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应武昌首义的宜昌籍三志士

　　万里长江从发源地一路走来，经历雪域冰川，曲折前行；穿越长江三峡，大江东去。灌溉着两岸万顷沃土，哺育了多少气壮山河的英雄，见证了众多的历史风云。在震惊中外的辛亥革命中，策应武昌首义的宜昌籍三志士——高桐岗、全敬存、黄恺元，他们忠贞不渝追随孙中山先生，在参加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革命中作出卓越贡献，值得我们纪念。

　　拂去历史的尘埃，纵观这三位志士的人生轨迹，归纳起来有以下三个共同之点：一是他们年龄相近，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宜昌人士；二是他们经历相仿，为了寻求救国之道，先后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于东京参加同盟会，回国后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和讨伐袁世凯的斗争（史称二次革命）；三是归途相同，“二次革命”失败后，国内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国无宁日，特别是孙中山先生病逝后，他们对革命前途感到失望，心灰意冷，终于看破红尘，先后循入佛门，像很多站在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一样，这三位辛亥志士也有他们的缺点方面。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

　　辛亥革命志士高桐岗

　　高桐岗，名秉圭，字佐国，宜昌县（今宜昌市夷陵区）三斗坪高家村人，生于1877年农历二月初四，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于两湖书院毕业。1903年12月，经张之洞选送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学习，于第四期毕业。1905年在东京参加同盟会。回国后，参加清廷殿试，著赏陆军步兵科举人。1908年，被授予副军校，随后升任陆军部军制司司长等职。

　　1911年高桐岗参加辛亥武昌起义。民国成立后，任南京临时政府陆军第一师师长，卫戍区司令，授中将军衔。

　　民国建立之初，新旧交替，有些地方局势末宁。高桐岗受孙中山派遣，作为特使赴四川等地进行安抚，因功勋显著，被授予二等文虎章和嘉禾章，后任中央政府高级军事顾问。

　　南北议和后，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但袁世凯还不满足，帝制自为的迹象日益明显。高桐岗因坚决反对袁世凯称帝而卸除兵权，转任湖北省陆地测量局局长。

　　袁世凯死后，中国又陷入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国无宁日，再加上孙中山先生不幸病逝，高桐岗对革命前途已丧失信心，遂于1925年辞职，回宜返乡，居家学佛，教子课读，不再过问政治。

　　1939年，宜昌县临时参议会成立。由于辛亥革命志士高桐岗在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故当选为议长，但只是挂名而已，一切政事由副议长龙汇东驻会主持。参议会通过的报告、审议的提案，大都与抗战有关的事宜。其它议案仅通过成立宜昌县立初级中学和任命易楷为校长等。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长驱直入，三年间，祖国的大好河山已沦陷过半。日军所到之处，烧杀奸掳、无恶不作。宜昌沦陷后，数以万计的难民避难三斗坪和四川各地，颠沛流离，有家不能归，有的甚至是家破人亡。面对此情此景，高桐岗忧心如焚，形颜憔悴。他的好友全敬存(同为留日士官生)闻讯后，特寄赠七律诗一首，望其自慰。诗云：

　　闻君感慨悴形颜，我亦萧条独闭关。

　　忆昔琴樽忘岁月，而今烽火隔云山。

　　任教世事千头恨，莫放春光半日闲。

　　老至情怀须共慰，一诗投去一诗还。

　　全敬存还致书高桐岗，邀请他到万家河作客，旧友相聚，饮酒赋诗，也是人生中的一大乐事，而高桐岗因故负约不至。全敬存只得再寄诗一首，题为《高桐岗负约不至》。

　　近笑达夫不作诗，闭门枯坐更何为。

　　连年烽火伊谁健，九日茱萸肯独持。

　　古调诚知违俗尚，烦忧正欲待君医。

　　四邻亦盼高轩至，空负人人说项斯。

　　当时高桐岗已年逾花甲(65岁)但面对民族存亡危急之秋，而报国之志犹存，他曾上书蒋介石，主张积极抗日，同时也请缨杀敌。信中有诗云：“老朽不辞心力瘁，犹堪一击立疆场”。

　　自从1940年6月宜昌沦陷后，他的家乡三斗坪便成为重要的抗战基地。因为它地处西陵峡中段，川鄂咽喉，上控巴蜀，南通潇湘，既是屯兵阵地，又是川湘鄂物资流通集散口岸，一时驻军众多，商贾云集。还有中央银行、后方医院、宪兵团、地方法院、六区专员公署等均设在这里。昔日的荒凉小镇，突然空前繁荣。然而国难当头，老百姓却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为了支援抗战，兵夫粮款猛增，原先是三丁抽一、五丁抽二，后来连独子、上门女婿也抽。有劳力者、长夫短夫不断，致使田园荒芜，民不聊生。高桐岗对农民的疾苦深表同情，他请求政府，为农民减轻税赋，而又不影响抗战，作到力所能及。

　　由于驻军众多，情况复杂，偶而有兵痞地痞危害百姓，如抓鸡打狗、买小菜不给钱等等，高桐岗只要向驻军首长一说，即可制止。所以他在维护社会秩序与稳定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因此，乡人视高桐岗为三斗坪的一棵大树。

　　1937年秋，中共地下党员周希仁等受董必武的派遣，到三斗坪开展抗日救亡和秘密发展党的组织，历时八年之久，就是利用高桐岗的威望作为保护伞。尽管高桐岗不知道周希仁的身份，但在客观上确实起到了保护作用。

　　高桐岗虽属军人出身，而品德修养亦佳，他尊老敬上，兄友弟恭，秉性温和善良，待人豁达宽厚，从无仗势欺人或以势压人之举，所以老少皆言其善。对佃户深抱同情之感，如遇歉收之年，租课尽量少收或者不收，从不逼租逐佃。

　　1949年宜昌解放后，高桐岗积极减租退押，并将所有田契清理后，送到乡政府，如实报告田地、房屋及其财产，乐意接受土地改革。由于他对党的政策不够了解，曾背着被子主动到县公安局投案自首。公安局主管干部马宝山见到后问他：“谁叫你来呢？这不关你的事，赶快回去吧！好好安度晚年。”1950年，他的女儿高韨章将他接到北京居住。1956年11月病逝，终年7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