在日本发起恢复共爱会组织时，提出的“宗旨是反抗清廷，恢复中原，主张女子从军，救护伤战士，一面通信国内女学，要求推广”；她刊行中国女报，面对社会“黑暗”的状况，以照进“一线光”改变妇女界现象为职志，创作《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一文哀叹生为女儿身的不平等地位，发起天足会，鼓吹婚姻自由，提倡女子教育和自立，实施女子体育，并筹组女子国民军，把献身革命与从事妇女运动结合起来。

　　何香凝走出国门后，大大开阔了眼界，经过学习和思考，她在1903年发表的处女作是《敬告我同胞姊妹》，提出女子社会意识的觉醒，认为女子要从改变自己开始以求社会解放，才能求女子的解放，成为近代知识妇女的一员，很快她就切实地意识到中国妇女命运的悲惨现实，而要真正改变这种现状，既要唤起妇女的自觉，提倡女权，同时也要让占人口半数的女子明确对国家兴亡亦应负责，妇女要“共谋社会之幸福，以光复我古国声名”。何以可能？“我姊妹乎，其急湔除旧习，灌输新知，游学外国，成己成人，勿放弃责任，坐以待毙。”后来几十年，何香凝在妇女运动方面的努力方向始终着重于领导、组织知识妇女，培养妇女运动骨干，组织各界劳动妇女的联合，从而成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领袖。

　　秋瑾侧重于作为妇女的英勇战士，她组织会党、训练光复军，运动党军起义，身着男装、手持长剑闯天下，走上战场与敌人血刃相见的壮烈行动，是真正的“鉴湖女侠”“巾帼英雄”！秋瑾抱着必死的信念，与徐锡麟、徐自华等立下“西泠埋骨之盟”，希望自己能作为一个女子为国家而流血牺牲的第一人，慷慨赴义，最后真的成为“为革命而被砍头的第一个女烈士”！

　　秋瑾具有革命者的品格，视死如归，临危不惧。她慷慨赴死，令人动容。在她已知道“兵临城下”，清兵马上到学堂捜捕而自己本来有充足的时间逃生时，“瑾神色自如，只令学生及办事人员先走，自居内室端坐不动，盖自闻徐锡麟死耗，已蓄义不独生之志矣”；面对来捕，“瑾束手就擒”；面对讯问，“瑾不作一语”；面对刽子手，她沉静地走向刑场，“遂于翌晨四时就义于轩亭口下”。“迹其生平，行事之勇敢，任事之忠纯，处事之公正，虑事之周密，临事之沉毅”，实属“凤毛麟角”。

　　秋瑾平静地面对死亡，却在身后掀起了汹涌的波涛，千千万万个革命志士，各界民众都异常震惊、愤慨，激起了更多人的革命斗志！这就是何香凝常说的：革命者为革命牺牲，是他的夙愿；牺牲者的赤血不会白流，会唤起更多的后来者！何香凝在廖仲恺牺牲后，面对丈夫的死，她以革命者的斗志、以牺牲者会唤起更多后来者的信念，把继承先烈的遗志、捍卫先烈的思想、继续他们所开创的事业作为自己的“职志”。她没有停留在中年丧夫的个人痛苦之中而只是“戚戚然”，而是背负着孙中山的临终嘱托和廖仲恺的未竟之志“两大重责”继续前行；她势单力薄直接面对着陈炯明的死亡威胁时，也是慷慨激昂，以雄辩质问陈炯明，以至被说成“发颠”，她也只是淡然地说，这完全是因置生死于不顾的时候胆子大罢了！这是对正义的捍卫和勇气！她的雄辩、淡定，与秋瑾的“神色自如”，如出一辙！后来，何香凝为秋瑾故居和畅堂题写了“秋瑾故居”的匾额，为出版的《秋瑾文集》题写书名，都是何香凝对鉴湖女侠的敬仰和缅怀。

　　(本文作者系廖仲恺何香凝纪念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