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首义中宜昌籍元勋(2)

　　振武学会遭到破坏后，革命党人愈挫愈奋，重新组建了规模更大的文学社，正式成立于1911年（辛亥年）元月，蒋翊武任社长。时任文学社参谋的王华国（长阳人，陆军特别小学堂学员）后在1912年10月撰写的《文学社事实》一文中记述道：蒋翊武、刘复基、王文锦等“皆洞观其隐微，不约而同相继投班超之笔，着祖逖之鞭，各谋进行方法”，“邓君品三（即邓玉麟）、高君固群为之从中合并，迨后势力日增一日。”由此可见，王文锦和高尚志在振武学社过渡为文学社以及文学社和共进会通力合作过程中，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再说共进会，这个团体是同盟会的一些会员于1907年在日本成立的，以同盟会的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但将“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1909年（宣统元年），同盟会员孙武等人在汉口设立了共进会。邓玉麟与孙武过往密从，遂加入了这个组织。而高尚志“先与邓玉麟熟，因邓而识孙武，便由邓拉入共进会。”高尚志加入共进会后，又介绍了不少志同道合的革命者参加共进会，比如族兄高元藩（秭归人，时为武昌高等巡警学堂学员）、乡邻费榘（巴东人，运动于宜昌）、同学高震中（东湖人，二十九标二营）等。

　　那时文学社和共进会并驾齐驱，比翼双飞，大有竞争之势。举例来说，时为三十标二营右队正目的周培祖（原名青林，世居宜昌）在首义之后（1913年）自述“事略”道：“先刘敬安（静庵）介绍加入日知会，宣统元年（1909年）八月，受徐君达明运动，介绍于孙君摇清、邓君炳三（玉麟）入共进会，任本会代表。痛中原之沉沦，愤满奴之专制，每于操课余暇，密劝同胞，冀图恢复。一时志士乐从，如徐达明、王文锦、张廷辅……彭楚藩诸君，皆时与计议者也。”他与王文锦交往密切，同高尚志亦亲密无间。当他在民国元年因故辞职后，“九月中旬，高君委林淮盐水路缉私营管带至今”。另据《聂豫事略》（郑洽卿撰）载：当阳人聂豫在武昌方言学堂未毕业即离开，“往来各标营和各学堂，结纳军中志士和青年学生，成立振团尊心会，自任社长。得人之多，与蒋翊武、蔡济民并驾齐驱。龚侠初曾劝他并振团尊心会入文学社，他说，名字不过便于记载，同是大名，何分何并。然与孙武交好，振团尊心会、共进会之间，较为接近。”

　　（二）投身首义谋军政

　　文学社和共进会自成立之日起，就各自在新军中建立基层组织，分设各标、营、队代表，并预定一旦举义，各级代表即为各级军官。

　　王文锦是文学社第三十标标代表，其职责是总管标内一切联络事宜，同时进行革命宣传，发展新生社员。高尚志是二十九标参议（仅次于代表蔡济民），同时又是共进会中联络军队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据贺觉非撰的《高尚志》事略云：“蔡的组织关系不限于共进会，高则全力以赴。故孙、高关系上，在某种程度上蔡较高逊色。”从孙绍箕（兴山人，辛亥革命者）自述的“事略”看，他在湖北陆军特别小学堂期间，与邓玉麟相交甚密，“时邓君炳三设同兴酒楼于黄土坡，继又设同兴学会于巡道岭，同乡高君尚志、方君兴、费君榘、赵君学魁昆仲及其他同志等，常聚于此，每逢星期日辄密会焉。”高尚志因邓的关系而结识孙武，又因投入工作得力，故颇得孙武器重。

　　1911年（辛亥年）4月，同盟会发动了震惊全国的广州黄花岗起义；5月，湖南、湖北、广东、四川等地又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全国革命形势高涨，文学社和共进会加紧了策动起义的工作。资料显示，王文锦“四月与共进社员联合集合，分组各部，密议发难”。随着保路斗争的高涨，文学社和共进会的革命党人认识到通力合作的重要性，在同盟会的策动下，这两个革命团体经过三次协商会议，终于9月24日（阴历八月初三）召开联合大会，成立了临时司令部，通过了“人事草案”和“起义计划”，确定了起义的大体日期。文学社社长蒋翊武任军事总指挥，共进会会长孙武任参谋长。高尚志和王文锦作为标营代表参加了联席会议，并分别被确定为参议部副参议长和参议（另为军事筹备员，一说主管军事）。此前，他们为促使联合作过不少努力，也作为双方代表出席过协商会议。此后，他们又分别奔走鼓号，不遗余力地展开起义准备工作。

　　起义日期最初定在10月6日（即中秋节），由于湖南方面“准备不足，请展缓”，湖北革命军事指挥部便决定延期至10月16日。及至10月9日，因孙武等人在汉口赶制炸弹时不慎爆炸，致使起义机关暴露，其指挥部和多处秘密机关相继遭到破坏。孙武受伤，蒋翊武脱险逃生，不少革命党人被捕，整个局势顿时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革命士兵遂自行联络，约定10日晚上继续发难。据《辛亥武昌首义史》记载：10月10日黎明前后，第三十标“得知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就义，张廷辅（三十标右队排长）夫妇被捕的消息，一时军心大乱。革命代表王文锦、彭纪麟、陈佐黄、王宪章等人秘商起事办法”；“工程营熊秉坤（共进会营代表）又亲到三十标与王文锦秘商，定工程营发难，以三声枪响为号，第二十九标、三十标同时响应”。事后，王文锦分赴各营队，告之革命党人，起义即在当夜，务求作好准备响应。

　　当晚八时许，新军第八镇工程第八营正目、革命党人熊秉坤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第二十九标、三十标革命党人立即响应。这三支部队都近距原定的集合地点楚望台，同为先期到此会师的义军。高尚志和王文锦各带所属分别抢占楚望台军械库和蛇山等制高点，迅速拖出大炮，进攻湖广总督衙门。文献有载：“武昌首义师起，锦（王文锦）与彭纪麟、马得胜、谢用权……熊秉坤、马世忠、杨载雄、金兆龙于夜八时首攻，据军械库，分占楚望台、蛇山，同时义师进攻督署。”“是日晚，起义军分三路进攻清督署，途中清兵顽抗，义军伤亡不少。义军决定再派三路援军。高尚志与刘秉福、蒋秉忠率领第二路援军会同进攻部队，向督署东辕门进攻，拂晓攻下督署。”

　　经过一夜血战，起义军攻克清督署。11日上午，革命军占领了武昌全城。武昌首义告捷。

　　按照原定的“武装起义翌日，各方面的负责人应齐集谘议局会商大计”的计划，取得胜利的革命党人陆续赶到谘议局举行联席会议。这次联席会议，推举了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黎元洪为都督，成立了湖北军政府及鄂军都督府。其实黎元洪是反对革命的，只是当时他的官衔最高，所以年轻的革命党人遂请他牵头，但他心存顾忌，推辞不肯任事。为此，革命党人于同日（11日）下午再次举行会议，组织了一个真正行使权力的决策机构——谋略处。其成员共计十六人，高尚志和王文锦即为其中的重要成员（有说高为处长）。谋略处负责军政府的具体工作，及时宣布废除清宣统皇帝年号，建立新政权，国号称“中华民国”。黎元洪见形势已不可逆转，这才剪掉头上的长辫子，出任都督。

　　《中国革命史》是这样记述的：“起义胜利后，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建立一个新政权来代替被推翻的旧政权。当时黄兴、宋教仁等尚未赶到，孙武、刘公、蒋翊武等人又都失去联系。11日下午，起义军骨干分子邀请谘议局议员和地方绅商商议成立新政府问题。幼稚的革命士兵不懂得掌握政权的极端重要性，被习惯势力束缚，认为只有‘有地位有名望’的人才有资格主持革命后的局面。当场推举新军第21混成协（旅）黎元洪为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黎元洪在10月10日晚曾亲手杀死两名起义的士兵，这时他又拒绝拥戴，只是当革命党人用手枪逼着他‘革命’时，才被迫做了都督。这时，革命政权的实权仍然掌握在由青年士兵组成的谋略处手中，并暂时挫败了立宪派的篡权阴谋。湖北军政府成立后，立即宣布废除宣统年号，定国号为中华民国。”

　　同月，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及鄂军都督府下属机构组织相继成立。“黎元洪都督授王文锦为军司部副部长”。“邓玉麟、蒋翊武、蔡济民、高尚志、徐达明等誓不就职，以监督各部。二十六日，嗣以四部鼎立，恐稽查不周，以蒋翊武为都督府顾问，蔡济民、高尚志、徐达明任参谋部参议”（《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那时，随着革命形势和斗争的需要，高尚志历任都督府参议、军务部参议、稽查处总稽查之一，“虽非某机关负责人，但在各方面都占有特殊的地位。对所谓上五府（襄阳、郧阳、宜昌、荆州、施南）的同志，团结惟恐不及。张知本被推为司法部长，即得力于高”（贺觉非《高尚志》）。

　　武昌起义的成功，使中外反动势力受到沉重打击。当月12日，清政府急令北洋陆军星夜南下，又调海军和长江水师开赴武昌，企图水陆夹攻消灭革命势力。“10月28日，汉口清军向起义军阵地猛扑，义军由三道桥一带退守六渡桥。高尚志等受命赴前线督战，以安军心而壮士气。”11月，时为军令部副部长兼陆海军参赞的王文锦“调任步兵第四协统领阳夏战役”，他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不幸腰部受重伤，遂回武昌调治。

　　阳夏战争因革命军与清军在汉阳、汉口（古称夏口）交战而得名，是辛亥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同盟会领袖人物黄兴出任战时总司令时，高尚志一度就任战时总司令部参谋。

　　（三）行圆志方功勋存

　　民国元年（1912年）1月，湖北军政府成立近卫军，高尚志被授命为湖北近卫军统制（相当师长）。次为近卫军协统的黄申芗“有恃才傲物的弱点，认为近卫军统制高尚志资格与能力均在己下，而高尚志的职位却在己上，心中常觉不服，并到军务部长孙武处质问”。孙武对这个老战友漫不经心地说：“统领不小呀！好好干。”黄申芗大感受辱，便扬言要推翻孙武。而首义之后的孙武，贪恋个人权势，与黎元洪相勾结，排斥革命党人，并组织“民社”，拥戴黎元洪为领袖，又公然拥护袁世凯，攻击孙中山与南京临时政府。这倒行逆施的作法，自然引起革命党人的极大愤慨，所以黄申芗一发动，就有许多人响应。他们组织了“改良政治群英会”，初谋推翻由黎元洪、孙武控制的湖北军政府，后又缩小目标，以推翻孙武为宗旨。

　　“孙武的亲信蔡汉卿佯称反孙，参加过群英会活动，他得悉群英会的行动计划，又不便对孙武明说，就借故请孙武及第四镇统制邓玉麟、近卫军统制高尚志赴汉回避”（《辛亥武昌首义史》）。2月27日，数千人配带群英徽章，“群向孙武家抄捣，未获孙武”。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群英会二次革命”，亦称“倒孙运动”。当时王文锦与另一名文学社员王国栋带领他们所组织的伤兵团体毕血会也参加了这次事变。事后，王文锦被授命为湖北宪兵司令部司令官，同年10月又被中华民国政府授予陆军少将衔，翌年3月晋升为中将，补授勋四位，并颁发了证书。其证书有云：“中将衔陆军少将王文锦，抗志云霄，奋身卒伍，虞渊返舍。愤挥鲁阳之戈，易水回波；慨击渐离之筑，大勋既集。崇奖宜施。”

　　由于群英会“倒孙运动”直接打击的对象是孙武，孙武即弃军务部长之职。高尚志因与孙有关联，亦去职，不久转业，改任为淮盐汉口局总办。民国2年（1913年），他积极参与孙中山领导的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出钱出力不少”。

　　袁世凯的复辟丑剧结束后，全国范围内又形成军阀割据的局面。民国6年（1917年），北洋军阀段祺解散国会。是年10月，孙中山通电护法，在广州组织成立了中华民国军政府，以大元帅的名义颁布讨伐令，史称“护法运动”。王文锦和高尚志都参加了这次革命，并先后被授命为广州大元帅府参军（参议，中将衔）。 据载：“1918年，所有湖北靖国军在北军（即北洋军阀）压迫下，集中湖北施南至四川奉节一线。1919年初，在施南境内有柏文蔚、吴醒汉、唐克明部，在四川境内有黎天才部”。当时高尚志受孙中山的重托，“以大元帅参议名义视察川鄂军事，在由奉节赴施南途中，行经戴溪地，忽遇匪徒多人，拦路开枪将高打死。”对此史料说法不一，或曰：“不幸被蒙面人拦路开枪击中，为国捐躯”；或曰：“遭一伙土匪暗算”；或曰：“被身着便服的七八个人持手枪猛击，高当即殒命”。而据熊秉坤说：“高好为大言，对当时川鄂形势表示非议，且多影射黎天才处，黎遣人刺杀之。”凡此，众说纷纭。“有关当局电告广州，孙大元帅迅即回电表示哀悼。”其电文中云：“高君起义元勋，有功民国，陡闻凶变，曷胜悲痛……希即穷究主名，以昭法纪，而慰英灵。”然当时南北混战，而南军又互相倾轧，“穷究主名（即主凶）”也徒托空言。高尚志不幸遇难的时间是民国8年（1919年）3月17日，年方三十一岁。“同时袍泽为之太息不已”。他的遗体被高氏族人（有说是户溪保董、高氏族长高忠治组织乡亲赶赴戴溪）运回兴山，厚葬在故里深坪高家湾，并立碑以示纪念。

　　在护法运动中，王文锦因“旧创不时发作，遂辞职身退，买宅汉口蛰居，不复出”，从此偃武修文，尤其是“精畴人人术，凡代数、角线、解析几何、微积分及最小二乘，皆研究有心得，暇则习此不疲，乐于终老”，民国22年（1933年）7月去世，享年56岁。

　　纵观王文锦与高尚志一生，其经历固有所异，然其志同道合，所以每至革命高潮时，他们总是似川归海，如云从风，尽心尽力地为之奋斗。他们是革命志士，始固豪气干云，终亦高风亮节，实乃宜昌先贤名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