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铭枢:为民主革命赴汤蹈火的爱国将领

辛亥革命网 2017-12-29 10:51 来源:晶报 作者:陈冰 查看:

陈铭枢先生是著名的爱国主义人士、爱国将领和政治活动家,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一位卓越的创始人和领导人,是同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的亲密朋友。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他为我国的民主革

  陈铭枢,1889年生于广东合浦(今属广西),早年是同盟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武昌保卫战。在北伐中,他驰骋战场,与叶挺独立团并肩作战,成就“铁军名将”称号。“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组织了著名的淞沪抗战。在蒋介石热衷剿共、消极抗日之时,他在福建起兵反蒋。在抗日战争中,他积极参与民主活动,积极支持并促成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成了民革的创始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他满腔热忱地投身于国家建设中。陈铭枢的人生充满传奇、颠簸跌宕,但他坚守着始终如一的做人准则——“平生最是服从真理的人,决不欲也不能把它来歪曲或附会作迎合潮流的不诚实的人”。

  参战武昌,走上民主革命路

  从青年时代起,陈铭枢就仰慕孙中山的革命精神。为了救国救民,他于1906年入读黄埔陆军小学学习,后进入南京陆军中学。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消息迅速传遍了全国,陈铭枢和南京军校的同盟会员纷纷摩拳擦掌,准备响应,轮流监视学校的武器库,准备起义时使用。然而,学校当局已有防备,将武器库中的弹药全部运走。军校学生看到自己已成赤手空拳,对南京地区的形势很失望,急于赴武昌前线参加战斗。大家公推陈铭枢前往上海,向总部请愿,并要求拨给旅费。在上海,宋教仁支持陈铭枢和同学们的行动,当即给陈500元钱作路费。与此同时,清廷重新起用袁世凯,指挥久经训练的北洋军同缺乏训练的新军血战。陈铭枢等军校学生到达武昌,看到汉阳兵工厂正处在清军的严重威胁下,要求当即过江保卫。湖北军政府把他们编为中央第二敢死队,命令过江战斗。陈铭枢经历了第一次战斗的洗礼。

  不久新军在汉口失守,湖北军政府委任黄兴为战时总司令。黄兴将陈铭枢这批南京陆军学校的学生100多人,重编为学生军,直属总司令部,作为自己的亲随骨干部队,对各部进行督战。学生军经历了部队伤亡的惨状后,一半以上的人不愿参加战争,只有陈铭枢、蒋光鼐等少数骨干没有动摇。他们留了下来继续战斗。

  辛亥革命成功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接见了革命有功的陈铭枢,保送他进入保定军官学校学习。

  率军北伐,成就“铁军名将”

  1924年,陈铭枢重返广东,在李济深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1师任第1旅旅长,参加了东征战役。因作战有功,他在1925年8月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10师师长。次年7月率第10师北伐,与独立团一道攻占汀泗桥、贺胜桥,参加攻打武昌战役,因战功卓著,所向无敌,成为“铁军名将”。

  攻克武汉后第10师扩编为第11军,陈铭枢任军长兼武汉戍卫司令。他和蒋介石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也与左派的邓演达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很忧虑革命运动的分裂。陈铭枢和邓演达的友情是战火中建立的,是邓演达的力荐,陈铭枢出任了第1师第1旅旅长。北伐战争时,当陈铭枢率部猛攻武昌城的激战时刻,担任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的邓演达冒着炮火,来到前线激励士气,并传达了陈铭枢担任武汉卫戍司令的任命,接着又与陈铭枢一起指挥战斗,攻克了武昌,并肩进入武昌城。邓演达后来被蒋介石秘密杀害,陈铭枢获知后立即派员为之收葬,并拿出两万元料理后事,亲题碑文。

  1928年2月,陈铭枢受命为两广政治分会委员。同年6月,代理广东省主席。陈铭枢任广东省主席后,辞去军职,致力于广东地方建设。1931年2月,蒋介石扣留胡汉民,广东的陈济棠利用手中的军权与汪精卫合作,在广州另立中央,通电反蒋。陈铭枢不愿参加内战,只好一个人悄然离开广州,经香港到达日本。

  为避免军队分裂,保存旧部实力,他又秘密返回中国,与邓演达、蔡元培等人商定建立第三势力,呼吁和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蒋介石获知陈铭枢秘密回国的消息后,马上在南京相见,将十九路军的兵权交给陈铭枢,请他“打回广东去”。就在陈铭枢出征之际,日寇在东北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国难当头,蒋介石和汪精卫暂时合作,而陈铭枢则指挥了著名的“淞沪抗战”。

  淞沪抗战,抵御外辱显军魂

  在抗战史上赫赫有名的十九路军,是陈铭枢一手栽培的。十九路军的前身是陈铭枢率领的北伐军第10师,攻克武汉后第10师扩编为第11军,陈铭枢任军长。陈铭枢出任广东省主席后,辞去11军军长之职。1930年中原大战后,11军整编成十九路军,蒋光鼐为总指挥,蔡廷锴任十九路军军长,将士基本上是北伐第10师的原班人马,都是粤籍子弟兵。

  1931年底,陈铭枢出任国民党行政院副院长、京沪卫戍司令、交通部长,十九路军于11月奉命调入京沪沿线。尽管陈铭枢不是十九路军的直接军事长官,但他在淞沪抗战中实际起了主持、领导和组织的作用,为中国人民抵御外来侵略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十九路军到达京沪沿线后,立即进行整训。当时,日军大举增兵上海,图谋在上海制造事端,企图进一步压迫南京国民政府让步。陈铭枢常由蒋光鼐陪同,到各团驻地训话,勉励官兵不惜牺牲,抵御外侮,保卫国土。蔡廷锴曾问陈铭枢:“万一敌人向我军侵犯,我军如何动作?”陈铭枢断然回答道:“当然不客气,武力抵抗!”

  1932年1月23日,十九路军在上海召开了军事会议,陈铭枢派代表参会,指示“如日军向我防地进攻时,即在原地抵抗消灭之。”也是在当天,陈铭枢、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淞沪警务司令戴戟4人联名发布《告十九路军全体官兵同志书》,对全体官兵进行政治动员。

  1月28日深夜,蒋光鼐、蔡廷锴接到日军向中国进攻的报告,即发出两封急电,一封给陈铭枢,一封给何应钦。何的回电对蒋、蔡有所责难,陈铭枢的回电要他们继承十九路军的光荣传统,坚决抵抗,“此时惟有准备最光荣之牺牲,切不可轻做退后之辱也。”在陈铭枢的指示下,十九路军对日寇进行了奋勇抵抗,将日寇的第一波进攻击退。

  2月6日,中日军队再次交战,敌军屡败,日军换将。陈铭枢当日致电十九路军说:“十九路军将士,连日苦战,克保疆土,劳苦卓绝,至深感慰……务望激励将士,固守原防,不可轻让尺寸……”

  日军在十九路军的顽强抵抗下,不能前进半步。日方为了调派援兵,假意与国民政府进行和平谈判,陈铭枢对此有清醒认识,认为谈和“诚属徒然”。陈铭枢致电蒋光鼐:“人心已死,吾侪只有认定为民族光荣,而完成本军之使命耳!”

  淞沪抗战打了一个多月,日方继续增兵,中方人力物力缺乏,陈铭枢向蒋介石多次请求增援无望,仍不放弃自己的努力,不断为十九路军奔走呼号。他不避嫌疑,不顾劳累,为的就是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大计。然而,除了十九路军听从他的指示,在前线坚守阵地之外,他在国民党军政界的努力所得不多。毕竟独木难支,在做了自己能够做到的一切之后,陈铭枢心力交瘁,卧病于床。但他仍指示蒋光鼐抵抗到底:“惟盼兄与诸同胞尽力之所能及,以抗强敌而已!”日军在得到国内大规模增援后,于3月1日在正面发动全线总攻。蒋光鼐审时度势,指挥部队脱离战线,安全后撤。历时一个多月、震惊国内外的“一?二八”淞沪抗战告一段落。作为淞沪抗战的发动者、组织者和指挥者,陈铭枢起到了中坚人物的作用。

  联共反蒋,发动“福建事变”

  淞沪抗战中,陈铭枢因违背蒋介石、汪精卫的投降妥协政策,支持十九路军抗战,而被迫辞去一切军政大权,出国赴欧考察。十九路军被蒋介石调去福建与红军打仗,以此想借红军之手消灭十九路军。在欧洲的漂泊生活中,陈铭枢痛定思痛,认为反帝必先抗日,而抗日必先反蒋,因为蒋的政策已成为抗日的障碍。一个重大的政治谋略在他胸中酝酿成熟。

  1933年5月从法国回到香港后,他与李济深、章伯钧等民主人士商议举义反蒋抗日事宜。他还多次秘密往返于福建与香港之间,与时任福建绥靖公署主任蔡廷锴、福建省主席蒋光鼐等“老部下”会面,通报香港各界人士意见,共同策划反蒋抗日。此时,十九路军在闽西与红军处于对峙状态,时有战斗。因此,十九路军要在福建起兵反蒋,如果不能和红军建立反蒋联盟,那么必陷于两面作战的危险境地。陈铭枢早就考虑着与中共合作,因而回国后就派人与红军直接联系。彭德怀会见了使者后表示欢迎,希望派代表去瑞金与中共中央直接谈判。不久,中共代表潘汉年与十九路军代表徐名鸿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与红军反蒋抗日的初步协定签订后,十九路军开始扩军备战,部队由五师十旅扩充成五军十师,并改称为“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第十九路军”,蔡廷锴兼任总司令,陈铭枢任第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

  1933年11月12日上午,在福州召开了“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即日宣布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选出李济深、陈铭枢、陈友仁、冯玉祥、黄琪翔、戴戟、蒋光鼐、蔡廷锴等12人为政府委员,李济深为主席,通电全国反蒋抗日。

  震惊中外的“福建事变”发生了。蒋介石派30万大军向福州发动进攻,侮蔑陈铭枢卖国叛党,同时下令通缉李济深、陈铭枢、陈友仁,撤销蔡廷锴、蒋光鼐的一切职务。

  在蒋介石的重兵围剿下,“福建人民政府”很快就失败了,但却在全国率先拉开了反蒋抗日救国的序幕,开创了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先河。1936年红军到达延安后,毛泽东为建立抗日救亡统一战线,致信蒋光鼐、蔡廷锴,两次提到了陈铭枢,“真如先生何时归国,深以为念,弟等甚盼迅速回国,从事统一战线之伟业”。新中国成立时,十九路军及“福建事变”的主要领导人完整地进入新的中央人民政府序列,李济深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蒋光鼐任纺织工业部部长,陈铭枢任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这是十九路军的光荣,陈铭枢将军于此居功至伟。

  组建政党,在民主运动中奋起

  “福建人民政府”失败后,陈铭枢隐居山野,研究佛学,似乎忘情于山水之间,但事实上,他时时都在关注着时局的发展。1943年初,在重庆的谭平山、陈铭枢、杨杰、王昆仑、郭春涛等国民党民主派,通过时事座谈会来团结国民党内的民主分子,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经过一段时间的交流,大家都认为建立一个民主组织的时机已经成熟。最后大家决定,组织名称叫“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

  抗战胜利不久,民联开始公开批判国民党与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并决定从组织上与国民党决裂,与其他国民党民主派组织共组成新的政治党派。1946年4月,李济深、蔡廷锴、蒋光鼐等人组织了“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李济深任主席。为了协调行动,民联、民促会决定成立南方联合执行部。1948年1月1日,民联、民促会整合成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召开成立大会。陈铭枢作为民联主要领导人之一,支持并积极促成了民革的建立,是民革的创始人之一。

  陈铭枢回到上海,在十分复杂、危险的环境中从事第二条战线的秘密工作:对国民党军政人员的策反工作,获取国民党军事情报,配合中共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他首先策动了浙江省主席陈仪下了起义决心,又进行了策动湖南省主席程潜起义的工作。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陈铭枢也走向了新的政治生活。他由衷地拥护中国共产党,参加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出任民革中央常委。

  1965年5月14日,中国第二次核试验成功。在民革中央为庆祝核试验成功的座谈会上,陈铭枢兴奋异常,心脏病突发,抢救无效而去世。

  1989年在陈铭枢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座谈会上,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习仲勋代表中共中央称赞陈铭枢先生:“著名的爱国主义人士、爱国将领和政治活动家,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一位卓越的创始人和领导人,是同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的亲密朋友。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他为我国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朱学范在撰文纪念陈铭枢将军时写道:“对于这样一位在中国近代史上建立过卓著战功,起过重要作用,对海内外有重大影响的坚强爱国者,是值得我们永远纪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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