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先生的三次天津之行

辛亥革命网 2017-11-20 10:16 来源: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作者:齐植璐 查看: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他光辉的一生中,曾三次来过天津。其时间恰恰分别是在他的青年、中年、晚年三个时期。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他光辉的一生中,曾三次来过天津。其时间恰恰分别是在他的青年、中年、晚年三个时期。这三次的天津之行,都不是一般的旅行漫游,而是为着一定的政治目的,专程前来进行政治活动的。这三次的政治活动,也恰恰反映了他的思想演变转折的三个不同阶段,是以成为他的民主主义革命思想产生、形成、发展过程的掠影,是他可贵的爱国主义思想与不断进步的革命精神的写照。所以,当此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编者注:1986年)即将来临的时候,回顾一下他三次天津之行的史实,也是对这位先行者缅怀之情的最好的表述。

孙中山(资料图片)

  一八九四年 第一次天津之行

  一八九四年(清光绪二十年)六月,孙中山偕陆皓东由沪抵津,上书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这是他的第一次天津之行。

  在当时作为京畿要冲、北洋重镇和通商总汇要口的天津,舟车辐辏,冠盖云集。像孙中山当年那样一个毫无科第功名与社会声望的青年后生到来,不会引起社会上一般人的注意,因而没有什么戏剧性的历史场面可资追述。但是此次之行,对孙中山本人来说,即是他一生历史中比较重要的一页。因为这是他在探索救国道路的过程中,企盼不经过浴血斗争以达到革新自强目标的最后一次失败的政治尝试;是他决然摈弃一切改良主义幻想,走上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一个转折点;是他彻底撇弃 “以医术为入世之媒”的医师生涯(来时是广州东西药房的店主和医生),开始将全部精力投入革命活动(离津后即转赴美国檀香山组兴中会),并成为一位坚定的职业革命家的转折点。如果说,这位先行者从事于“驱除鞑虏,创建民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事业,是从这次由天津启行回程时才真正开始的话,那么,“革命从这里起步”这座里程碑,是应该竖立在天津这块土地之上的,这不也可以作为闪光的一页而大书于天津史册之中的么?

  孙中山此次北上天津,“之所以偏重于请愿上书等方法”,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由“冀九重之或一垂听,政府之或一奋起。”(《伦敦蒙难记》,《孙中山先集》第19页)并且在心目中是把李鸿章当作一位对自强新政具有一定热情与成就的权威人物,而来投书求见的。因为李鸿章自一八七○年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以来,即以天津为基地,除筹办北洋水师外,还大力兴办天津机器局、轮船招商局、大沽船坞、天津电报总局与电报学堂、开平矿务局、北洋医学堂与西学堂,修筑津沽、关东等铁路等新兴事业,并“孜孜以培育人才为急务”。所有这些措施,孙中山认为是同他所主张的“步武泰西,参行新法”,“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上李鸿章书》,《孙中山全集》第一卷,8页、15页),大体相同的,因而引起了他毛遂自荐,以“仰赞高深于万一”的希望。

  但是,促成孙中山上书行动的直接契机,还在于以下两个具体因素:

  一是他和他的香山同乡前辈郑藻如与郑观应的关系,在他同李鸿章之间起到一定的精神上的媒介作用。郑藻如在一八八一年(清光绪七年)至一八八二年间曾任津海关道,是李鸿章在奏疏中称之为“笃实廉干,德器深厚,识略宏通,有裨军国”的得力助手。不久以后又由李鸿章奏请调充出使美国、日斯巴尼亚(西班牙)、秘鲁三国大臣。在使美期间,他曾使在美国排华风潮中被害华工的要求得到补偿,以不辱使命而受人尊敬(吴相湘:《国父与郑藻如关系初深》,台湾《传 记文学》第三十七卷,第一期)。孙中山有两位叔父去洛杉矶谋生,下落不明,其兄孙眉又在檀香山经商,都少不得要请这位同乡郑公使代为查访和照应。所以孙中山同郑藻如很早就有所联系。一八九○年当孙中山还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的时候,就曾致书那时已致仕里居的郑藻如,指陈时事,并表示自己“翘首以期用世者非一日矣,每欲上书总署,以陈时势之得失”(《致郑藻如书》,《孙中山全集》第一卷,1页)的愿望。由于他对郑的敬重,自然也会对重用郑的李鸿章产生好感与幻想。郑观应也是李鸿章的部属,曾被札委为上海机器织布局、轮船招商局总办,与李的亲隹、津海关道盛宣怀也甚为契厚。郑观应曾将孙中山在学医期间所写的《农功》篇,收入于他所编纂的那本有名的改良主义小册子《盛世危言》之中,彼此有过较密切的交往。通过郑观应,孙中山也可以找寻到上书李鸿章的门径。

 标签: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

关于我们 | 联系我们 | 合作支持 | 网站地图 | 网站律师 | 隐私条款 | 感谢表彰 |
2008-2024 武汉升华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鄂ICP备19017968号-1

鄂公网安备 42018502004076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