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难先:社会新风的引领者

辛亥革命网 2017-09-12 13:56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张泽新 查看:

张难先作为我国近代清正廉洁、秉公执法官员的典型代表,其传奇人生和反腐倡廉、抑奢崇俭、勤政爱民、惩恶扬善的理念和行为,是我省廉政文化史上独特的历史资源。

  张难先作为我国近代清正廉洁、秉公执法官员的典型代表,其传奇人生和反腐倡廉、抑奢崇俭、勤政爱民、惩恶扬善的理念和行为,是我省廉政文化史上独特的历史资源。他用一生的实践,生动地诠释了其“清、正、慎、公、勤”的优良作风和品质,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社会新风的倡导者和引领者。

  一、追求真理,不断学习。张难先一生酷爱学习,与时俱进,始终紧随进步思想和潮流。在参加民主革命前,他读了十多年的私塾,深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明白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认为只有读书才能救国,救国必须读书。因为熟读史书,善于思考,最早提出了“要革命必须运动军队,运动军队必须投身行伍”的革命主张,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指明了方向,直接推动了武昌首义乃至辛亥革命的成功。南北议和后,他不满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谢绝了季雨霖、黎元洪的聘请,退隐家乡,发誓十年不出,发愤学习,教书种田。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他看到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感觉耳目一新。于1920年只身赴北京,寻师访友,追求新知识。1921年,他变卖家产,举家迁居北京求学求友。每晚都到北大听杜威、罗素讲学,结识梁漱溟、李济深等人。工作之余,他始终以读书为乐,常与当时的名家讨论学习心得。在繁重的工作之余,他挤时间认真学习财政、税收、金融、法律、土地等业务知识,大胆改革创新,成为了理财能手和管理行家,为湖北、浙江等省经济社会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有目共睹的成绩。新中国成立后,他满腔热忱、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努力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

  二、胸怀坦荡,不阿权贵。在旧中国的官场上,不少官员喜欢与地方流氓恶势力搅在一起,狼狈为奸。但张难先做官,既不待见黑恶势力,更不与黑恶势力为伍。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时,上海滩上的恶势力主要是上海帮会头目黄金荣、杜月笙之流,一般政要都不敢招惹他们,但张难先偏偏不信邪,就是不买他们的账,不拍他们的马屁。张难先敢于坚持真理,与一切反动政治势力作斗争,维护国家大局和人民利益。早在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取了大总统,他伤心至极,辞去了军政府秘书、招讨军顾问职务,抗议袁世凯复辟帝制,毅然退隐家乡。1922年,北洋政府大总统徐世昌被迫辞职,蔡元培等人力主黎元洪任大总统,张难先知道后,一面致电黎元洪,请让孙中山为大总统,一面急电蔡元培:“公等此种主张是偏颇的,是狭隘的,是袒护有枪阶级的,会造成异日大战。公等执学界牛耳,出言不可不慎,主张不可不公。军阀专横,恃政治家以纠正之;政治家污浊,恃学者纠正之;今学者又如此,则吾国之苦,百姓将永无宁日。”他的两份电函虽未改变局势,但后来的形势发展,果如他所言,军阀继续混战,百姓久久不得安宁。1927年他反对蒋桂混战,愤然辞去湖北省财政厅长职务。任浙江省主席期间,蒋介石两次电令他委任自己指定的人选,他一次是回电拒绝,一次则复电说:“亲民之官,关系重大。予有直接责任,必须接谈慎选,此即所以报主席也。”1931年,蒋介石不抗日直至丢了上海,他致电要蒋介石“通电罪己,与民更新”,被革去省主席职务。他反感国民党高官杨永泰之流专横跋扈,与之进行针锋相对、毫不妥协的较量。

  三、亲民爱民,不显官威。张难先始终牢记自己出身贫寒人家,对生活在底层的劳动大众有着浓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无论为官,还是在野,都始终尊重劳动者和下层人士,体察民情,体恤民苦,关心民生,不摆官架。一次,他辞职回家,同窗好友杨南香特地坐轿来拜访他,在接待时,他请轿夫们在客厅大桌上吃肉鱼等好菜,然后在厨房“开小灶”,用一碗咸菜、一碗辣椒、一碗豆豉招待好友,并说:“你我都没有卖苦力,随便吃点东西就行了。”民众和下级有冤情,他立马受理,快速解决。广东省台山县长刘裁甫在家乡主持政务,制定了许多革新政策,触犯了当地劣绅的利益,地方劣绅因而串通一气,联名诬告,导致其被冤入狱。张难先假扮风水先生,到刘裁甫老家打听事情原委,了解事情真相后,详细列出地方劣绅的恶行,据实上报,使刘裁甫得以平反昭雪,无罪释放。张难先为官几十年,从不盛气凌人、以权压人。一次,他从上海到南京,交通处长李范一送他上车,车厢拥挤,一年轻军官见他年老衣粗,不肯让出多占的座位。李范一说,老人是监察委员。年轻军官不相信,扬言说:到了南京,我不把你拉到总司令部,我不是人。到了南京后,年轻军官发现此事属实,自责不已,请求饶恕。张难先说:“不怪你,只怪我衣着太粗陋了。”1929年张难先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时,汉川的张氏族人找到他诉苦:我们在汉川某村的张姓人口800多人,李姓人口2000多人,他们仗着人多势众,经常侵占我们张家的农田,我们斗不过他们,请您为我们主持公道,把失去的农田要回来。他来到汉川后,听了张家房长的汇报,再问李家房长:是他说的这样吗?李家房长忙不迭地点头认错:都怪我族规不严、管教不力,对张家多有冒犯和得罪,您说怎么处置,我们都坚决按您的指示办。出乎大家的意料,张难先提出的处理意见是:维持现状不变,土地使用权现在在谁家,就由谁家继续保管使用。张家房长大惑不解:您是我们张家的大佬,明知李家欺负我们,为什么还长李家的气焰?张难先笑着说:我帮你们把失去的田地要回来,一点问题都没有。但你们要知道,那是凭借我的地位和权势。我为你们说话很容易,但张李两姓的矛盾势必会像斗斧头把一样,越斗越紧,怨怨相报,两族恩怨必定结成世仇。我做官只是暂时的,一旦我不做官了,他们还会反攻倒算的,现在让着他们一点,又有何妨?汉川这个地方是个水袋子,田多田少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一定要勤劳,把产量搞得尽可能高一些,要让孩子们把书读好,发愤图强,将来有大作为!

  四、艰苦朴素,不搞特殊。1930年底,张难先赴杭州就任浙江省主席时,青衣小帽,同一仆人杂坐于京沪杭火车三等车厢,省府高级官员及地方绅士进站迎接,他却随着人群悄然出站。按照惯例,省政府将西湖别墅“澄庐”作为他的官邸。了解到这座别墅“阶梯俱为大理石砌成,客厅上端天花板尽罗马雕刻,华丽巨灯购自美国,浴室及大小盆全以大理石为之,各室俱设暖气管,饭厅寝室,无不精致”,张难先说:“国步艰难,何敢如此享受,况出于贪官盛宣怀之手,此非我居住之所。”于是,找到一普通民宅居住。每日清晨,常提竹篮一只,亲上龙翔桥买小菜,常常和贩夫野叟、卖菜村姑,闲话桑麻,询问丰歉。浙江省公安局派来卫士保护其家,他坚决不要,并说:“我家的门夜半大开,也没人会来偷东西的。”他还告诫家人外出绝对不准乘公家的汽车。浙江省在杭州市梅东高桥举行省运动会,张难先坐省府小汽车到运动会参观,在距运动会大门很远的地方停下,与普通的参观者一样步行进去,站在运动场边角观看比赛。一会儿,他的夫人和女孩子走来了。组委会工作人员几次三番邀请他们到司令台上就座,都被婉言谢绝。他任铨叙部长以至浙江省主席期间,工资800 元,另外国民党还给1000 元的“办公费”,比工资还高,相当于岗位津贴。但他从来不领。后来,他回到湖北,准备辞去政府职务,蒋介石为了拉拢他,送上“特别费”3000 元,他马上予以退还。他对儿孙们的要求很严,强调“各求自立,自立门户,努力向上”,虽然以他的职权安排子孙从政经商易如反掌,但他的儿女及孙辈没有一人到国外留学、没有一人从政当官、没有一人利用其职权经商谋利。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指定北京绒线胡同一四合院作他上京的住宅,他以屋大,用人多,开销大,婉言谢绝,自租一小屋居住。后来定居北京,他坚持不给国家添麻烦,要自己的小儿子张澈生辞掉工作,帮助处理文件,照顾自己的生活起居。这种特立独行,以清为平,不与世俗苟同的言行,赢得了世人的钦佩。

  五、移风易俗,不落窠臼。张难先平生厌恶讲排场、搞奢华,在浙江省任职时,大力整治官员公款宴请和游玩西湖的恶习,抓住省教育厅长张道藩这个违规典型,在全省领导干部会议上公开通报,以儆效尤,使得浙江省上下一时风清气正。他对官员要求严,自己更是带头移风易俗,喜事新办,喜事简办,不收礼金礼品。他的二儿子张澈生在杭州结婚,按照当时的社会风气,应是张灯结彩,宾客盈门,吹吹打打,热闹一番。但张家新房陈设简陋,除接待石瑛、刘南如及几个至亲好友外,未设宴会,概不接受任何人的礼物。1935年,二女儿肖瑜在南京结婚,只有张难先一人代表全家出席婚礼,婚事简办得直令看热闹的人感叹不已。1938年3月,他在写给子女的家训中强调:“余生平主张火葬,家中及亲友,到彼时,须摒除俗见,照办诸事从简。居丧铺张浪费,俗人以为荣,通人以为辱,况且实在无钱使用。”并要求:“余易箦时,家中切不可下讣文及收入挽章。”1943年12月,他专门写了《现在宜实行火葬制度以济人之急而重卫生》一文,主张人死后实行火葬。他的这些思想观点具有划时代的先进性。1968年9月11日,张难先去世后,尽管周恩来总理指示国务院办公厅为其张罗追悼会,但其后人遵照遗愿,没有对外张扬,只有在京的几位亲属先火化了他的遗体,然后举办了一个简单的追思会。

  六、能上能下,不图名利。在民国官场,张难先始终抱着“只要做事,不要做官”的原则,把官责看得很重。他认为,当官就要为国家、民族和人民做一些有益有用的事情。所以,他在琼崖为官敢于清匪除霸,执掌铨叙部敢于制定铨叙法规,担任监察委员敢于秉公执法,主政浙江敢于精兵简政,财政部长任上敢于改革税制,培植财源,成立湖北银行、筹建武汉大学,等等。正因为他做官只为做事,所以,他把官帽看得很轻。1932年,蒋介石为了扩充军费,指使 “剿匪”总司令部党政委员会秘书长杨永泰出面,逼迫张难先同意提走修堤款。张难先仗义执言,坚决反对,并指出:你要做湖北千千万万人民的子孙,就不要提款!要做总司令的子孙,你就把款提走!杨永泰理屈词穷。狡黠的蒋介石见杨永泰斗不过张难先,便下令成立湖北堤款清理移交委员会,并任命张难先为清理移交委员会主任。张难先认为:“如此不利桑梓之事,若因一宦为之,吾子孙尚能解于鄂人乎?”于是他横下一条心,不到任,不清理,不移交,并断然辞去职务。1932年,他被免除浙江省政府主席及其他职务后,在武汉听说沔阳老家上年发大水,民不聊生,饿殍遍野,无人愿意到沔阳当干部,于是,主动请缨,担任沔阳县政府秘书,随同新任县长、他的老部下范一侠到沔阳赈灾饥民,制定规划,兴修水利。堂堂封疆大吏能上能下,去做县里的属官,引领官场新风,在当时确实难能可贵,就是在今天也不多见。张难先的这种为官品德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当下,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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