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二次革命

　　1913年3月20日，震惊全国的“宋教仁被刺案”发生，袁世凯的狰狞面目暴露，孙中山毅然决然地率领革命党人，为维护辛亥革命民主共和的成果与袁世凯开战，史称“二次革命”。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由袁世凯接任。当时孙中山认为以推翻专制帝制、建立共和政体为主要目标的政治革命已经成功，余下的任务是使民众尽快摆脱贫困，早日使国家富强，所以他辞任后，很快就投入积极倡导经济建设的各项工作。但现实并非他所愿，1913年3月20日，震惊全国的“宋教仁被刺案”发生，袁世凯的狰狞面目暴露，孙中山毅然决然地率领革命党人，为维护辛亥革命民主共和的成果，与袁世凯开战，史称“二次革命”。

　　宋教仁被刺

　　使用暗杀手段来达到其政治目的，是袁世凯惯用的伎俩。他上台后，最先曾企图拉拢并利用宋教仁，表示希望宋教仁出任内阁总理，遭婉拒。袁世凯又企图金钱收买，1912年10月宋教仁离京南下参加国会议员竞选，袁世凯赠予50万元的支票，宋教仁不为所动，将支票退还。袁世凯极为恼怒，在宋教仁南下后，派爪牙随时监视。

　　1913年3月20日，在同盟会基础上组建的国民党的实际负责人、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因国民党在首届国会选举中获得绝对多数，动身从上海赴京准备依法组建责任内阁时，在上海火车站遭枪手暗杀。当晚，他在黄兴、廖仲恺等人陪同下，于22时40分左右到达车站检票处，霎时枪声突起，宋教仁被凶手射出的三颗子弹击中，随即被送往附近的铁道医院救治。由于伤及肾脏、大肠，手术后虽将子弹取出，但终于抢救无效，在22日晨去世。

　　宋教仁刚被送入医院抢救时，神志尚还清醒，嘱咐陪伴在旁的于右任三件事：①所有在南京、北京及东京寄存之书籍，悉捐入南京图书馆；②我本家寒，老母尚在，如我死后请黄兴等故人为我照料；③诸君皆当勉力进行，勿以为念而放弃责任心。他托黄兴代向袁世凯报告被刺经过，并陈述：“今国本未固，民福不增，遽而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尤生之年”（《宋教仁集》下册，第496页）。可见宋教仁这位为在中国实现民主共和政体而献出生命的革命家，直到临终也没有想到暗杀自己的就是袁世凯。

　　刺宋内幕

　　宋案发生后，袁世凯扮演了一幕贼喊捉贼的丑剧。22日，当他得知宋的死讯后，即日颁布命令缉拿凶犯。袁世凯这样做，是由于凶手刺杀宋教仁后当场逃之夭夭。他自以为可以瞒天过海，没有料到事实真相很快被揭露。

　　宋教仁被刺后，黄兴和陈其美痛心地联名致电上海闸北警局、上海租界总巡捕，请他们加紧侦缉，尽快破案。这时陈其美派任的上海电报局局长吴佩璜，平时已从往来电报中获得不少线索。案发后，又得到一个古董商人王阿法报案，案情趋于明朗。24日凌晨零时30分，英巡捕房在湖北路迎春坊三弄妓女李桂玉处，将谋杀犯应夔丞（即应桂馨）逮捕。第二天又在应家捕获行凶者武士英，并搜出五响手枪一支以及应夔丞与主谋者洪述祖、赵秉钧往来的密电本和函电多件，使案情基本清楚。

　　洪述祖，字荫之，江苏常州人。1884年至1891年间当过福建兼台湾巡抚刘铭传的幕僚，后来又当过湖南巡抚俞廉三的幕僚。民国后，充当赵秉钧在内务总长任内的内务府秘书，实际上是袁世凯指挥下的侦探头目。应夔丞，浙江宁波人，稍有家产，曾承父命在家乡办理学堂，后因仗势欺人，避捕出亡上海，成为上海流氓、帮会头目。武昌起义前，陈其美在沪组织秘密革命团体，曾借应家在沪的房屋作为据点。上海光复后，应夔丞曾任上海都督府谍报科长。1912年7月，洪述祖来沪，结识应夔丞。次年1月，袁世凯任命应夔丞为中央特派驻沪巡查长。武士英原名吴福铭，山西人，是个只认金钱的兵痞。流窜来沪后不久，就被应夔丞收买行刺宋教仁。

　　孙中山和黄兴的应对

　　宋教仁被刺时，孙中山正在日本，听说宋被刺身死，极为悲痛，立即从长崎致电北京国民党本部及上海交通部，要求革命党人全力查明宋被害的原因。3月25日，孙中山自日本返沪，当晚就在黄兴寓所会商宋案对付办法，在座的有陈其美、居正、戴天仇等人。当时，应夔丞、武士英已被捕获，刺宋由袁指使已无疑问，孙中山对袁的幻想完全破灭，主张速战。黄兴则认为民国既已成立，法律并不是没有效力，而且“南方武力不足恃，苟或发难，必致大局糜烂”（《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65页）。为此，孙、黄两人激烈争执。接着，革命党人在上海召开第一次秘密军事会议。安徽都督柏文蔚、江西都督李烈钧及广东、湖南省代表周震鳞、覃鎏钦参加会议。会上，李、柏两人皆主战。但当时孙、黄之间仍争论不决。因此，会议的结果仅议定进行全面布置的准备工作，并没有制订出起兵讨袁的计划。这样，国民党内部在如何处理“宋案”的问题上，就形成了主张武力解决和主张法律解决的两种不同意见。

　　大体说来，原来的激进派都主张武力解决，原来的稳健派多主张法律解决，新当选的国会议员也多主张法律解决。在国民党掌握的各省中，江西、安徽两省倾向于尽快出兵，湖南因立宪派人谭延闿做都督，广东由于胡汉民和陈炯明内部争权，矛盾重重，都主张先争取法律解决，福建都督孙道仁则患得患失，举棋不定。在国民党所控制的南京各军中，中下层军官比较积极，上层则多取观望态度。总之，内部意见分歧，没有形成全党统一的决策。

　　袁世凯的部署

　　当应夔丞、武士英二犯初落网时，袁世凯颇为紧张。他还不清楚自己指使刺宋的内情在应、武二犯被捕后究竟暴露到何种程度，感到紧张焦急。随后，有关袁世凯、赵秉钧主持刺宋的材料逐渐透露出来，“袁、赵以下更手忙脚乱，甚恐此种铁证即日宣布，政府中人变为国民公敌，赵秉钧尤为焦急。昨晚(按指4月5日)段、赵、梁、陈在总统府会至深夜始散”（《民权报》1913年4月7日）。最终决定令赵秉钧辞职，并由段祺瑞兼任总理，旨在缓和舆论，由段祺瑞兼任总理，显然是为了集中军政力量，以便对国民党进行武力镇压。

　　在国民党方面，尽管内部在宋案善后问题上意见分歧，一时做不出全党统一的决策，但在揭露和谴责袁世凯罪行方面，态度是一致的。宋教仁被刺后，国民党人掌握的报纸，都以大量篇幅报道宋被刺的经过和各地的强烈反映。24日捕获了应夔丞、武士英，初步掌握了主谋者是洪述祖，后台是赵秉钧、袁世凯后，国民党各报就对袁进行更强烈的声讨。他们还结合4月8日首届国会的正式召开，号召国会议员以不爱钱、不怕死的精神，同袁世凯进行坚决的斗争。他们又号召各政党联合起来维护共和政体，且勿为袁世凯所利用，以至同归于尽。由袁世凯爪牙所掌握的报纸，还有帝国主义分子所办的外文报纸，则制造种种谣言以混淆视听。当时的北京英文日报曾造谣说，宋教仁的被杀是国民党的内哄，又说应夔丞的刺杀宋教仁是陈其美指使的等等（《民权报》1913年4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