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元勋陈英士(2)

辛亥革命网 2017-09-12 09:37 来源:湖州日报 作者:湖州日报 查看:

1906年对于辛亥元勋陈英士来说,意味着同样重要的一次改造。这也开启了他此后光彩人生的一个新起点。

  这年冬,陈英士与孙中山得以见面,有说是宋教仁介绍。笔者以为有可能是同乡张静江的引荐。因为张静江与孙中山是在1905年8月赴法的轮船上相遇,之后便成为终身挚友,张静江一直为孙中山的革命事业筹资助款,是孙中山眼里的“革命奇人”。1906年3月,在胡汉民等人的主持下,张静江在新加坡加入同盟会(第二年在香港养病时履行入会手续),之后他曾便积极将自己的大哥张弁群(上海通运公司总经理)、舅父庞青城(上海中国银行董事)等人介绍给孙中山,并发展成为同盟会会员。同乡陈英士是张静江多位发展会员之一也在情理之中。

  在孙中山寓所的密室里,陈英士举起左手,对着会旗宣誓道:“联盟人,浙江省吴兴县人陈其美。当天发誓: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一任众处罚。天运丙午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国同盟会会员陈其美。”

  宣誓之后陈英士正式加入了孙中山先生在东京创立的革命团体——中国同盟会,立志推翻腐败无能的满清政权。因为孙中山在1907年就被清政府强烈要求日本政府驱逐出境,陈英士就成了孙中山亲自监誓的为数不多的早期同盟会会员之一,这也为他后来受到孙中山重视的原因之一。

  加入同盟会,是陈英士在民主革命道路上跨出的决定性一步。自此以后,他“遍交俊杰谋国之士”,更自觉地投入革命运动。“因对东京警监学校管理制度等的不满,1907年秋,陈英士与庄之盘等转入东斌陆军学校,学习军事。东斌陆军学校是孙中山请托日本人寺尾亨博士出面创办的,旨在秘密训练革命干部,创设费用则由孙中山筹措。”(《陈其美评传》)

  与此同时,陈英士先后结识了宋教仁、黄兴、徐锡麟、秋瑾、谭人凤、褚慧僧等人。并在黄兴的启发下,组织了“军事体育会”。准备学好军事知识,练好体魄,为将来的起义做准备。

  1908年是一个闰年,是农历戊申年(猴年);同时也是清光绪三十四年。对于讲究吉利的中国人来说,带着吉利数字“8”“9”的年份,并没有带给中国人吉祥如意。相反,这一年,“九五之尊”的光绪皇帝、“老佛爷”慈禧太后相继离开了人世,“清朝政府由于光绪、慈禧先后死去,忙于内部权力结构的重新调整,也不得不作出几分服从民意的开明姿态。”(《张謇传》)但当朝立宪政体的推进依然无法阻挡民主革命活动在封建时期中国的前进步伐。“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动荡不安的时局只能给中国民众增添痛苦。

  1908年开春,由于革命的需要陈英士由日本返国,就这一点而言,我更倾向于是政治目光敏锐陈英士,因为在加入同盟会以后一直没有得到孙中山的重视而作出的选择,所以更多的应是主观能动性的驱使,不单纯是目前大部分学者专家所持的观点“革命的需要,孙中山的派遣”。“1906年在他(指陈英士)30岁时始在日本加入同盟会,且初时并未受重视,同盟会成立后的初期军事活动中,其均未参与。查《孙中山年谱长编》,在那一时期也看不到这个精悍的湖州男子的身影,足以证明那时的陈其美还无法进入决意推翻满清政府的同盟会的决策层。”(黄波《让人为难的辛亥元勋陈其美》)这也就是说陈英士当时还没有到孙中山委以重任的地位。而笔者在查阅了《中国通史》和哈佛大学终身教授、“中国通”费正清撰写的《中国:传统与变迁》(被誉为费正清版《中国通史》)有关“辛亥革命”章节,提到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人外,只字未提到陈英士。这除了陈英士如何精准评价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之外,在初入同盟会的陈英士实在不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这也无形之中反驳了陈英士与蒋介石(时名蒋志清)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在日本相识,陈英士很看重蒋介石,介绍蒋介石加入同盟会一说。首先,光绪三十三年为丁未年,是1907年的2月3日到1908年的2月1日。整个1907年,蒋介石都在国内,其时正考入保定全国陆军速成学堂习炮兵,不可能在日本加入同盟会。即使1908年之春,蒋介石第二次踏上日本国土,但陈英士已经从日本回国,失之交臂,不可能于此时在日本相见,更不可能于此时由陈英士介绍入同盟会。在黎东方的《蒋公介石序传》中云:“蒋公在光绪三十四年加入同盟会”,照此说,陈英士介绍蒋介石入同盟会,很可能是在上海,因蒋介石在日本留学,于假期经常回国。设于东京的同盟会,自孙中山1907年被日本政府强迫出境后,已形同分裂,多系反孙中山一派,而陈英士则是属于坚决拥护孙中山一派。那个时期加入同盟会的手续很简单,很可能蒋介石是在上海填写申请表,并由陈英士效仿孙中山监誓自己一样,监誓蒋介石加入同盟会的。

  当时,陈英士提出要回国内,正是因为孙中山领导的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钦廉防城起义和镇南关起义等都在一年前失败,徐锡麟、秋瑾发动的浙皖起义也在不久前失败,二人英勇就义,国内革命形势在一定程度上转入了低潮。这些不幸的消息尤其使陈英士感到异常悲痛,他决定继承烈士们的未竟事业,亲身投入反清革命斗争。

  陈英士回国后立即投身到革命的滚滚潮流之中,“他四处奔波,联络党人,筹办出报。但由于清政府加紧镇压革命活动、搜捕革命党人,陈其美未能顺利打开局面。他迅速调整部署,利用上海这个人熟地稔之处开展革命活动,通过表叔杨信之的关系,先在湖州旅沪公学任代课教员,逐步和湖州、宁波等地旅沪商界人士相联络,取得沈缦云、王一亭等著名人物对他革命活动的支持。”(《陈果夫陈立夫与蒋介石》)然而,由于清朝政府的镇压,革命活动举步维艰,但越是在困难重重的逆境之下却越能体现陈英士的卓尔不凡。

  1909年夏天,稍有根基的陈英士在上海天宝栈策划发动浙江举义,不幸被叛徒刘光汉(原名刘师培)出卖。时任清政府两江总督的端方派兵抓捕陈英士等革命党人,因陈英士外出未归而幸免,起义被迫辍止。这一起义虽然失败,但体现了陈英士全身投入革命的决心,这可从陈英士与大哥书信中可体现:“弟所图,乃国事。同志之以殉身者已不乏人,弟何忍中途自弃厥职,以负国负友耶!”期间,他创办了上海当时“最富有革命色彩”的《民声丛报》,还有《中国公报》,为革命营造强大的舆论氛围,尤其是大力支持于右任、宋教仁等于1910年10月在上海创办了《民立报》,《民立报》不仅在当时,而且对以后的共产主义者投入新民主主义革命产生过影响。

  至辛亥革命之前在革命一线两年多的实践,陈英士深刻体会到革命活动不仅要依赖根基深厚的帮会力量,还要取得财势雄厚的商绅力量支持。因为当时的上海滩商绅群体中的翘楚大都是湖州籍人士,这为陈英士的革命带来了新的构思与力量,那就是“联络商团,媾通士绅”(姚辉《陈其美评传》),这成为后来陈英士革命成功的主要资本:“为吾党健者。第一次革命,于沪上握东南之锁钥,其功最大。”(孙中山语)

  有了帮会的支持,有了商绅的支持,陈英士的民主革命活动终于打开了局面,使得他从缄默无闻一跃而为蜚声沪上的革命党人。从此,他便正式作为反清革命的一个著名领导人,开始大张旗鼓地搞起他的革命来了。

  这里不得不说的一个小插曲就是陈英士与霍元甲的结识。陈英士吸取了此前多次革命失败的教训,即不能全部依赖帮会力量,他较为敏锐地意识到从事革命还需要组建自己的武装队伍。1908年冬,正值前来中国走穴淘金的英国大力士奥皮音,在位于四川北路的亚波罗影戏院公然表示要与华人打一场擂台,被报刊记者们一炒作,成了对“东亚病夫”的挑衅与侮辱,深深地伤害了大清人民那本就敏感而易受伤的感情。于是,“沪人哗然”,群情汹汹。陈英士急需要把握这个机会,这时身边的同盟会会员农劲荪向他推荐了霍元甲,这正合陈英士的心愿:“希望十年内训练出千万名既有强健体魄,又有军事技能的青年以适应大规模革命运动和改良军事的需要”。于是,一位津门普通武夫一下子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民族大英雄”“大豪侠”。陈英士借此机会,立即资助霍元甲在上海闸北的王家宅创办“精武体操学校”(精武体育会前身,1916年易名精武会),自然挂的是霍元甲的名头:由霍元甲主持精武技击并习军事,农劲荪担任会长。后来在精武会成立十周年时,孙中山先生曾亲自题赠匾额,书写了“尚武精神”四个大字,并担任该会的名誉会长。这或许也是孙中山对陈英士的一种怀念吧!

  身在上海的陈英士,一方面不断渗透入上海青帮和洪帮,逐渐拥有了在“黑社会”里的话语权,另一方面成功地以湖州旅沪公学为据点“联络商团,媾通士绅”,还通过“精武体操学校”培养属于自己的武装力量。但是,这时候在世人面前的陈英士却是“四马路(今福州路)惠乐里的长三堂子(高级妓院)或浙江路清和坊的长三堂子怡静别墅,以打牌吃花酒”“花天酒地,醉生梦死”(林黎元《张静江先生事略》),“生性风流”“好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据署名更生的记者回忆说:“表面则酣歌狂饮,花天酒地,以避满清之耳目。不知者以为醉生梦死之流耳。又孰知革命大事酝酿于此中哉!”另据同盟会员张奚若回忆,辛亥革命前,他是在上海“清和坊的怡情别墅”认识陈其美的:“第一次彼此就躺在姑娘屋里的床上交头接耳地说话。姑娘当然避开了,老妈子总不时进来倒茶拿瓜子。这是我第一次进堂子,此后还在那里吃过几次酒,也是陈其美请的。”

  但这些只能说明陈英士为革命目的不择手段,哪怕伪装自己;只能说明陈英士确实与当时的上海青、洪帮有类似作风,或者借青、洪帮开展革命活动。并不能说陈英士这样就是上海青帮的老大。

  从手头指证陈英士是青帮“大”字辈资料来看,主要是弟弟陈其采与上海青帮老大范高头有渊源。但是范高头在陈英士到上海的两年前,也就是1906年就被砍头(《上海通志》),不知道怎样照顾?而且现存资料都无法确切证明陈英士是青帮成员。

  1911年7月31日(闰六月初六)在上海浙江北路61号的湖州旅沪公学成立了同盟会中部总会。“会上通过了先父起草的《宣言》和宋教仁起草的《章程》,先父任交通干事,8月2日又被推为总务会议长。”(《先父谭人凤的一生》)

  中部同盟会成立后,由于宋教仁、谭人凤经常在外活动,在上海实际上由陈英士主持。通过了陈英士的悉心经营,“会务益振”,“在马霍路德福里一号,设立了总机关,宝昌路十五号为秘制炸弹处,嵩山路十一号为隐藏军火处,打铁浜四十五号、后马路湖州旅馆、万安旅馆等处为招待所,各省盟友随时住宿、联络、会议,革命情绪日益高涨”(《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续辑)。

  综上所述,在辛亥革命准备时期,陈其美在上海,形成了以中部同盟会为核心,以资产阶级势力作为依托,利用会党为工具,这样一个适合上海特殊环境的政治格局;制订了以上海为中心,联络邻省,谋长江中下游的革命胜利,从而影响全国的革命方略。孙中山曾说:“溯陈君之生平,光复以前,奔走革命,……其间慷慨持义,秘密勇进,数濒危殆,凡旧同志类能称述”(《孙中山全集》)。这些活动,为迎接即将到来的辛亥革命高潮,作了有组织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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