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元勋陈英士

　　1906年是一个平年，农历是丙午年（马年）；同时也是清光绪三十二年。濒临大西洋的纽约港口，英国白星公司的一艘豪华客轮正启程前往欧洲。船上载有中国光绪皇帝派往西方国家考察政治制度的考察团。有一本研究北京的著作是这样写的：“1906年，作为新政改革的一部分，清政府派遣一个政府官僚代表团到海外去学习‘洋务’。”这个考察团是1905年冬出发，1906年夏回国。根据当时的报纸《时报》报道，慈禧太后伏案三个多小时，认认真真地看了一遍考察大臣们上的奏折。1906年9月1日，中国向全世界宣布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预备立宪，开始对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制度进行根本性的改造。

　　1906年对于辛亥元勋陈英士来说，意味着同样重要的一次改造。这也开启了他此后光彩人生的一个新起点。这一年的夏天，离开家乡只身来到上海已三年的陈英士，在弟弟陈蔼士（其采，时任湖南新军第四十九标统带）、同乡又是世交的杨信之（菱湖人，湖州旅沪公学创始人之一，后被聘为国民政府农商部顾问，授二等嘉禾勋章）还有朱五楼（荻港人，上海钱业公会首任会长，后为陈果夫岳父）的资助下，东渡日本留学深造。

　　陈英士（1878——1916），又名陈其美，号无为，曾用名朱志新，别署高野英一。1878年1月17日（清光绪三年丁丑农历十二月十五日卯时），陈英士诞生于湖州城五昌里陈家老屋中（现为陈英士故居，今人民广场南白地街西侧与广场前路昔称府学前相交处）。“五昌里”，意为五世其昌，据传陈氏从十四世祖到十八世祖都为官，五世不衰而得名。

　　进门天井里有常青树数株，半墙上有“锦峰起秀”四个颜体字，过半墙有楼房，此楼便是陈英士侄果夫、立夫出生处。“锦峰起秀”直指湖州陈氏家族源自吴兴归安县的锦峰东林。

　　陈姓据考证出自（左“女”右“为”）姓，远祖为虞舜，至周武王伐纣时，舜32代孙遏父为陶正，周武王依靠遏父的帮助才取得了伐殷的胜利。由于遏父功勋卓著，武王把大女儿太姬嫁给了他，遏父和太姬生了一个儿子名满，被封于陈，于是以封地代姓，满的子孙们便姓了陈，这就是陈氏的由来。

　　陈家迁至湖州定居最早可以追溯到南宋的陈缜（字邦德），相传他已经是遏父和太姬的儿子满的87世孙了，陈缜就是湖州陈氏东林支的始祖。陈氏家族主要集中居住在东林山（又名贝锦峰）西北，由一条泽河通往的保健村，因为历代有出仕为官，因此东林“泽河陈家”名动一时。传到第17世陈应恪（字敬山），迁居湖州府城内，住在府学前街的谷诒堂。湖州这个地方盛产蚕丝，陈家着手经营丝绸业，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到了第23世陈丰（字松庭），陈家才逐渐发达起来，慢慢成为当地的望族。《湖州府志·孝义传》称赞陈氏“以孝义受钦于乡里”。第24世陈绚(字赓枚)，因为热心地方公益事业，湖州府曾赠以“圣门狷者之流”及“矜式乡间”的匾额。他为人和善，民间戏称为“唱坐（土方言作揖）五太爷”，曾经出资修缮湖州城里最有名的骆驼桥。

　　好景不长，1851年太平天国革命爆发，迅速影响到江浙一带。在太平天国革命的冲击下，身为当地富豪的陈家家道逐渐中落了。

　　1864年，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了。第25世陈延佑（字眷苍）感于家道中衰，遂努力经商以自振。陈延佑为人勤俭谦和，家道开始好转。但是在1892年，陈延佑病故，家业又开始衰败，次子陈英士只好中途辍学。第二年，由杭州的亲戚吴小舫介绍，到石门县城（今桐乡市崇福镇）西横街的善长典当铺做学徒，在当铺里一干就是12年。

　　在陈氏三兄弟中，大哥陈勤士（其业）举业不畅，长期替人管理账房来操持家计。小弟陈蔼士（其采）15岁中秀才，后官费去日本留学，相当于湖州人口中的“读书先生”。唯独陈英士，“从小就显示出不凡的个性与气质，无论是学习还是做事，都让家人及乡亲们刮目相看。”因此，习商贾之道继承衣钵以养家户口的重担就责无旁贷地落在了陈英士的肩膀上了。

　　“日本之所以富强，其基本原因，在于变法维新，振兴实业。”1902年春，陈英士的弟弟陈蔼士从日本留学归来，向陈英士讲述了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几十年间由贫弱变为富强的情形。同时还给了基本中译本进步书籍，这让已在当铺干了12年仍是学徒的陈英士感到自己“见闻于隘”。一向胸有大志无缘伸展抱负的陈英士决心只身到“十里洋场”的大上海去长长见识。

　　1903年陈英士到上海表叔杨信之创办的同康泰丝栈里担任一名助理会计。当时上海是国内学生爱国活动的中心，也是反清活动的中心。他在工作之余，研究我国与海外贸易情况，企图改革。

　　同时，他还在科学仪器馆理科传习所学习自然科学知识，由此结识了蔡元培，同时，还结识了于右任及同乡张静江。于是，他经常出入中国公学，与革命志士相交往。陈英士在他们那里听到了很多革命道理，看到了很多革命知识分子出版的书刊和文章，如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警世钟》等。随着见闻益广，识见益宏，陈英士逐渐萌发民主、革命的思想，开始对当时的职业不满，产生了“商贾征逐末利，何补于国家的危亡！”（《陈英士先生年谱》）的感慨，特别是1906年5月12日，《革命军》作者邹容墓前纪念塔落成，蔡元培在纪念会上致词“特别警策”，陈英士受到极大的震动和启示，“决计抛弃商业生活，愿出洋留学”。

　　1905年秋，陈英士到湖南长沙看望弟弟陈蔼士时就已经表明此意。1906年，在资金有着落的情况下，陈英士踏上了东瀛求学之路，而这也正开启了他新的人生旅途。

　　身到日本东京后的陈英士，先入东京警监学校，被编入第三班，学习警政法律。“这是当时清政府为‘预备立宪’、‘实行新政’要培养新型警察而委托日本政府代办的一所学校。陈其美入学以后，结识了很多同学，如周淡游、庄之盘、魏伯桢、卢钟岳、周骏彦等。”（《陈果夫陈立夫与蒋介石》）应该说，结识了一大帮流日的爱国志士是陈英士留学日本的最大收获。在此期间，陈英士化名“无为”，在陈家鼎、宁调元等主办的革命刊物《洞庭波》上发表了题为《吊吴君樾》的五言诗，对舍身炸清朝五大臣的吴樾表示了深深的敬意。它可以说是陈英士立志革命的宣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