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文藻革命纪略(2)

　　辛亥年腊月十一日（公元1912年1月29日），因二次议和不成，民军总司令部电令京、津、保方面的革命组织，于当天晚上，到处举事，以光复北京。崔文藻接到电令后就和谭兆熊、刘应福等人，决定攻打天津总督署、巡警总局、天津镇署等几个清廷的重要统治机关，计划把天津全部占据，宣告独立，从而威胁北京。崔亲自率领了手枪队二十名，炸弹队二十名，担任攻击天津督署及巡警总局的任务（两署内均有内应）。当夜朔风凛冽，大雪纷纷，他们乘夜幕迅速地潜伏到了两署附近，崔安排了一部分队员留下待命后，他在十二点钟率另一部分队员取道华粤桥，想从北面抄攻其后，以便前后夹攻。不料，华粤桥已断，他不得不另绕道法俄桥。到了那里，又为法、俄兵警所阻，不许他们经过。他只好又到国风报馆，临时筹商进行的办法。就在这时，突然又接到民军总司令打来一电，电文说：“议和续期，暂缓进攻，以示文明。”崔接到此电后，当即集合队员返回驻地待命。正当队伍行至下天仙时，即遇到兵瞥三十余名的阻拦，不许前进。崔率队飞车冲过，到东马路时，又与巡防营以及巡警保卫队和探访局的大批兵警遭遇，被迫交火血战。崔在枪林弹雨中率队英勇抗击，但由于敌人越来越多，在众寡不敌的情况下，崔不幸被擒。

　　崔文藻被擒后，先被押送到天津的探访局。该局兵警对崔大施淫威，是夜竟将他的衣裤脱光，加以脚镣手铐，置身于冰天雪地之中，足踢拳打，凌辱备至。这时，崔文藻视死如归。横眉怒骂这伙豺狼道：“士可杀，不可辱，要杀要砍都随便你们，不应作这些下流野蛮的举动。”骂得这些暴徒恼羞成怒，竟用刀砍枪击，打得崔文藻遍体麟伤，血肉淋淋，几次昏厥过去。等崔苏醒以后，探访局的这班恶棍，又立即把他赤身露体地押送到北洋巡警总局。沿途边走边打，真是惨绝人寰。到该局后，由于兵警中有革命党人，他们目睹血肉模糊的崔文藻后，暗表同情，有人找来衣服，给他穿上，然后才送到法堂审讯。

　　第一次在北洋巡警总局审讯时，清廷坐堂审问的官员是杨以德。在讯问中，崔文藻严词答对，弄得他瞠目结舌，不敢再问。是夜，崔被拘禁在该局的拘留所。所内当时亦关押有当地商人数名，他们见崔文藻后，就诉说他们无辜被捕的情况，声泪俱下，崔乐观地告慰他们说：“各位都不要忧虑，共和的问题，不用多少时日，就可成功，那时我们大家一样，都可以共享自由、平等的幸福。”他这一讲，这几个商人便不再哭泣了。

　　过了一天，该局又复审了一次，然后把崔文藻转送北洋行营营务处拘禁。腊月十三日，直隶总督派人前来营务处对崔进行第三次会审。当天，该营务处的总办肖允文，主张不必当堂审问，因为他们知道，崔文藻大义凛然，能说会道，怕当堂再丢丑。所以把纸笔墨砚，给了崔文藻，要他自己“交待”。崔文藻把纸笔带回狱中，略加思索，便一挥而就。全篇“供词”计2065字，除叙述自己的身世以及他参加革命的经过外，绝大部分的内容，都是揭露清政府入关以来的种种苛政，以及卖国的种种罪恶。该营务处总办以及直督派来会审的人员，看到这份“供词”，什么稻草也捞不到，反而弄得狼狈不堪（原供词另列下文）。

　　当崔文藻被捕的消息传到上海后，孙炳文恰因公务在那里办事，他当即去找汪精卫商量，请他把这事转告唐绍仪，要他立即电告袁世凯予以营救。袁世凯是清廷委任的议和全权大臣，在接到唐绍仪的电报后，已另电通知直督及北洋行营营务处对崔文藻、刘应福、谭兆熊三人（刘、谭系和崔同夜被捕者），不得加害。所以，该营务处接电后就将崔、刘、谭等人的刑具开释了，不敢再加虐待。

　　1912年2月12日，腐朽的清政府，在全国革命怒涛的冲击下，终于垮台，宣统皇帝退位。共和告成后，崔文藻以重创余生出狱（刘、谭二人亦然）。由于他被捕时遭到毒打，伤势很重，虽医治了半年多，都还没有恢复健康，但他仍带病坚持做一些组织内部的工作。他的战友们劝他多休息几天，等身体恢复后再工作。但崔微笑着对他们说：“感谢诸位的关切，共和虽然告成，但还有许多事等待我们共同去做。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认为，作为一个同盟会的会员，一个革命者，也应当这样要求自己才好。”对于一些社会公益事业，崔文藻特别热心去做。“崔君对于社会公益事业，犹兢兢焉勉力为之。每阅报章，载崔君之事略，或与二三同志，谈及当时状况，未尝不叹服其气之壮，而行之蹇也。然其事实行为，固足以感动社会，使顽廉懦立，又乌可以成败论英雄哉”。这段评语是他的同志对他出狱后带病坚持工作的革命精神，不偏不倚的如实概括。

　　崔文藻在天津被拘禁期间，置生死于不顾，不时怀念着革命组织，惦念着革命战友，挂念着国家大事。他切望北伐的革命队伍，能早日挥戈北上，直捣黄龙。但北伐军迟迟来到，他忧心忡忡，不能成寐，曾写了一首《狱中望北伐队不至》的诗，诗中有两句说：“雄师北伐果何日？翘首中原望鲁戈。”他是多么盼望革命早日成功，让四万万同胞共享平等自由的幸福。为了统一思想，在组织内部免生疑忌，崔文藻有一次接到京津同盟会分会给他的一封信，信中谈到“终不效俗子辈假词以求活”一语（暗指崔的供词），他看后在复信中直言分析来函是“造作言语”，认为这样做会与“全体之名誉攸关”。他从革命的整体利益出发，除在复信中有分寸地批评外，仍抱着满腔热忱，在函尾说：“愿诸君努力新途径，勿失机会，幸甚幸甚！”这是多么明达、坚毅和宽怀大量啊。现将当时的《天津日报》登载崔文藻在狱中复信的原文抄录于下：

　　“京津同志鉴：读手书有‘终不效俗子辈假辞求活’一语，不胜愕然！异哉斯言，殆从天而降也。谣传乎？劝勉乎？如果谣传，是齐东野人之语也，姑无具论。若夫劝勉，则不胜感德矣。惟是造作言语，全体之名誉攸关，故敢直言以明吾志。天厌胡德，率土分崩。鄂州倡义，举国景从，仅此东北数省未光复耳。独是燕京为清政府巢穴，形势险要，在所必争。吾等受军政府之命，奔走北方，数月经营，寸功未奏。十一日大事不成，弟与刘、谭（指刘应福、谭兆熊）二君，共罹罗网。英雄短气，志士灰心。然吾辈死生问题，早已置之九霄云外，固不待今日而始勉强为之也。当弟被擒时，以直言见忤于兵士，横受侮辱，犹且抗节不为所屈。及至法堂审讯，弟以痛苦之余，处九死一生之地，犹言词慷慨，痛斥满奴，自认革命先锋，来尝稍折吾党志气也。‘不效俗子辈假词以求活’一语，弟固审之久矣。今既以身许国，生死问题，君固不必为弟虑。愿诸君努力前途，勿失机会，幸甚幸甚！弟文藻启，阳历二号六号”。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袁世凯继任。袁大权在手，就排斥革命党人，故崔文藻在出狱后，留居北京医病期间，没有参与袁氏的政府工作。当孙中山先生南下到粤，另在广州建立南方政府时，崔文藻即随孙中山先生南下，到广东当陆军部长张开儒的秘书长。张开儒率军驻在韶州期间，其在广州的一切事务，都由崔文藻主持办理。张对崔极信任，后来将其亲妹妹许与崔君结婚。军政府成立后，孙中山先生命崔文藻为陆军部次长，兼交通部次长，军政府总务厅长等职，并主办机关报《珠江日报》。崔为当时最积极、最活跃的人物之一。崔文藻在孙中山先生支持下，积极筹建一支直属大元帅统率的军事力量，以陆军部名义，在广州设招抚总局，委任广州地方派军人中有相当号召力的邓跃为局长，在新会等县设立招兵处，招募民兵和散兵游勇，集中广州。

　　1918年5月5日，孙中山发表辞去大元帅职的通电，电文说：“吾国之大患，莫过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桂系军阀排斥孙中山先生的目的已达，于是就对张开儒和崔文藻下手。当张开儒督师与北洋军在始兴一带对峙之际，莫荣新任命李根源为粤、赣、湘边防军务督办，同时通知张开儒到广州“开会”，实际是借此解除张开儒的兵权，而以李根源代之。5月10日，张开儒带着一个警卫营由韶州乘火车赴广州，到韶关车站遭到莫荣新布置的伏兵包围袭击，警卫营被迫缴械，张开儒被拘捕幽禁（两年后才获释放）。同日中午，崔文藻在西濠酒店欢宴新到广州的国民党元老谭人凤、徐绍桢等人时，莫荣新派人于席间将崔文藻抓走，下午即处以枪决。

　　崔文藻被害时，终年才37岁。从1908年他在昆明正式加入同盟会起，到牺牲时整整10年。

　　二、大义凛然的供词

　　崔文藻在天津起义失败被捕后，在敌人面前威武不屈。他牢记着做人的品德和革命者的气节。他在敌人的审判台上，言词慷慨，大义凛然。兹将当时《民意报》刊登的全文，抄录于后：

　　（1）崔君在北洋巡警总局审判之供词

　　辛亥腊月十一日，崔君自东马路被擒，由探访局送至巡警总局审讯。当时审问官杨以德问曰：“尔姓甚名谁，何处人氏，作何事业？”答曰：（崔答，下同）“余姓崔，名文藻，字戟勋，系云南蒙化人，素作革命事。”问曰：“尔来为何？”大声答曰：“为取汝之贼头而来，为四万万同胞求幸福而来。”问曰：“尔党若干？”答曰：“我党遍地皆是，但我今夜所带者，仅手枪队二十名，炸弹队二十名。”问曰：“尔仅四十人，督署有兵千余人，尔何能成事？”答曰：“汝之兵虽多，为我运动者，己十分之八。”问官大惊曰：“尔勿乱言。”答曰：“今天下之人，皆知共和之好，专制之毒，同胞之望共和，如大旱之望云霓，汝之兵亦具有天良，故乐助民国，不愿助汝等奴隶。”问曰：“尔有如此之势力，何故又为我擒？”答曰；“此非汝能擒我，因我既出发，忽接总司令电云：‘顷得南京电告，议和延期，清帝可望退位，请勿进攻，免涂炭生灵。’吾思如能和平达到共和，则我四万万同胞，受福不少，是以收兵，讵车夫不能跑步，遂为汝擒。使我不以同胞生命为重，向前直攻，则天津已光复矣。”问官不复言，令送入拘留所监禁。……越一日，复审一次，转送到北洋行营营务处拘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