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难先是中国共产党的肝胆挚友(2)

　　张难先对工人运动也给予了积极支持。梧州是广西水上门户，广西出入口货物多数经这里转运。当时广西食盐来自广东盐场，大部分靠梧州中转，梧州盐业工人较多，生活又比较艰苦。梧州原有省（广州）港澳轮船工会组织，后来中共派龙启炎、谭寿林、甘立申、周济、钟山、毛简青等来梧工作，工农运动进一步开展。张难先于1926年兼任广西榷运局局长，专司食盐调运工作，当时苏美瑜兄弟要求张难先帮助成立盐业工会，而盐商与陈天保、何华安却串通起来破坏，开除不少盐业工人，并以停业相要挟。张难先和甘立申等则表示榷运局可以出钱办盐店，安置失业工人。

　　省港大罢工期间，张难先和当时负责对外协会的共产党团员龙启炎、周济等一起，多方面支援罢工工人与有关方面联系。从货物捐税中抽取百分之一，用来在云盖山建工人宿舍大楼，解决港澳来梧工人居住问题，并由对外协会安排工作。还开办了梧州劳工儿童教养院（院址为孔庙里对面），免费招收工人子弟入学。

　　1926年，张难先调任琼崖行政专员兼国民党琼崖特别党部主任委员，与共产党人融洽合作，大胆启用年轻中共党员，摧毁了盘踞琼崖八年之久的军阀邓本殷，惩办了地方土豪，改革了一系列陋规，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使当地的面貌焕然一新。张难先后来曾回忆说“琼崖中共同志多，因彼此做事积极，相处甚欢。宰琼一年，得力不少”。

　　北伐成功不久，蒋介石排斥共产党，以致国共分家，并屠杀共产党人。张难先深感忧虑，“觉得将成长的生机勃勃的国家，又将遭难了”(张难先的《自述》，见《张难先纪念文集》P279)。因此，他又隐居不出近一年。

　　无庸讳言，张难先曾对蒋介石有过良好印象，特别是在他主政浙江时，因为在人事任免问题上忤蒋而蒋竟“一概俯纳”，甚服蒋的“宏量”；但又认为这是合乎古意而悖于俗情的“正道”，理应如此。他始终拒绝介入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操节自守，洁身自好，决不同流合污，附权贵而求显达。他对共产党和红军偶有微词或不当举措，应该说不足为怪，情有可原。因为他当时身处中国执政党——国民党高级干部位置，既有长期受国民党内宣传机器丑化或妖魔化共产党的影响(“以往听的好多谣言，说什么共产、共妻、不许穿好衣服等等。现在我们知道那些谣言，都是蒋政权的恶意宣传。”见1949年6月6日《长江日报》登载的《张难先在武汉庆祝沪汉解放大会上的讲话》)，又有希望把国民党政权建设好，把国家治理好，在党言党、在船赢船的思想因素，从根本上来说，他与共产党并无不共戴天的怨仇。所以，我们不能脱离当时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政治地位对张难先求全责备。

　　促使张难先极力主张开展国共第二次合作，直至与国民党分道扬镳，更加积极地为共产党办事，我认为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他逐渐认清了国民党高层的专横擅权和腐败透顶，国民党政权走向覆亡已然不可避免；二是以朱德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加强了统一战线工作，受其感召，张难先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共产党取代国民党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在“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亡、国难当头的日子里，张难先多次规谏蒋介石放弃反共政策，“尽释前怨，精诚团结，一致抗日”，劝蒋“通电罪己，与民更始”，  并写《论中华民族之橡皮性的民族精神》一文，宣扬抗战。但是，当他逐渐认清蒋介石“抗日无诚意”后，即与国民党政权疏远、离异。抗战期间，他虽被委任为湖北省政府委员，并一度兼任民政厅长，但见省府由蒋介石的嫡系爪牙操纵把持，以致“内部不易整顿，外无用舍之权”，故“决计求免”。时随省府搬迁鄂西，租一破屋，取名“耻庐”，意寓不忘国耻。后发愿以全力访求辛亥武昌首义史迹，著成《湖北革命知之录》，以民国缔造的艰难，激励国人的爱国意识。

　　由于对国民党的极端失望，再加上中国共产党大力推进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受董必武的指导与启发，张难先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更加密切。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难先非常佩服共产党能以民族利益为重，捐弃前嫌。1937年12月，中共在武汉建立长江局，领导南方国统区的工作，董必武是其中七名领导成员之一。董、张两人都是辛亥志士，辛亥革命时期都在武汉从事革命，以前的经历和思想轨迹很相近。董必武在汉期间，张难先与他有过接触，曾积极支持两党合办的汤池训练班。在国民参政会期间，张难先与董必武有过更多的接触，在其影响下，张难先“悔悟他过去所走过的道路”,“有悖真理，也违拂潮流”。所以，在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之时，张难先拒绝对共产党进行指责，而是积极主张联合，一致对外，甚至暗中保护中共党员及其家小。1932年，在湘鄂西“剿共”的军长徐源泉自称擒获贺龙之子及亲属多人，解押监察处法办。张难先亲予审问，得知“所称儿子者系八岁儿童，其余兄嫂、侄辈俱乡下人”，他们都是中共党员段德昌的家眷，张难先以“都是乡下人，杀之何益？不如解回原籍，交地方官约束可矣”为由，迫使蒋介石同意其审理意见。因此，徐源泉对他恨之刺骨。1940年，国民党高级将领薛岳曾发秘电给湖北省政府，告知监利县长郑桓武是中共党员，要求严加处理。张难先为其开罪，使之得到保护，诸如此类的事还有不少。当时的见证人认为,“张难先尔后在政治上的大转变，是与董老对他的启发、争取分不开的”。

　　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从重庆返汉，杜门谢客。经过八年离乱之苦，家人得以重新团聚，他希望国家能劫后复兴，团结建国，因而对蒋介石联美反共的内战政策深感忧虑(“私计制宪作用是为骗美援与吓中共，两者俱是做梦。”见张难先1950年2月写的《简历》)。在1945 年7 月7 日的国民参政会第四届第一次大会上，张难先提出四个提案，所提问题尖锐，措辞严厉。他在《请政府对于本会此次建议能受尽言，以符善人为邦之旨而致富强案》中，指责国民党政府:“在政府与本会之立场、之责任、之关系皆不能如前此七八年只戴一面，彼此敷衍。此坐失此黄金年代也。”在《请政府注重力行以安内和外》中，他指出，“年来国人对于政府常多微词，固有不知政府困难，信口雌黄者，然丧心害理，确有事实可指，为国人痛心者实非少数。数年以来，政府恨国人不谅苦衷，国人怨政府不恤民瘼。尤其外人采风问俗，以讹传讹，几至国格降低。此数者如藤如葛，纠缠不清。虽关系甚多，然这样政府不能力行决议，实一最大原因也。”这样的批评是相当严厉的，即政府不听劝谏，一意孤行，漠视百姓疾苦，甚至伤天害理，政府与民众离心离德，其咎在政府。在《便宜行事，乃特殊时期不得已之措置。现胜利在即，宪政将行，请政府力矫此弊，以奠法治基础案》和《请政府重视监察、司法两权，饬各级机关无循情面，无畏威武，尽忠职守，以肃清贪暴而存国格案》中，张难先对国民党政府贪赃枉法也有指责且言辞尖锐:“比年以来，各级政府之风气，以言莫予违为乐，以弁髦法令为雄。”“惟抗战期间政府多使贪使诈之权谋，刑曹有议功议贵之困难。”

　　在1947年的一次国民参政会上，他提出“要以调解中共问题为中心”，制定一个国共双方都能接受的和平方案，结果被当权者刺为“秦桧”，视为替共产党张目。他自知曲高和寡，不合时宜，从此“绝口不谈”时政，其实是对国民党政权已丧失信心。请看他的几段自述：

　　“（1946年11月）11日，得参政会邵力子秘书长电，已遴选我为国民大会代表，请速出席，闷甚。先是选举时无我，甚慰，然虑遴选难逃。及报纸披露遴选多人，阅毕无我，狂喜，以为逃脱此关矣。不料后又发表几人，公然有我，真是祸躲不脱也。我挂名国民党太久，无法不去。……25日开会，12月25日闭会。所谓通过宪法，妄想借此一面骗取美国5亿借款，一面骇倒中共，真是发梦，太丑，羞极。”

　　“（1948年）邵力子秘书长以国民大会成立，参政员已解除职务，我之生计堪虞，专函以某委员会委员征予同意。予于18日复函径谢之”；“7日张伯常主席来函，……谓（蒋）将聘我为国策顾问，聘书随到。……予骇极，复书恳求为我婉谢。……不料书将去而蒋氏已将聘书薪俸领条直寄我矣。……立即具恳切告之函，将聘书领条直退蒋氏。”

　　“（1949年）元月21日，闻蒋介石欲以李宗仁代总统，而自避风头，仍暗中操纵以遂其进退裕如之私。我拟翌日说白崇禧阻宗仁无为蒋氏利用，任渠自食其报。次日渡江，则报载李宗仁已瓜代发号施令矣。蠢奴！”“4月，和谈厄于蒋氏不决，吾以白崇禧去冬曾请李书城赴豫联共，今共军优势日益显著，白氏正乘机转变，促宗仁签约，万一阻于蒋氏，即可计诱李氏来汉签之，与共军共击蒋氏，当如摧枯拉朽，而大局定矣。……后始知白氏见蒋已失势，自恃领兵数十万，将与共军决雌雄。愚妄哉，白崇禧也。”

　　张难先从国民党反动派的一系列倒行逆施中，看透了蒋介石的狡诈和李宗仁、白崇禧的愚蠢，认清了蒋家王朝的覆灭和人民革命的胜利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当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地横渡长江、解放南京后，他断然拒绝白崇禧迫其西徙鄂西，与李书城等社会名流贤达组成“武汉临时救济委员会”，为配合武汉和平解放与中共武汉地下党组织奔走联络，功勋卓著。

　　1956年，张难先对自己作为国民党员与众不同的一生作了精辟概括和阐述：“吾一生是国民党人，一生靠党，谓吾是党人耶？吾之状耽，党人攒眉；吾之言论，党人掩耳；吾之进礼退义，党人讨厌；吾之清白自守，党人冷笑。彼此落落寡合，此种情况，奚足以名为党人也。谓吾非党人耶？吾为党奔走，吾为党亡命，吾为党下狱，吾为党参加辛亥及十五年几次革命，至今仍存姓名于党籍，谁得谓吾非党人。信前说，然则是非不可言乎，曰可，维吾得明其故矣。

　　吾一生服膺孔学，时深内省，尤虑外夸，故必清泻分明；律己严，而取友端。此种态度，不宜于党者也。因党在得众归斯受之，习西风不尚私德，臭味差池，天然鸿沟。故吾一生与党离，然党注重主张，主张苟为天下之公，是党人宜赴之，凡究儒术者亦宜赴之，义所当为，虽赴汤蹈火，在所必就。此种时时会，吾与党又成胶漆，故吾一生与党合。及目的已达，党务公开，权利魔手自然伸出，形态丑恶，不敢向迩，而吾又与党离。此吾数十年在党离合之迹也。”这充分说明，张难先是一个卓尔不群、严于律己、天下为公的正直之士。

　　1956年11月，张难先在回顾自己的心路历程时，说过这样一段话：“我在解放前，对中国共产党是认识不清楚的；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不了解的。自从1927年国共分裂以后，看不见中国的出路在哪里，九一八事变以后，心情更不好了，曾担心中国会不会遭到亡国的惨运。历史事实教训了我，共产党在抗日时期重申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再一次主动与国民党合作，监督对方共同抗日，才终于把中国起死回生了。只是国民党的一部分人竟又一次以怨报德，发动内战。历史是无情的，违背社会发展人民愿望的，结果只是走上自取灭亡的路”。我们不得不说，张难先的选择是十分明智、非常正确的。

　　人民共和国创建初期，张难先已入耄耋之年，但他老骥伏枥，青春再发。这位在旧时代因“不满于时人时政”而“屡征不出”、视官场为畏途的老人陡然焕发出极大的政治热情。他在1949年12月31日所作的《除夕旅京感怀》中有这样一句话：“私念共党作风，甚合脾胃”，感到自己“壮盛之年，俱为昏乱局面断送”，因而深有感触地写下了如下一首诗：

　　天地不仁万物哀，此身刍狗费疑猜。

　　乱邦空把韶华送，盛世偏从老大来。

　　以貌取人失子羽，无功受禄愧之推。

　　残年重寄时深念，风烛拼烧付劫灰。

　　他对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充满了“万分地感佩和欣慰”。他在1949年6月6日《武汉庆祝沪汉解放大会的讲话》中对国民党军队和人民解放军作了一个鲜明对比：“记得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接收人员真是如狼似虎，他们的军队真是凶恶万分，撞着了就该你背时倒兆。从前传闻共军是好些，然总以为好些是比较的，坏还总怕难免。岂晓得解放军一到，即严禁部属随便接收，部队则不能随便上街，以免地方惊慌。我看到了许多军队，何以满街上不看见兵士呢？好奇，我就暗中溜到驻军队的地方去看，呵呵，那些兵士看的看书、阅的阅报、洗的洗衣、下的下棋，真是我们料想不到的。蒋政权的部属，那种贪污腐化，中共人士，这种佼佼自好。你看我们怎不兴奋呢！”“你们看他现在的政策，实在是于全体人民有益的，对某种个人，也不是什么过不去。我觉得我们大家都有极大的安慰。尤其好的，共产党、解放军不骄傲、不奢侈、不懒惰，更令我们放心。他们这种胜利，要是旁的人，该是如何骄傲。但他们却时常开检讨会，检讨他们的疏忽，当时改正。并要求地方人士见到他们的错误，请当面或写信详细告诉他们，以便他们改正。这是往日政府所无有的。往日政府总是要人恭维他，说半句实话就会大祸临门。你看前后一比，真有霄壤之别！我们算得了一个好政府了。我们真正的得到安慰。”并号召人民“要尽量相信这个政府，拥护这个政府，帮助这个政府，使他一帆风顺地成功。这也就是我们的成功。”他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发言说：“本席这个小组的代表中，如张代表元济、周代表善培，都是七八十多岁的人，数十年不愿参加什么政治性的会议。再如李代表书城、宁代表武、张代表醁村，都是中国同盟会的老人，好多年看见旧政府所作所为，都是背叛孙中山先生的主张，遇到什么政治性的会议，都是不肯参加的。却是此次所召开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大家都欢欣鼓舞，不顾衰老，毅然参加。这实在是看见解放军军风纪之好，政府人员之刻苦努力，以及毛主席、朱总司令之英明领导所感召。就这几位老先生之参加看来，真可以代表全国人民之心悦诚服地拥护人民政府。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因此，他为能出席开国大典这一有史以来空前未有的盛会而激动，为政通人和的盛况而欣慰，为有从谏如流的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而庆幸，为人民政府在艰难的国内外环境中，各项工作“齐头并进，应付裕如”而钦佩不已。他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曾因未能完成中央政法委员会举办的讲习会学习而“良久慨叹”；他不知疲倦地工作，以至不得不在大年初一“坚卧三日，精神始略恢复”。我们看到，这位曾经被恶社会、恶政府和贫病忧患磨砺成倔犟怪异性格的老人，在他的晚年躬逢盛世，“下定决心做新时代的事，做新时代的人”，才能真正舒心顺气、神采矍铄地为自己的国家、社会而无私地奉献余辉晚霞。

　　他在晚年时期，始终感念共产党的大恩大德。1950年2月，他在《简历》中说道：“大革命我未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我未受过，今人民政府成立，我受优待，实愧汗无地，只有不辞衰朽，在毛主席领导之下，尽心为人民服务而已。” 他在1956年11月3日发表的《我对孙中山先生的回忆和感想——纪念孙中山先生九十诞辰》一文中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正在不断巩固与发展。像我这样耄耋无能的国民党员，也得到党的教育，并给以最高的政治权利。就是中山先生这位杰出的民主革命的前驱，也是在党的领导下，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下，才得到了正确的光荣的历史评价，得到了中国人民空前隆重的表彰和纪念。作为中山先生的旧信徒之一，我在今天是禁不住喜悦欢欣之情的。”因此，他希望台湾省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学习中山先生一生追求真理的爱国精神，特别体会中山先生晚年‘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的遗训，大觉大悟，认清当前的国内外形势，认清中国共产党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的政策，勇敢地在全国人民面前承认错误，欣然来归。只有这样，才是纪念中山先生诞辰唯一最好的行动和表现”。

　　张难先先生始终勇立时代潮头，追寻革命真理，从拥护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到拥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最终认定并拥戴中国共产党，其间有过曲折，但他终究成为了国民党中识时务的俊杰，这是最令我们敬佩和赞颂的。

　　（作者系仙桃市纪委工会主席，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