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元勋陈英士(3)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拉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陈英士）发动上海商团、青帮及部分青年与江浙革命党人立即在上海响应，11月3日在上海发动起义，起义队伍与驻杭州新军及会党攻克浙江巡抚衙门。上海光复后，被推为沪军都督。旋发起组织江浙镇沪联军，会攻并克南京。”（邵元冲《陈英士先生革命小史》）

　　上海光复可以说是陈英士一生最辉煌的功绩。在光复上海斗争中的功绩，得到孙中山的高度赞扬：“武汉既稍能久支，则所欲救武汉而促革命之成功者，不在武汉之一着，而在各省之响应。……时响应之最有力而影响于全国最大者，厥为上海。陈英士在此积极进行，故武汉一失，英士则能取上海以抵之，由上海乃能南京。后武昌一失，吾党又得以南京以抵之，革命之大局因以益振。则上海英士一木之支者，教他着尤多也。”11月5日，江苏省会苏州、浙江省会杭州几乎同时宣布独立。至12月2日，江浙沪革命联军攻克南京，长江下游一带遂全部光复。其间，陈英士、黄郛与蒋介石“义结金兰”，长幼依次。

　　1911年12月25日上午，“沪军都督”陈英士乘建威号兵轮前往吴淞口，迎接乘坐英国籍邮轮“地湾夏号”经香港从海外归来的孙中山，以及跟随他来到上海的胡汉民、谢良牧、李晓生、黄子荫、陈琴航、朱本定、余森郎、朱卓文、陆文辉、黄菊生，还有美国友人咸马里夫妇和日本友人宫崎寅藏、池亭吉、山田纯三郎、太田三次郎、群岛忠次郎、绪方二三等人。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率领大批随员，从上海沪宁火车站乘专列前往南京，于晚10时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负责护送的就是陈英士派遣的沪军参谋部谍报科科长应夔丞。但据邵力子（中国共产党发起人之一）回忆，陈英士为了保证前往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的绝对安全，还暗中“专门派遣已经于1911年11月10日出任绍兴军政分府都督的王金发，化装成‘总统专列随员’，身佩双枪暗中保护。陈英士为此事专门对邵力子解释说：‘我们革命党惯用暗杀手段对付清政府的显要权贵，也要防止他们用暗杀手段来伤害孙中山先生。有王金发担任秘密工作，就可以放心了。’”(沈鹏年：《孙中山与王金发》)

　　如此对孙中山尽忠尽职，自然让孙中山要重新认识这位来自浙江湖州的同盟会会员。应该说，上海的光复、任职前的悉心照顾和6天面对面的接触，让孙中山对陈英士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与好感。以致于在陈英士死后，孙中山许之为“吾党惟一柱石”，亲自为他撰写祭文，在和唐绍仪联名发表要求给陈英士国葬的呼吁书中更说陈英士“勋烈媲于黄君(黄兴)，而死义之烈过之”。这足以说明，陈英士在孙中山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1913年是一个平年，是农历癸丑年（牛年）；民国二年。出典于诸葛亮《出师表》的“多事之秋”本义是用秋季形容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但是就在这一年的春天，却发生了许多件重大事件，可谓“多事之春”。其中以“3月20日宋教仁遇刺身亡”和“3月25日孙中山决心武装倒袁”为最。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遇刺案”经过不再赘述，但是一些资料和史学家将怀疑的矛头指向了陈英士，主要依据是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克文《辛丙秘苑》和当时的北京国务院的一份正式声明，还有就是有刺杀前科。但是笔者了解到当时也就是1913年的北京国务院总理为赵秉钧，“看到宋教仁有夺走自己权力的危险，便在袁世凯密谋下杀害宋教仁”之嫌疑，因此指向陈英士为杀宋教仁的嫌疑苍白而无力。倒是袁克文的《辛丙秘苑》叙述有些靠谱，但是本人的特殊身份，以及文中也只是一些个人猜疑和道听途说，并不足采信。这样我倒更相信于曾任中央人民政教育部部长、高等教育部部长等职的马叙伦的回忆录：“这时，有一件案子，是袁世凯想收拾应德闳先生的。原来应先生在元年做了江苏民政长，刚刚碰到应桂馨暗杀宋教仁，这件事是袁世凯叫人干的，应先生把宋教仁被杀的情形通电全国，大家都晓得政府当局是个“嫌疑犯”。袁世凯因此恨死了应先生，就借一件公债案子，查办他。应先生被平政院传到北京，住在白庙胡同的大同公寓，公寓门口站了一个警察，叫他失了出入的自由。通信也受检查，有时是我替他带给东交民巷的邮政局发出，因为使馆界里的信是不检查的，这也是一件故事。应先生虽则幸而无事，但是不敢再做官了。”（《马叙伦：我在六十岁以前》）

　　至于陈英士的“刺杀前科”，主要是发生在1912年的刺杀陶成章一案。陶成章是光复会副会长，上海光复会曾在攻打江南制造局时救过陈英士。但由于涉及到两个会党之间的利害关系，我不赞成断定一个任职不到一年就主动辞职的都督，居然还会垂涎一个“浙江都督”的虚位而刺杀陶成章的说法，而是从会党在得权前后的演变关系来分析，“清末会党，光复会与同盟会同根并蒂，乙巳(1905)合流，相濡以沫，数年间威震东南，不分伯仲。丁未(1907)之后，两会首领龃龉不断，但为反清大业，尚能共事。俟江浙独立，孙、黄得势，光复会即遭压迫，矛盾日深，冲突愈烈，相斥相煎，终致火并。”这才是“刺陶”案的真相所在，无关陈英士的为人个性，因为他“始终追随孙中山”（《周恩来文集》）。“刺陶”案让陈英士看到了蒋介石的忠心与能力，已经得到器重的陈英士开始向孙中山极力推荐蒋介石，这才有了1913年“孙蒋第一次单独面见”。参见蒋介石的《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二周年纪念告全国青年书》：“余二十七岁，即民国二年讨袁之役初起之时期”。另于一九六三年，蒋介石又一次无意间透露他初见孙中山的日期，“直到二十七岁，总理才对我单独召见”。

　　宋教仁遇刺案发后，让“孙中山此前对袁世凯的种种幻想这时已完全破灭，在极度悲愤的情绪之下，他力主起兵讨袁。”“握有兵权的同志大都做了各省都督，有了自己的地盘和既得利益，对孙中山的讨袁指令大都借故推脱，坚决支持的只有江西的李烈钧和上海的陈其美。”（李菁《天下为公：孙中山传》）

　　1913年“7月12日，李烈钧首先在江西湖口宣布江西独立。7月15日，黄兴在南京自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7月18日，陈炯明在广东宣布广东独立。之后，福建、湖南、四川也陆续响应。陈英士于7月16日在上海起兵，被推为上海讨袁军总司令，7月19日，上海宣布独立，并发布了《讨袁宣言》。可是，在袁世凯的残酷镇压下，各省讨袁军都先后完全失败。陈英士的部队在几次攻打制造局都未成功，而上海海陆军又被袁世凯收买的情况下，逐渐溃散。这场革命被称为“二次革命”，这场革命的消极影响是很大的。袁世凯乘着军事上的胜利，发出布告把孙中山、黄兴、陈英士等革命党人称为‘暴徒’，并加以通缉，后又于11月4日，下令解散国民党。”（钱一鸣《著名资产阶级革命家陈英士》）

　　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流亡日本后，就“发起重新党帜，为卷土重来之计”。他表示：“国民党已成一盘散沙，党员不听号令，这个党我不要了！”遂决定重新组建一个新党，名为“中华革命党”，其目的是要发动“第三次革命”，继续讨袁。

　　应该说，宋教仁早亡，章太炎、黄兴与孙中山分道扬镳后，原来同盟会第一代领导集体就只剩下汪精卫和陈其美两个人宣誓效忠孙中山，加入了他的中华革命党，而汪精卫因为刺杀摄政王而被关了一年，出狱后反倒没有了位置，以至于这些年都没什么作为，这样只剩下陈英士对孙中山忠心耿耿，还一直活跃在革命的一线，而且是革命党高层中除黄兴外唯一带过兵打过仗的，因此，孙中山对陈英士更加倚重。

　　1914年7月8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组建，孙中山为总理，陈英士为总务部长。在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上，孙中山当众宣誓入党，并指定陈英士和居正为他的入党介绍人。仅此一点，也足见孙中山对陈英士的倚重和信任。担任中华革命党总务部长的陈英士，实际上是孙中山在党内的第一副手。孙中山曾明确规定总务部的地位和职权：“总务部为各部之领袖。各部事务应受其考试。凡总理发表命令或委任职员，必须总务部及有关部长副署，特别筹款及对外交涉，亦由总务部任之。”这种权限，在当时的中华革命党中，可说是“一人之下，诸人之上”的股腑之臣了。

　　1916年4月27日，孙中山从日本返回国内，亲临上海主持讨袁斗争，并发表《第二次讨袁宣言》，号召全国人民起而进行反袁斗争，同时指示“不徒以去袁为毕事”，而应永远铲除帝制。陈英士在孙中山抵沪后，更觉肩上责任重大，急于有所作为，以配合蔡锷领导的护国军节节胜利，全国讨袁呼声日益高涨的大好形势。然而，举事讨袁需要大量的款项，在经费奇缺的情况下，陈英士数度制订起义计划，均因经费困难而未能实现。急于筹措革命经费的欲望导致陈英士陷入了一个危险圈套。当时袁世凯一直未放弃用金钱收买陈英士或至少使其脱离革命的企图，曾以70万大洋（一说50万美金）的巨资诱使陈英士出洋游历，遭陈英士严辞拒绝。

　　袁党分子视陈英士为眼中钉肉中刺，又设计了一个杀掉陈英士的巧计：由朱光明、许国霖、程子安等人开设了一个徒有虚名的“鸿丰煤矿公司”，勾结革命党内部的叛徒李海秋，由李海秋去对陈英士说：鸿丰公司有一块矿地，准备以此向日本银行抵押一笔巨额贷款。如果陈英士能居中介绍签约，鸿丰公司愿捐出借款总额的十分之四（80万大洋）来资助革命。求款心切的陈其美当即一口答应，并约定5月18日下午带合同书来签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