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官场清流：“两袖清风”的张难先(2)

　　即使是蒋介石向他推荐的人，只要不符合德才尺度，张难先都会拒绝。1931年元月，张难先刚到任浙江省政府主席不久，就接到蒋介石的来电，要求委任蒋伯诚为浙江保安处长、周象贤为杭州市长。对于蒋介石的要求，张难先不敢马虎，同时做足功课，先调查清楚蒋、周二人的来历。从调查反馈的情况来看，蒋、张二人“劣迹甚多”，张难先觉得二人与自己的用人标准不合，于是“电拒之”。蒋介石向来说一不二的，“连电坚持”。张难先无奈之下，亲自“赴京面呈”。见到蒋介石后，张难先就问蒋介石：“知此二人否？予各处咨访，劣迹甚多”，还一一道来，并说：“如主席必欲用此二人，予则挂冠而逃耳。”见张难先态度坚决，蒋介石只好作罢，“汝不言，吾实不知，可再物色他人”。这年夏天，蒋介石又电告张难先，要求委任另“二人为县长”。这次，张难先“大憨”不改，“复电请彼二人来浙面谈后决定之”。蒋介石“复电谓彼二人随予多年，汝下委后即命渠来”。张难先“复电谓亲民之官，关系重大。予有直接责任，必须接谈慎选，此即所以报主席也”。见张难先如此不开窍，蒋介石也没有办法，只好令二人速到杭州。二人到杭州后，张难先对二人作了考察，发现“一人厚重，一人则恃主席推荐，甚倨傲”，随即给蒋介石复电报告考察情况，“与二人接谈，某练达，当即择地委之；某任县令不宜，且缓图。”对于张难先的考察结果，蒋介石“均无异言”，[11]不好反对。

　　民国时期帮会多，且势力大，其势力触角甚至延伸至官场，不少官员迫于多种原因也加入帮会，或接受帮会控制。张难先却不同，甚至有点“不识时务”。张难先主政浙江的命令下达后，上海帮会头目黄金荣等“表示欢迎”，并派人由彭临九介绍“达意”，张难先表示“谢之”。彭临九深知帮会在浙江的势力和影响，提醒张难先：“彼辈非联络不可。”张难先却不买账，“封疆大吏，顾反须流氓地痞保护耶！现在风气之坏，即由士大夫不知自重，或多邪僻之行，奸民即乘间诱惑之，玩弄之，夹持之，支配之。于是邪正是非，道德法律，俱无形消失，世事即不可为矣。吾决不造此恶因也”。[12] 彭临九 “乃不敢强”，知难而退。

　　不久，上海帮会头目杜月笙建造的祠堂竣工。杜月笙是青帮头子，在江浙一带常常呼风唤雨，其势力影响大，甚至涉及全国，连蒋介石都礼让他三分。得知杜月笙建造的祠堂竣工的消息后，国民党政权内而中央大员，外而封疆大吏，纷纷送匾额，派代表，驰电称贺者不知凡几。对这股歪风邪气，张难先却“心窃伤之”，决心与杜月笙划清界限，拒不向帮会势力低头。

　　不料，浙江省财政厅长王澄莹偕杭州市的一些士绅请曰：“杜君之祠堂成，各省政府多有表示，不知主席可送一匾额否？”余曰：“吾与杜君素无交情，送匾恐嫌唐突，不便。”莹曰：“此不过杜君颜面地耳。”余曰：“地位较本席大，声望较本席隆者，多有馈赠，本席不足杜君色。”莹曰：“主席不出名，用省政府名义可乎？”余曰：“吾为省政府主席，省政府名义犹之本席名义。君等私人有交情者，可径送之，省政府未便贸然也。”[13]

　　三、力儆贪腐，清正廉洁

　　张难先十度为官，每次都能做到秉公执法，对贪腐分子更是毫不姑息。1927年在广东担任国民政府监察院委员期间，张难先尽监察之责，“力儆贪污，不稍宽假”，贪腐者“为之震慑”，“公之铁面无私，不畏权势之直声，亦震撼百粤矣”。[14]其中，张难先处理了两起贪污典型案件。一是彻查黄冈厘厂厂长贪污案。该案发生后，“当道巨公为其缓颊之函电，纷至沓来”，张难先不惧压力，“均置之不理，严厉追究”。该厂长十分害怕，竟弃职逃离香港。二是处理代理外交部长以干股贪污案。这个案件实际上是一件案中案，是张难先在处理另一件案中无意发现的。一天，在处理一公司倒闭案中，张难先发现外交部秘书长（时部长赴俄，其代行部务）涉嫌敲诈，他并没有因为对方是位高权重的高官而放弃，立即“票传对簿”，要求秘书长到监察院说明清楚。哪知这位秘书长认为张难先是大惊小怪，“托人询以可否不到”。张难先对来人说：“既有牵涉，乌能不到。”对方还是不理。张难先毫不让步，再三催促，秘书长始乘汽车到案。原来一公司招股，秘书长认股二千，公司收款，并暗示说：“两千元算甚么。”公司领会其意，不敢开罪，竟如数给以股票，名曰干股。后来公司倒闭，“涉讼”，张难先发现此案，并“一讯而服，当即看管”。[15]

　　1932年夏天，蒋介石设豫鄂赣三省“剿匪”总司令部于汉口，张难先以党政委员身份兼监察处主任。张难先在任上查处了两件与贪腐有关的案件。一是湖北省水利局长陈克明贪污案。1931年武汉发生大水，人民受害甚大，惨痛万状。但是水利部门不仅抢救不力，反而乘机敛财，浮报抢险费用，且数字惊人，舆论反响强烈。接到举报文件后，张难先派遣可靠人员进行侦察，将水利局的报销单据和有关商店的账簿一一核对，发现大半是伪造的。张难先就条举事实，检齐证据，向“剿总”举报。二是查处汉口市长何葆华违法乱纪案。何葆华为湖北绥靖公署主任何成浚之侄。在汉口市长任内，何葆华恃势骄纵，狂嫖乱赌，生活糜烂，秽声四播，更复肆意敛财，供其挥霍，违法乱纪，莫此为甚。张难先根据举报文件，侦查属实，密请置诸重典，以儆官邪。

　　浙江任上，张难先继续力儆贪腐。查办德清县长某案，是张难先浙江任上惩治贪污“第一声”。一日下午，张难先来到民政厅三级科员李飞鹏的办公室，面谕有事要办，要求“散值后稍待”。及民政厅下班散尽，张难先将亲自缮印的公文一纸，银元20枚交给李飞鹏，“嘱令立即前往德清县密查具报”。原来德清县长某，因烟犯案受贿，被县民告发。民政厅内其实设置有专司查案之视察人员，张难先竟舍而不派，而面令一从无办案经验之委任科员前往密查，可见张难先对案件的重视“不言而喻”。受命后，李飞鹏即于翌晨乔装游客，乘轮到达德清县城。经三日之密查暗访，于街谈巷议中，尽得其情。后来，张难先“当奉批令，将该县长免职”。此案的查办在浙江影响很大，“一经传播，群僚震肃”，而民众“亦莫不额手称庆，咸颂公之洞察善断，公正严明”。[16]

　　“我两袖清风而来，两袖清风而去。”[17]这是1928年张难先出任湖北省政府财政厅长时说过的一句话。张难先在民国官场上多次为官，视贪腐如仇，对自己却要求严格，始终克己奉公，保持清廉。1946年，国民党中央指定张难先为“国大代表”，并电告湖北省民政厅给张难先垫发到南京开会的旅费。按实际开支垫发？从武汉到南京开会的旅费，实际上只需6元多法币。湖北省民政厅不敢怠慢，经多方打听，得知各省“垫发”不一，湖南是20元法币，四川等省则高达100元。经再三权衡，湖北省民政厅给张难先送去了100元法币。按当时官场习惯，所谓“垫发”实为奉送。哪知会一开完，张难先就立即派人将100元法币向民政厅如数奉还。收到退款后，深知张难先秉性的湖北省民政厅官员不敢再将退款送还，只得“缴归国库”，并由厅长余正东向张难先亲函说明。得知处置方法后，张难先十分满意，并给余复函：“昨接大函，甚佩君与主席处置之英明。……此次贵厅为我垫发旅费，到京后，中央已将来去旅费，分别如数下发。回省后，自应归垫，此为常识，此为正办。”[18]

　　由于清廉，张难先虽在民国时期长期为官，但基本上没有什么积蓄。1929年卸任湖北省财政厅长后，张难先因“蓄积无多，不能雇人，于是由老妻尸餐，余适市买菜。”

　　一日，菜场中遇一人，叱曰：“汝何为此？”余曰：“有何关系？”渠曰：“乌有做过财政厅长而亲自买菜者。”余曰：“有何法典规定？”渠曰：“本无规定，知君者见之难堪。”余曰：“既无规定，知我者据何理由难堪？难堪者不外俗见耳。至不知我者，即根本无问题矣。”渠始晓然。[19]

　　由于“蓄积无多”，张难先一家生活清贫，甚至曾以“粗粝”待客，“一碗盐菜，一碗豆腐汤”，“客人不能下咽，义痴公吃得津津有味”。1944年，国民党四大家庭之一的孔祥熙请张难先吃饭。席上竟有从印度加尔各答运来的海鲜。席终休息时，孔祥熙还奉敬每客一只雪茄。雪茄“外表豪华，吸起来有年息的异香”，张难先很少见到，更没有吸过，“叫招待员不要给他燃火，他要带回家去，让家人广广见识”。[20]

　　1931年张难先浙江省主席任上时，适二儿子张彻生在杭州结婚，按当时的社会风尚，自然要张灯结彩，宾客盈门，吹吹打打，热门一番。但张家新房陈设简陋，除接待石瑛、刘南如及几个至亲好友外，未设宴会，拒不接受任何人的礼物。1938年2月，三女张泳平在武昌结婚，“出席我们婚礼的，也没有一个显达”；“婚事也很简朴”，新房中使用的一个进口搪瓷面盆，“还是肖瑜二姐几年前结婚时亲友所赠，保存未用，转送给我们的”。[21]

　　四、平淡简朴，“乡村老伧”

　　“少时处境略顺”时，受父母影响，张难先就养成了乐善好施的品格。1881年夏天沔阳发生疫情，“一丐者病卧厕中”，年仅7岁的张难先“见之泪下，窃家中药物食品与之，时给茶水”，乞丐因此得以痊愈。“16岁父故、22岁兄亡”后，张难先家道中落。从20岁至50岁的三十年间，张难先“苦境极多”，常有断炊之虞，有时“以糠皮野菜度日”。

　　家境好转后，张难先不忘“贫寒”，刻苦自励，始终保持简朴的生活作风。跻身官场后，亦是如此，曾被人视为“乡村老伧”。1930年12月，到杭州就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时，张难先身着青衣，头戴小帽，轻车简从，携一仆人杂坐于京沪杭路之三等车厢中。车抵杭州，省府高级官员及地方士绅赴站迎接，并涌入头等车厢，哪知不见主席身影。原来衣着朴素的张难先已挤在人群中悄然下车。

　　到杭州后，张难先即被迎入向为省主席官邸的澄庐。澄庐为前清尚书盛宣怀花费银15万两白银建造的别墅。别墅滨濒临西湖，构造特异，内部装璜金碧生辉，饭厅寝室无不精致。张难先“及入，见其穷奢极侈，心恻恻不安”。得知来历后，张难先愈感不安，“国步艰难，何敢如此享受! 况出于贪污盛宣怀之手，顾可一朝居耶！”连连感叹：“此非我居住之所。”[22]第二天，就令人另赁馆舍，“不数日觅定”与省政府邻近的城头巷一中式二层楼的楼房，其中楼上分租给省府科长聂国青及与民政厅秘书贺有年，张难先一家则挤在又潮又暗的一楼。省公安局按例派来卫士，张难先坚决不要，并说：“我家的门，夜半大开，也没有人来偷东西。”[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