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名人陈裕时先生

　　陈裕时（1877－1940）字元伯，学佛后改圆白，宜昌县三斗坪人。祖辈以驾船为业。陈裕时原名陈裕大，无兄弟，仅有妹陈坤立，嫁福建革命党人何遂为妻。

　　陈自幼豪放，胆识过人，弱冠从戎，投汉阳兵工厂工防营当兵，后选送湖北备武学堂毕业。因读《鉴略》一书时被张之洞发现，颇受赏识，遂被送日本留学，于1903年7月抵东京，就读于振武陆军士官学堂。在此期间，因课间阅读宣传革命之读物，被开除学籍，继而转学法政，因而结识孙中山和黄兴，遂于1905年与留日的同乡黄恺元、高桐岗、全敬存、陈吉甫、杨征祥等一道参加了同盟会。

　　1909年离东京回国，陈约蔡锷、赵恒惕、唐继尧等同去广西，分途鼓吹革命，受任龙州讲武堂监督兼龙州新军邑龙标统带。1910年3月，何遂奉命调查中越边界防务，过龙州时与陈会见，谈到革命形势时，陈裕时颇有见地的说：“我们革命力量还小，不要太冒失，革命不是一天能成功的；我们不但要考虑成功，还要考虑成功后该怎么办。现在，我们的组织太散漫，是个大缺点。每个地方都应该组织起来，多多地联系人，将来互相通气，便可连成一片了。”当时何遂还要去云南，陈便写了几封信交给他，让何去联系驻昆明的革命党人。

　　1911年10月10日，革命首先在武昌爆发，全国各省纷纷响应。广西军中同盟会的同志力主出兵援鄂，陈裕时这时全力劝说桂军巡抚王芝祥、总兵陆荣延宣告独立，并组成北伐军第三军，分途援宁援鄂。第三军由统带赵恒惕任总指挥，陈裕时任该军参谋长。

　　时北伐军云集南京，多达十万之众，而刚成立的孙中山临时政府供应不济，且军情复杂，其间赣皖两省援军就曾接连发生抢劫和叛乱事件，幸有陈所率广西军弹压致安。事遂，陈向孙中山、黄兴建议说：“我们革命才走了第一步，各省援军多是临时纠合，士气虽好，但缺乏训练和军纪，欲对付久经训练、装备齐全的北京正规袁军，肯定难操胜算。袁世凯又野心勃勃，定难履行就职诺言，如一旦帝制自为，我辈将束手无策。应整编几支强有力的劲旅，多多吸收革命同志参加训练，方足以制袁之肘。”孙中山和黄兴然其说，遂以广西军为营底，集同盟会之精英，优其装备，整编成南京陆军第八师。原拟任陈裕时为师长，陈则力荐陈之骥（冯国璋的女婿）充任其职。推荐陈之骥任师长，陈裕时有其深谋远虑：其一，陈之骥系留日同学、广西同事，有共同语言，可以信赖；其二，骥为人忠厚耿直，尚义气，重然诺，今后可以驾驭；其三，骥因有冯国璋这层翁婿关系，可以争取第八师由中央直接供应饷糈，并在袁世凯的肘掖之下保存发展革命势力。陈裕时的见解深为同志赞赏，因此黄兴最后决定由陈之骥任八师师长。陈裕时则任十五旅旅长兼第九混成旅旅长，而实际上掌握着第八师之实权。

　　袁世凯在北京就任大总统不久，继召见孙中山、黄兴之后，复以革命军实权人物召见陈裕时，企图借以笼络为己用，袁与陈长谈之后，陈评价袁氏是“权变有余，忠厚不足”的人。陈裕时离京回宁途中，袁世凯暗地派人尾伺其后，陈觉察有人跟踪，乃化装改道，并得在华日本友人掩护，始免危险，随即赴日暂避数月，化名及泉。袁氏一计未成，乃改利诱，每月送银元30万，名为“代表旅费”。陈裕时以其10万资助第八师，又邀黄恺元等赴日本密商，拟在南京第八师基础上，扩编为三个师：一个师驻南京，一个师驻石家庄，一个师驻武昌，以备将来一旦再次发动革命，易于形成犄角之势。由日返回后，陈裕时为谋求第八师的保障与发展，为上述计划的实现，辞去了旅长职务，以南京代表身份，奔走于南北两京之间。

　　在与袁世凯的交往中，陈裕时对袁氏信誓旦旦地表白自己忠行共和，决不做被人民推翻的皇帝的谎言，一时间也认识不足，虽然思想上也曾决心“如果袁世凯真要当皇帝，就打倒他”，也相信如果真是那样，袁氏“必然失败”，且从人心向背、民心思安怕乱等方面精碎地阐明了这一问题的本质，但对袁世凯两面三刀的本质却缺乏敏感。

　　1913年3月20日，袁世凯派人暗杀宋教仁，激起革命党人及国人的公愤，孙中山主张出兵讨袁，陈裕时与第八师同仁则以党人毛羽未丰，轻举讨袁与革命大计不利，力主慎重行事。激进党人则声言“不讨袁则通袁”，并派人输款运动八师基层军官，使杀上级，宣告独立。不得已，八师同志请黄兴赴宁组织南京独立，出师讨袁。利国驿一战告捷，陈裕时亲赴前线慰劳，但上海、江西两路讨袁军相继失败，八师成为孤军，三面受敌，被迫退守南京。其后内部激进党人又煽动士兵索饷闹事，以至士兵枪杀副团长李浚，遂不得不宣布解散第八师。时陈裕时正赴南宁力转危局，却遭激进党人嫉恨，组织人员拟伺陈赴宁进城时暗杀之，幸因妹夫何遂急电告密，陈于途中返沪，始免于难。

　　随着第一次讨袁战争的失败，加上自己的许多行为不能被同志所理解，陈裕时遂与黄恺元再次东渡日本，后又同到英国，并带了许多中国史书在旅途阅读、研究。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袁世凯与日本签订卖国条约，继而称帝登基，国内爆发了第二次讨袁战争。这时陈裕时为表白自己忠于共和、反对帝制的坚定立场，约黄恺元一道回国，先到长沙劝说汤芗铭反戈倒袁，然后只身奔赴成都，劝说陈宧起义反袁，两处皆然其说，约好时间后同时发出反袁通电，使已在病中的袁世凯如雷轰顶，顿时气急而死。后来知情者称袁世凯是喝了“二陈汤”（“二陈汤”本是中药汤头名称，时人暗指陈裕时、陈宧、汤芗铭三人的联合行动）而毙命。

　　其后，陈裕时不再参于政事，与黄恺元沉潜佛学。1922年在武昌办佛学院并任董事长，后又在北京办佛学院，传播密宗佛学。1940年6月病殁于重庆江北的双碑，抗战胜利后，其骨灰由其子女护送回宜昌，葬于江南安安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