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身二任”的辛亥元勋褚辅成

　　说起浙江辛亥革命，人们自然会想起光复会领导人陶成章、徐锡麟、秋瑾，以及他们发动的浙皖起义。然而由于这场起义的失败，他们没有完成光复浙江的事业。浙江大学历史学教授汪林茂的《浙江辛亥革命史》，是这样概述当时的形势的：

　　1907年的光复会浙皖起义失败，浙江的革命势力（主要是光复会势力）遭到了一次近乎摧毁性的打击：作为前一时期领导浙江革命的绍兴光复会中枢几乎不复存在；作为前一阶段主要革命力量的会党，由于众多首领的牺牲、流亡，也陷于群龙无首、难以作为的状态。因此，在浙皖起义失败后，浙江资产阶级革命一时间趋于沉寂。

　　再加上1908年3月嘉兴革命巨子敖嘉熊遭清政府暗害，由他策划的余孟庭反清起义，也在辉煌一时后失败。如陶成章所言，“嘉熊死而浙西、江南一带革命之事业坠矣”。这样浙江革命更多地寄托在同盟会浙江支部长褚辅成一支力量上了，他在嘉兴发展了30多名会员，日后将浙江革命推向高潮的历史责任就落在他的身上。

　　当时革命虽然处于低潮，然而夺回利权的爱国运动，以及倡导立宪的改良活动，却在浙江铁路公司和省谘议局两个阵地蓬勃开展起来，出现了由社会各阶层参加的以拒款保路为中心的“铁路风潮”。由沈钧儒任副议长的浙江谘议局，在罢免铁路公司总理汤寿潜上与清政府正面冲突，浙江民众及士绅的政治热情被空前地调动起来。面对新的形势，褚辅成一改过去光复会所奉行的“孤独地发动，孤独地失败”的路线，对于当时的爱国斗争和社会改革，采取全面投入的新策略，以此团结大多数，扩大革命的社会基础，以此推动浙江革命形势的发展。

　　20世纪初，嘉兴等地借清政府施行“新政”的机会，政治、经济、文化都处于十分活跃的时期，城镇发生资本主义化的社会转型。顺应这个变化，褚辅成早在1906年就与敖嘉熊等人领导嘉兴的抵制美货运动。他“首先号召，奔起呼喊，废寝忘食，郡人目为疯子”，提高了嘉兴民众的国民意识。据统计，当时全省集会抗议活动共80次，嘉兴府属就37次，为全省之首。为了把新兴资产阶层组织起来，他们迅速组织成立各地商会组织，褚辅成及敖嘉熊都担任过嘉兴商务分会的总理。褚辅成在出任商会总理期间，正值沪杭铁路筑成，嘉兴商人发展经济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在全省七府物资展览会上，嘉兴一地的展品数量占总数的一半以上，省抚称“是为各府模范”。此后褚辅成又组织70余名工商业者，赴南京参加南洋劝业会，这在100多年前是很了不起的壮举。由于褚辅成等革命党人在商绅中积极活动，使得他们大多同情革命，“或斥资接济党人，或遇党案暗中掩护，赞助之力甚大”，从而加速了革命的成功。

　　由于褚辅成等革命党人的积极工作，嘉兴的革命队伍得到壮大，在嘉兴出现了继温台处会馆、南湖学堂之后又一个革命据点——嘉兴府中学堂（后来的省立二中），“此时学校教师的革命党人已过半”。著名作家茅盾在《辛亥年的光头教员与剪辫运动》及《我所见的辛亥革命》两篇文章中回忆道，1911年他从湖州省立三中转到嘉兴省立二中读书时，就惊奇地发现这里的光头教员和学生特别多。而且在革命教员的影响下，学生特别关心政治。武昌起义之后，学生天天到火车站，从乘客手里收集属于违禁的报纸，了解各地革命的讯息。嘉兴光复后之首任都督方於笥，就是该校的监督（校长）。这样学界与商界都组织起来，有力地支持杭州的光复。

　　辛亥革命中，除了从事暴力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派外，还有主张和平改革的立宪派。两派隔阂甚深，有的地方还水火不容。而褚辅成既是同盟会之浙江支部长，又是浙江谘议局的议员，浙江立宪的骨干分子，这种“一身而二任”的现象在全省以至全国都是极为罕见的。

　　对此，学者多认为褚辅成这么做是为了掩护革命党的身份，得以频繁往返于嘉杭沪之间，进行革命联络工作。当然这个作用是存在的，并且是很大的。但是褚辅成之所以参与立宪运动，除了他一生有志于宪政，还有打算与其合作完成这场“国民革命”的意图，以此促进立宪派的分化，吸收立宪派中的精英人物充实革命阵营，从中褚辅成也积累了政治制度改革的经验。时任谘议局副议长的沈钧儒，就是在褚辅成的影响下，较早脱离立宪派，转身于同盟会。沈钧儒回忆起当年的国会请愿活动，“宣统二年（1910）正月间，各省请愿代表到了北京。我那时也到了北京，当时革命和立宪两派对国是争论不休，大家要我到北京去看看形势。我在北京呆了一个时期，跟各方面接触的结果，看出了清廷的所谓预备立宪，只是一种欺骗，清政权已不能维持多久了，回来就把我的看法向大家讲了”。

　　辛亥革命是革命派、立宪派与清王朝三种力量的较量。在革命成功之前，无论人数及社会影响，立宪派都在革命派之上，立宪派一旦转向革命，清王朝就再也不能维持下去了。过去许多研究者更注目于革命党人的活动，忽略了其中的人心背向。沈钧儒的姻舅（妹夫）、苏州名士张一麐就说过，“辛亥革命皆以谘议局为发端”，从这个论断可以窥见到沈钧儒活动的身影。此后沈钧儒加入了同盟会，积极参与了浙江光复的各项工作。如亲自赴抚署，劝说巡抚增韫投降，光复时带头在谘议局升起白旗，与另一位副议长陈时夏让出谘议局作为起义之指挥机关。在军政府设立上，在褚辅成领导下，沈钧儒与陈时夏被委以政治组织之设计工作。这些说明了褚辅成之参与立宪活动，其意义超出掩护革命党人身份本身。某种意义上，浙江辛亥革命的胜利，是革命党与谘议局“联盟”取得的成果，显示褚辅成政治策略的特色和风格。

　　浙江军政府成立后，褚辅成担任政事部长，“所有民政、财政、交通、外交、教育、实业皆归其总揽”，名义上在都督之下，实际上掌握军政府实权，对于浙江的建设有颇多建树。如制订官制，建立临时省议会，尤其在1912年1月制定和颁布了《浙江军政府临时约法》，比《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早两个月。《浙江军政府临时约法》按照主权在民及三权分立的原则，规定都督由人民公举，议会由人民选举之议员组成，议会具有监督政府的权力。还规定了司法独立的原则，法官独立审判，不受上级官厅的干涉。有台湾学者评价说：“浙江于辛亥革命后至民元年初，短短数月间，在民主政治之推行上，就其临时省约法之内涵而言，确有极为崇高之理想与惊人之进步，使其在全国各省中居于前导的地位。”我省史学专家胡国枢先生亦指出，从以法治省的角度看，“褚辅成是当时浙江革命党人中最具现代意识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