沔阳伟人张难先

　　随着岁月的流逝，那些往日的英杰离我们越来越遥远，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今日的仙桃人未必确切知道张难先何许人也。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张难先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辛亥革命的重要元勋、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武汉和平解放的功臣，是一位推动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伟大人物，是一个满腔热血为人民的时代精英，是一名秉公执法清正廉洁的先锋战士。他是于革命有贡献、在政坛有作为、对后世有深远影响的民族脊梁，是迄今为止沔阳历史上为数不多、无人比肩的伟大人物。

　　张难先（1874.5—1968.9），谱名辉澧，字难先，号义痴，湖北省沔阳县张沟接阳东乡（今仙桃市张沟镇先锋村）人。他一生经历了晚清、民国、新中国三个历史时期，曾任西江善后督办公署参议兼西江讲武堂教官、广西榷运局（掌管食盐专卖专运）局长、琼崖（今海南省）各属行政专员兼国民党琼崖特别党部主任委员、广东省政府委员兼土地厅长、湖北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国民政府铨叙部首任部长、浙江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厅长、鄂豫皖三省党政委员会委员兼监察处主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第一至三届常委等职。张难先用毕生精力投身革命，追求真理，热爱人民，争取民主，力主和平，书写历史，改变中国。时代的洪流记载着他敢为人先的激情，历史的丰碑铭刻着他奋斗不息的业绩。

　　一、具有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远大抱负

　　张难先在半个多世纪的奋斗历程中，始终“敢”字当头，走在中华民族和世界进步潮流的前列。

　　敢为人先。张难先积极响应孙中山先生“振兴中华”的伟大号召，勇敢挺立时代潮头，毅然担负起“拯斯民于水火，扶大厦之将倾”的历史使命，积极参与并组织创立了清末湖北第一个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以联络军学界，共谋救国。他与胡瑛一起商量如何进行革命活动，吸取自立军失败的教训，说了一段话：“以革命大业，聚意志错杂者以图之，希有不偾事者！维因此获三大教训：一、不能专靠会党作主力；二、组织要严密，决不能取便一时，以容纳异党；三、绝对从士兵学生痛下功夫。而不与文武官吏为缘。”张难先认为，国家民族危机如此深重，要使中国从危亡中解救出来，必须革命，然而赤手空拳不可能革命。这时正是张之洞组建新军，很想多招收读书人入伍的时候，胡瑛提出：“这时搞革命非运动军队不可!”张难先非常赞成这个意见，说：“运动军队，非亲身加入行伍不可!”于是两人与朱松坪、雷月轩等人加入到湖北亲军中最有影响力的第八镇工程营充当士兵。“革命必须运动军队，运动军队必须投身行伍”的思想主张，为在迷惘中彷徨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点亮了一盏航灯，照亮了前行的方向，事实上成为了湖北革命党人进行革命活动的基本方针。按照这一方针，湖北的读书人中，不少人为了革命而投笔从戎，亲自充当士兵，在新军中长期、踏实地做工作。正因为如此，辛亥武昌首义的迅速胜利，不是偶然的，他们为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可靠的基础。张难先负责的工程营，在湖北革命的孕育、成长、发动等各阶段中，始终是一支中坚力量。辛亥武昌首义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历次农民起义及贵胄夺权，是一次大规模的成功的近代城市起义，使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政权有了建立的基础，并能以共和宪政号召天下。张难先对武昌首义乃至辛亥革命的胜利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

　　敢趟新路。张难先为官不仅出以公心，而且总爱改革创新，给民国官场带来一股清新之风。1925年任广西榷运局长时，他裁减冗员，废除机关陋规，制定廉洁奉公制度。1928年任湖北省财政厅长时，他着手整顿厘金，订定税则，汰除庸劣，严惩贪污，慎选廉吏，不过数月，湖北即告弊绝风清。税收增加后，他立即创立湖北省银行，筹建国立武汉大学。1929年任国民政府铨叙部长时，制定铨叙法规。1930年底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后，大刀阔斧，精简机构和人员，大胆启用能人和专业技术人员，严厉整肃官吏奢靡之风，不准官吏大吃大喝、到西湖坐游花船，大力压缩基本建设规模，确保水电、跨江大桥等重点民生工程项目顺利推进，力促各级官员改进作风，深入农村，了解情况，改善民生，使当时的浙江全省上下官场风气为之一新，深得人民群众的拥护。

　　敢于决裂。“9·18”事变后，张难先痛斥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积极拥护共产党的联合抗日政策，与董必武等共产党人有着密切联系。抗战胜利后，他拒不担任蒋介石的国策顾问，不随同蒋介石逃离大陆，而是站在共产党和人民一边，组织“武汉临时救济委员会”，与军阀白崇禧面对面地斗争，与中共武汉地下组织联手，竭力维护武汉市社会安定和市政设施，确保武汉免遭损失，为解放军和平解放武汉立下了汗马功劳。

　　二、具有位高不与奸邪共的铮铮傲骨

　　张难先勇于坚持真理，与一切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政治势力作不屈斗争，坚定地维护国家大局和人民利益：抗议袁世凯复辟帝制，毅然退隐家乡；不满庸人治政，敦促黎元洪让位孙中山；反对不抵抗政策，力主国共和作，共同抗日，当其主张遭到部分参政员攻击后，拒受蒋介石的“国策顾问”聘书；反感国民党高官专横跋扈，与之进行针锋相对、毫不妥协的较量；公开叫板白崇禧，挺身而出，誓死保卫武汉三镇人民安全和城市建筑设施。

　　在旧社会的官场上，好多官员都喜欢与地方流氓恶势力搅在一起，狼狈为奸。但张难先做官，既不爱见黑恶势力，更不与黑恶势力为伍。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时，上海滩上的帮会势力主要是上海帮会头目黄金荣、杜月笙之流，一般政要都不敢招惹他们，但张难先偏偏不信邪，就是不买他们的账，不拍他们的马屁。到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后，黄金荣等表示欢迎，派人由彭临九转达意思，张难先谢绝了他们的欢迎。彭临九劝道：“彼辈非联络不可。”张难先大义凛然地说：“封疆大吏，顾反须流氓地痞保护耶！现在风气之坏，即由士大夫不知自重，或多邪僻之行，奸民即乘间诱惑之，玩弄之，夹（挟）持之，支配之。于是邪正是非，道德法律，俱无形消失，世事即不可为矣。吾决不造此恶因也。”不久，上海帮会头目杜月笙的祠堂建成，上至中央大员，下至各省疆吏，送匾额，派代表，致电祝贺的不在少数，蒋介石也特地送去了“孝思不匮”的匾额，并派杨虎成宣读祝词。张难先对这种现象本来就反感，不料财政厅长王徵莹和杭州士绅来请他送匾额，他以与杜月笙素无交情拒绝，王徵莹说：这不过是给杜月笙一个面子，要是主席不愿具名，可用省政府名义。张难先回答道：“吾为省政府主席，省政府名义犹之本席名义。君等私人有交情者，可径送之，省政府未便贸然也。”说得下属们赧颜退出。张难先不傍大款，不勾结黑社会，照常在他们的地盘上来往，也没人把他怎样。

　　蒋介石是国民党的最高权势人物，按常理，得到蒋介石重用的张难先应该对蒋言听计从，但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张难先只讲原则，不讲人情。蒋介石电令他委任蒋伯诚为保安处长，周象贤为杭州市长，他竟回电拒绝。蒋介石连电坚持，他只好赶赴南京当面向蒋介石说明二人的劣迹，并称：“如主席必欲用此二人，予则挂冠而逃耳。”蒋介石不得不接受他的意见，取消了对这两个人的提名。不久，蒋介石又电令他委某二人为县长，他复电要求请那二人来浙江面谈后再作决定。蒋介石复电说他二人随我多年，你下委任状后我即命他们来，张难先复电说：“亲民之官，关系重大。予有直接责任，必须接谈慎选，此即所以报主席也。”蒋介石不得已要他们来杭州。张难先接见后发现，一人比较稳重，一人则恃主席推荐，非常傲慢。马上复电蒋介石：“与二人接谈，某练达，当即择地委之；某任县令不宜，且缓图。”搞得蒋介石无话可说。对蒋介石干预地方人事安排尚且如此，对来自家乡的堂弟侄子要求给个一官半职，他更是要他们凭本事考试，没有真本领休想进这个门槛。

　　三、具有惩贪治腐一身寡的浩然正气

　　张难先一生性格耿直，眼里容不得一粒沙子，对官场贪腐嫉恶如仇，始终坚守正道，秉公办事，严格执法。

　　1927年就任南方政府监察院委员时，张难先见当时税务人员多有贪污，于是彻查广东省黄冈厘厂（收厘金的机构）账目，不少高官为之打招呼，说情的信函、字条如雪片飞来，他全都不予理会，照查不误。他还查出了外交部秘书长、代理外交部长某某有敲诈嫌疑，绝不法外施恩，照样传讯，以收受两千元干股触犯法律，押解法院看管。

　　1928年他出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慎选廉吏，严惩贪暴。当时桂系统治湖北，汉口征收局长白崇墨系白崇禧胞弟，武穴征收局长为李宗仁之嫡表，都倚仗权势，不理局务，坐吃空饷，张难先将他们分别撤职和免职。

　　1932年他任蒋介石“剿总”党政委员会委员兼监察处主任，得知武昌下新河有人借特税处稽查为名，在江中敲诈船商，便派一科长化装商人密查，取得证据，马上拘获首犯葛顺祥枪毙。湖北防汛堤款关系全省人民生命，有员工竟然鲸吞七八十万。上年事发，已拘获要犯刘文荩，由湖北省政府送武昌地方法院惩办。张难先以案件重要，准备重点检查。但法院已将刘文荩保释。张难先商得蒋介石手令，亲自逮捕首席检察官胡恕，迫使该院将刘文荩抓获归案，于是释放胡恕而枪毙刘文荩。湖北水利局长陈克明趁上年武汉大水灾之机，虚报抢险经费，张难先派人查实报销单据多属伪造，由“剿总”将其撤职法办。国民政府交通部长王伯群偕其亲戚、贵州省府秘书长双清夫妇夹带大宗烟土吗啡，由四川鼓轮东下，途经武汉，被侦悉。张难先也上报蒋介石严办，将双清夫妇扣留，毒品没收。这些案件查办后，贪暴为之震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