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元老雷飞鹏

　　清皇室翰林雷飞鹏

　　清皇室翰林雷飞鹏，为官廉洁，后投身革命，是兴中会、同盟会元老，其贡献是不可忘记的，民众甚至以故事口口相传；而其子雷志洁，又是在西安事变前后，担任爱国将领杨虎城将军的机要科长、主任秘书。时至今日，雷飞鹏之孙、画家雷晓宁是世界最大老子像的雕塑家，尤擅画马，其影响被誉为“当代第一马”，他近日将祖父辈史料提供出来，以飨读者。

　　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铁岭税捐征收总局成立，下辖法库厅、开原县两分局，其主官分别称为委员、总办。第一任总局委员为赵荣山，第二任委员纪应澜，至光绪三十四年二月雷飞鹏继任第三任委员。

　　雷飞鹏，字筱秋，号艾室（1863—1933）湖南嘉禾县普满乡定里村人。

　　公元1893年，光绪癸已举人。曾历任湖南缓宁、祁阳、湘潭、宜章等府县训导、教谕等职（清代学制府学主官称教授，州学称学正，县学称教谕，均各级训导佐之）。其为人耿直豪爽，仗义疏财，且具有忧国忧民之热忱。早年即常思救国之道，以拯民于水火。

　　1888年（清光绪十四年）广东举人康有为鉴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上书清帝，建议“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事，以图中国之富强，未被采纳，遂在广州长兴里聚徒讲学。雷飞鹏闻之，遂笈往游，师事康有为。康有为见其才华横溢，劝其首先致力于功名。光绪十九年（1893年）乡试，雷飞鹏果然中举。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乙未大比，雷飞鹏本无意进取，况目疾在患，但经康、梁极力相劝，又闻康、梁赴京后将有驽人之举，遂从之。

　　时值甲午战争议和，清廷派李鸿章为全权代表，于四月十七日在日本马关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签订了辱国丧权的《马关条约》。条约中强迫清廷将中国的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并赔偿军费白银二万万两。因而遭到全国人民强烈反对。康有为于五月二日联合各省在京参加会试的举人1200余人签名上书，为民请命，提出：“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三项主张，史称“公车上书”。1896年，雷飞鹏协助梁启超于上海主编《时务报》，次年又于湖南长沙襄理梁启超主讲时务学堂，积极鼓吹和推进维新运动。

　　1898年，昙花一现的百日维新导致了戊戌政变，康、梁逃往日本。雷飞鹏幸未祸及，得以返还故里。遂闭门谢客，教子侄读书，藉消遣时日。正当雷飞鹏积郁于救国无术彷徨沉闷之时，忽有湖南同省籍的兴中会成员、武昌起义爆发后的战时总司令谭人凤造访。讲述欲求救国之道自有途径。称孙中山已于1894年（光绪二十年）在檀香山组织华侨海外开明人士成立了兴中会，腐败透顶的满清政府已病入膏肓，只有跟随孙中山先生致力于革命事业，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方为振兴中华之道。雷飞鹏顿觉耳聪目明，立誓追随孙中山先生，献身革命，以赴国家之急，虽马革裹尸亦无所憾。1902年，经谭人凤、章炳麟等介绍，雷飞鹏在上海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誓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奋斗。

　　1905（光绪三十一年）冬，与中国同盟会第一个女会员唐群英（字希陶）之最幼胞弟唐乾一在长沙办理南路公学，秘密推销《猛回头》等书刊，传播革命思想。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时逢清政府户部举行大挑（清代自乾隆时笼络更多的知识分子制订三科以上会试不中的举人，挑取其中一等的以知县用，二等以教职用，每6年举行一次，意在使举人出身的有较宽的出路，名为大挑）。雷飞鹏虽右目患疾，但形貌岸然，况才华在一等举人之中犹为拔萃（挑取标准重在形貌与应对），故被授留奉补用知县，派往盛京将军衙门之提法司任科员（正七品）。雷飞鹏遂赴东北工作。

　　从此，他的公开身份是清政府官吏。

　　清代命官虽七品县令，外出之时也有四人扛抬的蓝呢大轿可乘。而雷飞鹏外出之时，常著青衣小帽以步代轿藉以查看民俗商情，又避招摇过市之嫌。

　　1907年（光绪33年）7月，盛京设立奉天省，实行新官制奉天特设度支司以专理财政，司设使，司使之下辅以俭事，又分总务租赋、税务、俸饷四科、科有科长、科员、委员司书等。雷飞鹏因善理财政颇得当时的奉天总督兼东三省将军徐世昌的赞誉，称其为干练能员，于1908年（光绪34年）春2月（夏历）初6日，雷飞鹏又被委任为铁岭税捐征收总局主管，并加升正六品同知衔。

　　雷飞鹏为官清正廉洁

　　雷飞鹏走马上任，认真整顿局务。1908年（光绪34年）《盛京时报》登载：“铁岭牛马税局并入税捐征收总局，雷筱秋大会认真整顿，到任后极少应酬会客。”（1908年3月16日，星期二《盛京时报》）仅月余之后，全局公务业已完全纳入正轨运行，局内秩序井然。

　　铁岭原系水路交通要道，城西外五里之遥有马蓬沟辽河口岸，往来帆船载运粮货，溯流上达三江口，顺流而下直达营口入海。1905年（光绪31年），日俄战争后日军进占铁岭，曾于环城四周铺设轻便铁轨，由火车站直达铁岭城东西南北各门，1908年（光绪34年）经交涉拆除。后由商人集贸收买由铁岭北门直达马蓬沟的路段，以人力平车载运货物及粮米（或用畜力及人力机械驱动）。雷飞鹏赴马蓬沟查验往来税源时，则乘此车往返。沿路同情怜恤贫苦者之心颇具白香山遗风。如他在《出铁岭城西乘小铁道平车赴马蓬沟登舟》一诗中写道：

　　挥手谢尘虑，兴游延早曦。市喧人尚卧，轨直意先驱。黍穗耐风力，麻花浮露姿。还怜道旁妇，拾豆待朝炊。（其一）问程三五里，呼吸片时通。川陆顿殊趣，忙闻任化工。小停聊试茗，短卧正支篷。水市荒如此，屠酤一与蓬。（其二）

　　诗中将“市喧人尚卧”的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达官贵人们与在路轨旁边拾取遗漏零星粮豆的贫妇做了鲜明的对比，鞭挞了当时社会的腐败现象，对“拾豆待朝炊”的贫妇，抒发了内心怜悯之情而且刺中时弊。

　　辽河航运极盛时期，航行于辽河上的船只每年高达万艘以上。自俄、日修筑东清铁路之后，辽河船运事业受到了严重的打击，至光绪末年每年航行于辽河上的船只已减至二千余艘，故诗人发出了“水市荒如此”的感慨。当时雷飞鹏是在调查辽河税源逐年递减的情况，及赴属于铁岭税捐局派住石佛寺的税收机构的途中。雷飞鹏不失为一名清、勤、懂的官员。而且他虽然身为满清官吏，而心却致力于民主革命。　

　　1908年（光绪34年）末，雷飞鹏在一年任内的税收从光绪33年纪应澜任内的80757余两增至84742两有余，较33年多收3980余两。但他并不以理税有方而向上司报功请赏，而是逐一呈述各税较33年多收的各种原因：“出产税多收由于34年收获较33年为丰；销场税多收由于商市渐渐复原；牛马税较33年多收之故，查前年日本人买卖牛马多不纳捐，尤复包揽华商免税，经去年屡与日人交涉清其包揽之弊，是以略有起色也；至于酒税较33年多收，由于每斤前收东钱一百文，今改收龙洋一分六厘，此乃大府议加之力，实非榷官善敛之所致也”（此报表为宣统元年初所报故称三十三年为前年）。当幕僚问及：“东翁所报为何如此评析之甚也？”回答道：“本官如自褒岂不有贬前任之嫌，抑人扬己仁义道德何在！”史载后人评曰：可见其为人品德高尚如此。　

　　1909年（宣统元年元月望日），雷飞鹏向奉天省府撰写了一万二千余字的税捐报告书，这是他理税一年来的心血，对铁岭的经济状况做了中肯和细致的调查研究。在《铁岭税捐报告书》的前叙中写道：“叙曰：飞鹏以光绪三十四年春二月榷税铁岭，自分心计粗劣，财计素无考求且敛财之地，宽则不利于公家，苛则致怨于民人，朝夕兢兢恒虞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