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大悲和余诚在武昌的革命活动(5)
辛亥革命网 2017-11-21 09:34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余品绶 孟进 查看：
“余诚字简斋者，曾中清朝副榜，自费留学日本，系同盟会中坚分子兼湖北支部部长，萍乡之役，曾回国参加，失败后，又逃亡日本。余家境清寒，无法接济费用，又以身体多病，不能长居日本，乃因温楚珩返国之便，借其川资同行返鄂住雄楚楼某号亲戚家。因识詹大悲，始悉军中已有同志多人，遂由詹介绍召集开会。余在会上演说同盟会组织原委及革命宗旨，并指出同盟会中都是当时知名人物。闻者大为兴奋，每日都有很多同志来寓访问，因此，军中革命组织更加发展。不幸余所患肺结核症日形严重，回本县休养，未及半载，因病身故。余虽死，但已播下不少革命种子矣。”[22]
如果有人觉得詹大悲和余诚等人的这些活动一点也不轰轰烈烈、一点也不惊天动地，因而“没有什么了不起”，甚至“不值一提”，那就不对了。
是的，你可以说它“不惊天动地”，但却不可以说它“不值一提”。因为正是无数像詹大悲和余诚这样的革命党人，看准了目标，不竞声华，点点滴滴，埋头苦干，自庚子年（1900年）算起，六年而到“丙午秋冬”，九年而到“己酉秋冬”，十一年而到“辛亥秋冬”，终于推翻了满清帝国，创立了中华民国，这就是事实。而期间湖北革命党人的特质愈益明显、愈益坚定，也是事实。
“作始也简，其成也巨”。难道不是一条普遍的规律吗？
今天我们纪念詹大悲先生等革命前辈，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学习他们“不竞声华，埋头苦干”的优良特质，为振兴中华民族、实现中国梦而一步一个脚印地努力奋斗。
詹大悲先生永垂不朽！
【注】：
[1] 载章开沅主编《辛亥革命辞典》，武汉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附录一】：《辛亥革命大事记》第451页。
[2] 载冯天瑜、张笃勤著《辛亥首义史》，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4月第1版，附《辛亥首义大事年表》，第626—627页。
[3] 误。张之洞病逝于农历己酉（宣统元年）八月二十一，即公历1909年10月4日。
[4] “顺昌”，排印误。应为“顺丰”
LITVINOFF。《辛亥首义史》本书第41页即有介绍：“1873年前后俄国茶商在汉口英租界滨江地段（今兰陵路口）开办的顺丰砖茶厂，是武汉最早的机器运作的制造业。…继顺丰茶砖厂之后，在汉俄商又陆续开办了新泰、阜昌、柏昌3家茶砖厂”。
[5] [美]阿瑟·贾德森·布朗《辛亥革命》，译者：季我努。解放军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版第1印，第188页。
[6] 同[5]。
[7] 同[5]。
[8] 杨天石《帝制的终结》，岳麓书社2013年7月第1版，【附录】一：《辛亥革命与共和知识分子——对一种传统观点的质疑》第376页。
[9] 同[8]。
[10] 同[8]。
[11] 同[8]。
[12] 张难先著《湖北革命知之録》，商务印书馆印行，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五月上海初版，《武昌首义之发动》段。
[13] 同[12]之《湖北革命之动因》段。
[14] 同[12]。
[15] 同[2]第148页。
[16] 同[2]第149—150页。
[17] 梁维亚《辛亥革命自传之一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编《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第二版第104页。
[18] 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科学出版社1958年1月第一版第12页。
[19]“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这里原文作者记忆有误。余诚最后一次回国是己酉年（宣统元年）秋，即1909年秋。余祖言1912年撰《志士余仲勉传》：“己酉秋，（余诚）病日增。同志陈子静、李仲葵等（由日本）送至沪，其兄由沪迎归”。详见余品绶《余诚三传评介》，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麻城市委员会主办《麻城文史》2011年第四期第004页。
[20] “住雄楚楼街”，即住在武昌雄楚楼三号余应云家中。余应云（1844—1911），谱名淑性，字子存，号觉園。湖北麻城人。张之洞门下，光绪丙戌（1886年）科进士。历任刑部主事、贵州镇远、桐梓知县。晚年回鄂参与编纂《湖北通志》，举省咨议局议员。曾主讲汉阳晴川、武昌勺庭等书院，是余诚和余祖言的族兄，也是他们的老师。1911年11月7日病逝于武昌家中。民国年间有《觉園诗文选》刊行。
[21] 卢智泉 温楚珩《记詹大悲办<大江报>和汉口军政分府》，载《武汉文史资料》2011年第22期第47—48页。
[22] 温楚珩《辛亥革命实践记》，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编《辛亥首义回忆录 第一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第二版第51页——52页。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七日
成於黄陂摩卡小镇惟读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