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难先：社会新风的引领者

　　张难先作为我国近代清正廉洁、秉公执法官员的典型代表，其传奇人生和反腐倡廉、抑奢崇俭、勤政爱民、惩恶扬善的理念和行为，是我省廉政文化史上独特的历史资源。他用一生的实践，生动地诠释了其“清、正、慎、公、勤”的优良作风和品质，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社会新风的倡导者和引领者。

　　一、追求真理，不断学习。张难先一生酷爱学习，与时俱进，始终紧随进步思想和潮流。在参加民主革命前，他读了十多年的私塾，深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明白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认为只有读书才能救国，救国必须读书。因为熟读史书，善于思考，最早提出了“要革命必须运动军队，运动军队必须投身行伍”的革命主张，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指明了方向，直接推动了武昌首义乃至辛亥革命的成功。南北议和后，他不满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谢绝了季雨霖、黎元洪的聘请，退隐家乡，发誓十年不出，发愤学习，教书种田。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他看到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感觉耳目一新。于1920年只身赴北京，寻师访友，追求新知识。1921年，他变卖家产，举家迁居北京求学求友。每晚都到北大听杜威、罗素讲学，结识梁漱溟、李济深等人。工作之余，他始终以读书为乐，常与当时的名家讨论学习心得。在繁重的工作之余，他挤时间认真学习财政、税收、金融、法律、土地等业务知识，大胆改革创新，成为了理财能手和管理行家，为湖北、浙江等省经济社会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有目共睹的成绩。新中国成立后，他满腔热忱、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努力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

　　二、胸怀坦荡，不阿权贵。在旧中国的官场上，不少官员喜欢与地方流氓恶势力搅在一起，狼狈为奸。但张难先做官，既不待见黑恶势力，更不与黑恶势力为伍。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时，上海滩上的恶势力主要是上海帮会头目黄金荣、杜月笙之流，一般政要都不敢招惹他们，但张难先偏偏不信邪，就是不买他们的账，不拍他们的马屁。张难先敢于坚持真理，与一切反动政治势力作斗争，维护国家大局和人民利益。早在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取了大总统，他伤心至极，辞去了军政府秘书、招讨军顾问职务，抗议袁世凯复辟帝制，毅然退隐家乡。1922年，北洋政府大总统徐世昌被迫辞职，蔡元培等人力主黎元洪任大总统，张难先知道后，一面致电黎元洪，请让孙中山为大总统，一面急电蔡元培：“公等此种主张是偏颇的，是狭隘的，是袒护有枪阶级的，会造成异日大战。公等执学界牛耳，出言不可不慎，主张不可不公。军阀专横，恃政治家以纠正之；政治家污浊，恃学者纠正之；今学者又如此，则吾国之苦，百姓将永无宁日。”他的两份电函虽未改变局势，但后来的形势发展，果如他所言，军阀继续混战，百姓久久不得安宁。1927年他反对蒋桂混战，愤然辞去湖北省财政厅长职务。任浙江省主席期间，蒋介石两次电令他委任自己指定的人选，他一次是回电拒绝，一次则复电说：“亲民之官，关系重大。予有直接责任，必须接谈慎选，此即所以报主席也。”1931年，蒋介石不抗日直至丢了上海，他致电要蒋介石“通电罪己，与民更新”，被革去省主席职务。他反感国民党高官杨永泰之流专横跋扈，与之进行针锋相对、毫不妥协的较量。

　　三、亲民爱民，不显官威。张难先始终牢记自己出身贫寒人家，对生活在底层的劳动大众有着浓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无论为官，还是在野，都始终尊重劳动者和下层人士，体察民情，体恤民苦，关心民生，不摆官架。一次，他辞职回家，同窗好友杨南香特地坐轿来拜访他，在接待时，他请轿夫们在客厅大桌上吃肉鱼等好菜，然后在厨房“开小灶”，用一碗咸菜、一碗辣椒、一碗豆豉招待好友，并说：“你我都没有卖苦力，随便吃点东西就行了。”民众和下级有冤情，他立马受理，快速解决。广东省台山县长刘裁甫在家乡主持政务，制定了许多革新政策，触犯了当地劣绅的利益，地方劣绅因而串通一气，联名诬告，导致其被冤入狱。张难先假扮风水先生，到刘裁甫老家打听事情原委，了解事情真相后，详细列出地方劣绅的恶行，据实上报，使刘裁甫得以平反昭雪，无罪释放。张难先为官几十年，从不盛气凌人、以权压人。一次，他从上海到南京，交通处长李范一送他上车，车厢拥挤，一年轻军官见他年老衣粗，不肯让出多占的座位。李范一说，老人是监察委员。年轻军官不相信，扬言说：到了南京，我不把你拉到总司令部，我不是人。到了南京后，年轻军官发现此事属实，自责不已，请求饶恕。张难先说：“不怪你，只怪我衣着太粗陋了。”1929年张难先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时，汉川的张氏族人找到他诉苦：我们在汉川某村的张姓人口800多人，李姓人口2000多人，他们仗着人多势众，经常侵占我们张家的农田，我们斗不过他们，请您为我们主持公道，把失去的农田要回来。他来到汉川后，听了张家房长的汇报，再问李家房长：是他说的这样吗？李家房长忙不迭地点头认错：都怪我族规不严、管教不力，对张家多有冒犯和得罪，您说怎么处置，我们都坚决按您的指示办。出乎大家的意料，张难先提出的处理意见是：维持现状不变，土地使用权现在在谁家，就由谁家继续保管使用。张家房长大惑不解：您是我们张家的大佬，明知李家欺负我们，为什么还长李家的气焰？张难先笑着说：我帮你们把失去的田地要回来，一点问题都没有。但你们要知道，那是凭借我的地位和权势。我为你们说话很容易，但张李两姓的矛盾势必会像斗斧头把一样，越斗越紧，怨怨相报，两族恩怨必定结成世仇。我做官只是暂时的，一旦我不做官了，他们还会反攻倒算的，现在让着他们一点，又有何妨？汉川这个地方是个水袋子，田多田少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一定要勤劳，把产量搞得尽可能高一些，要让孩子们把书读好，发愤图强，将来有大作为！

　　四、艰苦朴素，不搞特殊。1930年底，张难先赴杭州就任浙江省主席时，青衣小帽，同一仆人杂坐于京沪杭火车三等车厢，省府高级官员及地方绅士进站迎接，他却随着人群悄然出站。按照惯例，省政府将西湖别墅“澄庐”作为他的官邸。了解到这座别墅“阶梯俱为大理石砌成，客厅上端天花板尽罗马雕刻，华丽巨灯购自美国，浴室及大小盆全以大理石为之，各室俱设暖气管，饭厅寝室，无不精致”，张难先说：“国步艰难，何敢如此享受，况出于贪官盛宣怀之手，此非我居住之所。”于是，找到一普通民宅居住。每日清晨，常提竹篮一只，亲上龙翔桥买小菜，常常和贩夫野叟、卖菜村姑，闲话桑麻，询问丰歉。浙江省公安局派来卫士保护其家，他坚决不要，并说：“我家的门夜半大开，也没人会来偷东西的。”他还告诫家人外出绝对不准乘公家的汽车。浙江省在杭州市梅东高桥举行省运动会，张难先坐省府小汽车到运动会参观，在距运动会大门很远的地方停下，与普通的参观者一样步行进去，站在运动场边角观看比赛。一会儿，他的夫人和女孩子走来了。组委会工作人员几次三番邀请他们到司令台上就座，都被婉言谢绝。他任铨叙部长以至浙江省主席期间，工资800 元，另外国民党还给1000 元的“办公费”，比工资还高，相当于岗位津贴。但他从来不领。后来，他回到湖北，准备辞去政府职务，蒋介石为了拉拢他，送上“特别费”3000 元，他马上予以退还。他对儿孙们的要求很严，强调“各求自立，自立门户，努力向上”，虽然以他的职权安排子孙从政经商易如反掌，但他的儿女及孙辈没有一人到国外留学、没有一人从政当官、没有一人利用其职权经商谋利。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指定北京绒线胡同一四合院作他上京的住宅，他以屋大，用人多，开销大，婉言谢绝，自租一小屋居住。后来定居北京，他坚持不给国家添麻烦，要自己的小儿子张澈生辞掉工作，帮助处理文件，照顾自己的生活起居。这种特立独行，以清为平，不与世俗苟同的言行，赢得了世人的钦佩。

　　五、移风易俗，不落窠臼。张难先平生厌恶讲排场、搞奢华，在浙江省任职时，大力整治官员公款宴请和游玩西湖的恶习，抓住省教育厅长张道藩这个违规典型，在全省领导干部会议上公开通报，以儆效尤，使得浙江省上下一时风清气正。他对官员要求严，自己更是带头移风易俗，喜事新办，喜事简办，不收礼金礼品。他的二儿子张澈生在杭州结婚，按照当时的社会风气，应是张灯结彩，宾客盈门，吹吹打打，热闹一番。但张家新房陈设简陋，除接待石瑛、刘南如及几个至亲好友外，未设宴会，概不接受任何人的礼物。1935年，二女儿肖瑜在南京结婚，只有张难先一人代表全家出席婚礼，婚事简办得直令看热闹的人感叹不已。1938年3月，他在写给子女的家训中强调：“余生平主张火葬，家中及亲友，到彼时，须摒除俗见，照办诸事从简。居丧铺张浪费，俗人以为荣，通人以为辱，况且实在无钱使用。”并要求：“余易箦时，家中切不可下讣文及收入挽章。”1943年12月，他专门写了《现在宜实行火葬制度以济人之急而重卫生》一文，主张人死后实行火葬。他的这些思想观点具有划时代的先进性。1968年9月11日，张难先去世后，尽管周恩来总理指示国务院办公厅为其张罗追悼会，但其后人遵照遗愿，没有对外张扬，只有在京的几位亲属先火化了他的遗体，然后举办了一个简单的追思会。

　　六、能上能下，不图名利。在民国官场，张难先始终抱着“只要做事，不要做官”的原则，把官责看得很重。他认为，当官就要为国家、民族和人民做一些有益有用的事情。所以，他在琼崖为官敢于清匪除霸，执掌铨叙部敢于制定铨叙法规，担任监察委员敢于秉公执法，主政浙江敢于精兵简政，财政部长任上敢于改革税制，培植财源，成立湖北银行、筹建武汉大学，等等。正因为他做官只为做事，所以，他把官帽看得很轻。1932年，蒋介石为了扩充军费，指使 “剿匪”总司令部党政委员会秘书长杨永泰出面，逼迫张难先同意提走修堤款。张难先仗义执言，坚决反对，并指出：你要做湖北千千万万人民的子孙，就不要提款！要做总司令的子孙，你就把款提走！杨永泰理屈词穷。狡黠的蒋介石见杨永泰斗不过张难先，便下令成立湖北堤款清理移交委员会，并任命张难先为清理移交委员会主任。张难先认为：“如此不利桑梓之事，若因一宦为之，吾子孙尚能解于鄂人乎？”于是他横下一条心，不到任，不清理，不移交，并断然辞去职务。1932年，他被免除浙江省政府主席及其他职务后，在武汉听说沔阳老家上年发大水，民不聊生，饿殍遍野，无人愿意到沔阳当干部，于是，主动请缨，担任沔阳县政府秘书，随同新任县长、他的老部下范一侠到沔阳赈灾饥民，制定规划，兴修水利。堂堂封疆大吏能上能下，去做县里的属官，引领官场新风，在当时确实难能可贵，就是在今天也不多见。张难先的这种为官品德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当下，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