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粤军政府时期的钟荣光与朱执信

辛亥革命网 2017-11-30 14:35 来源:岭南文史 作者:胡耿 查看:

广东于1911年11月9日宣布独立后,迅速成立了广州军政府,由胡汉民出任都督。他十分注意以同盟会会员为核心来组织与建设革命政权。 朱执信与钟荣光皆以“同党”身份加入到革命政权的建设中。

  武昌起义胜利后,广东于1911年11月9日宣布独立后,迅速成立了广州军政府,由同盟会会员胡汉民出任军政府都督。他十分注意以同盟会会员为核心来组织与建设革命政权,坚持“非同党不用”。 朱执信与钟荣光皆以“同党”身份加入到革命政权的建设中:朱执信任审计分处处长,钟荣光则任教育司司长。两人由于所受教育背景尤其是个性的不同,在共事的过程中发生了一系列的矛盾。

  钟荣光出任教育司司长后,开始大刀阔斧地对封建教育进行改革,以建立新式资产阶级教育为己任,设立省视学制度是其中重要的一环节。视学制度始于晚清时期,视学之职责在于对地方学务进行监督指导。钟荣光在地方设立督学局后,拟设立省视学,以期能够更好更快地在全省推行资产阶级的新式教育。然而他的提案上报后,尽为省审计分处所驳回。审计分处系直隶于中央审计处,权力最大,凡是涉及到决算、预算的提案均需经过其审核后,方由财政司拨款。广东审计分处回驳设立省督学及华侨督学提案的理由是经费有限,认为这可向青年会申请募捐,政府无此能力担任。但此理由在钟荣光看来乃是审计分处处长朱执信挟公报私。

  钟荣光有此种看法并非空穴来风。在广东军政府成立初时,就存在着复杂的派系斗争和权力倾轧。当时军政府有相当部分成员曾经留学欧美和日本,如实业司长关景桑、高等检查厅长黄兆圭、民政司长钱树芬、高等审判厅长伍籍磐及钟荣光等都曾留学欧美,组成欧美派;而司法筹备处长陈融、都督府秘书杜贡石、金章、财政司长廖仲恺及审计分处长朱执信等曾留学日本,组成所谓日本派。钟荣光出任教育司系由各司向都督胡汉民荐任的。当时,独朱执信、胡毅生认为钟是基督教徒,不赞成其出任教育司长一职。但胡汉民认为钟荣光既是革命党人,又有丰富办学经验,还在游历国外时与国外资产阶级教育家有一定的交往,由他出任教育司长,推行资产阶级新教育是再合适不过了,乃循各司之请委任钟为司长。自此埋下钟朱两人嫌隙的种子。

  钟荣光本人对朱执信的评价是:“倔强可爱”。他认为朱执信曾留日学政法, 因此应该去当法官,出任审计分处处长,实“惜乎用非其才”。 其实朱执信从小就很喜欢数学,很有经济才能,而且在这方面也很有天赋。这当然与其往日本留学,专门研究经济学有很大关系。正因为他在数学方面有一定的造诣,赴日本东京法政速成科留学后,他对经济学科非常重视。“东京速成科设政治、法律、经济等专门课程,朱执信对经济学科尤其重视,并不遗余力钻研数学。” 他还曾经在广东法政学堂讲授过“中国财政史”、“应用经济学”这两门课程。 胡汉民出任广东都督后,任命他为审计分处处长应该说是尽展其才,需知审计处涉及到财政支出的预算、决算,没有一定的经济、数学知识是难以担此重任。况且审计分处系重要部门,如果朱执信没有该方面的才能,相信胡汉民也断不敢将此要职交与其执掌。

  据钟荣光本人忆述,他任教育司长后,常在都督府与朱执信、胡毅生相遇,彼此都缄默不语;如有公事交涉,朱、胡则对其“盛气相加”,“时时排钟”,“凡教育司所设施,无不驳斥,驳派省视学经费即是一例。”他还认为其对于设立省视学一事的驳斥理由是非常“无意识(即没有见识)”的,平时“但以意见行事,持一消极主义,无论需款多少,有时或并不须领公款,但不合彼意,则驳斥之”。 对于此提案被驳回事,钟荣光并不死心,再次将提案送去,“几经驳诘,乃仅准派六人,列入本年预算”,而华侨视学则仍未获准派遣。

  钟、朱两人之间在财政问题上的冲突并不止于视学一事。钟荣光设立督学局后大兴社会教育,需要经费,然审计分处“以款绌不发”,“一概驳回”。当钟荣光修缮教育司署办公地点时,“朱以其超出预算,力批驳之”。 可见两人因财政问题的冲突不止一次。但朱执信认为省视学经费可由青年会募捐所得,却未必是明见。须知省视学经费向来属于省教育行政预算的一部分,由省府支出,如仅靠一个青年会募捐所得,如何能够保障经费的稳定与充足呢?朱执信对于视学制度重要性的认识如此,时人对视学的意识由此也可见一斑。

  钟、朱之间的纠葛孰是孰非,我们无从得知。钟荣光对于朱的描述或许有主观的一面。朱执信是一位无神论者,既反对信佛,也反对信上帝。据胡汉民的回忆,朱执信在任职期间,对各机关每月的决算清册,都要亲自过问审核,严格审查,即使是对于自己的以前的学生、后来的上司——副都督陈炯明,也不徇私情:“某次,因稽核陈炯明军,不但于其军数查核至晰,即各队之军旗亦一一核之,分别指而诘陈曰:‘君各队之军旗乃较簿籍所录之数为少,何耶?’陈为之气慑。” 以朱、陈之间的交情,连一小小“军旗”他都不放过,足见其办事之秉公,决非是“意见行事”。事实上,朱执信手上所掌握之经费也的确不足。前清提学使司之教育经费,系由该司所管之产业自收自用,每年收入约150万两。辛亥革命后实行统一的财政政策,教育司虽接替提学使管理学务,然而教育经费却须由审计分处核准,报财政司领款。1913年广东的预算支出经费为4600万元,其中军费就约占39%,达到1800万余元,此外应还外债约为1000万;而全省的收入为2600万余元,财政赤字高达1900万元。该年的教育经费预算经财政司核准为885,300元(后追加省视学经费12,900元,共为898,200元),还不足全省财政支出的0.02%。此外,辛亥革命前之办学经费,多取自廊饷、花捐、赌捐等。辛亥革命后,各项杂捐多废止,地方税收又尚未划定,加上封建士绅趁机大量蚕食书田租税,仅靠其蚕食剩余之文社书院、书田税收办学,全省之教育经费自然较前清收入要少。民国肇建之初,经费紧张不独广东如此,全国皆然,各省行政机关之开销均是省至无可省,大多处于入不敷出。

  细究钟朱两人之间的冲突,其实并没有太多的私人恩怨。钟荣光本人对于经费紧张并非完全不知情,但他热心教育,一心盼望着广东教育能迅速发展,故而对于自己的筹划每每受阻,欲速而不达,不免气恼。而朱执信身为掌管粤省经济命脉的审计处长,自不能不思如何开源节流,解决“僧多粥少”的经费困境。钟朱均为广东的革命事业作出过重大贡献,在人格、胸襟方面也历来为人们所称道,彼此间出现此种嫌隙,只能说是各自在其位则均尽心谋其职也。省视学经费虽最终列入当年财政拨款范围,然而,款尚未到,就爆发了“二次革命”,粤省的省视学始终未能派出。

  (作者单位: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省档案馆编研部 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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