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被遗忘的民主革命家——柳聘农

　　1913年5月30日，在长沙《国民日报》上刊出了一则醒目的广告：《愿杀柳聘农先生者鉴》。 这则广告，沉重打击了长沙的袁世凯爪牙的嚣张气焰。

　　柳聘农，名大任，又名扬谷，以字行，也作病农，1882年（清光绪八年），出生于长沙东乡榔梨斑竹塘。大排行第八，后来他从日本留学回来，剪掉了辫子，经常身着洋服学生装，因此乡人戏呼他为“柳八洋人”。

　　柳聘农的父亲柳靖阶，前清进士，官至武昌知府，因审理一桩赖婚案时，主观臆断，逼得女方当堂剖腹以明贞节身亡。柳靖阶因而 畏罪吞金自杀，昔日东乡首富，也就日渐衰落。柳聘农自幼性格倔强，不随流俗，目睹国弱民贫，不愿躺在祖业上当公子哥儿，而是立志寻求改变黑暗现实的道路。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他到长沙入胡元倓先生主办的经正学堂读书，得识黄兴、宋教仁等革命志士，深受民主革命思潮的影响。这年11月4日，他参加了由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以黄兴做30岁生日为名，在城西保甲局巷彭渊恂家举行的秘密会，同时参加的还有翁巩、秦毓鎏、章士钊、刘揆一、胡瑛、柳继忠，会上决定建立反清革命团体“华兴会”，选黄兴为会长，柳聘农旋与族叔柳正沽（字毓衡或育恒），侄柳刚（即柳继忠或柳际贞）结伴去日本，留学东京体育专科学校。

　　1904年（光绪三十年）2月，华兴会在长沙连升街正式成立，决定联络哥老会首领马福益于11月间利用办“皇会”之机举行起义。这年秋，柳聘农回到风雨如磐的祖国，到长沙中学任体育教员，以此为掩护参与筹划起义的准备，他把家里的田产悉数卖掉，充作华兴会的革命经费。从这时起，他已经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华兴会的重要骨干。在会中，他负责各地秘密机关的交通联系，经常冒死犯难，奔走海内外。10月，华兴会起义的计划被保皇遗老王先谦的党羽刘作楫告密。24日，护理湖南巡抚张绍华着令大肆搜捕，急如星火。所谓“甲辰长沙起义”就这样流产了。柳聘农与曹亚伯、宋教仁等乘间得脱走避上海。12月4日，再与宋教仁、胡瑛、龙毓峻、柳继忠等由上海东渡日本徐图再起。

　　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日本正式成立，柳聘农是基本会员之一，协助章太炎主持同盟会的喉舌 ——《民报》。

　　在主持《民报》的同时，柳聘农还与秋瑾、喻培伦、熊越山、黄树中、陶冶公、伊侗、王延祉、旷若谷、李刚、方君瑛、陈硕芳、林宗素、唐群英、蔡惠、吴木兰等参加了同盟会设在横滨的制造炸弹机关，从一位俄国虚无党人学习制弹技术。

　　这年12月4日，震撼清廷的“萍浏醴起义”爆发，海外革命党人纷纷兼程回国参与，柳聘农也回到了长沙。这次起义在清政府重兵镇压下不久即告失败，党人刘道一英勇就义。柳聘农避走香港。接着，清吏大肆搜捕革命党人，柳聘农与黄兴等被列名通缉。1907年3月（农历二月） 《江苏督抚致军机处请代奏稿》中即有，“孙中山所设之会，分为三部：一造药、一筹款、一实行。所谓实行部者，以舍身暗杀为能。孙中山为三部总会长，未获之黄兴即黄轸为副会长。权道涵、段云与未获之湘人王延祉、柳聘农、黄赞亭、皖人金旭、陶茂宇等先后投入实行部……”。又湖南巡抚岑春蓂在《查获革命党刘道一电》中也有“……逐与黄廑午、柳聘农及湖南人万飞鹏、广东人冯自由、湖北人刘家云、日本人白浪滔天及不知姓名者四、五十人均入会革命……，柳聘农与章炳麟同办《民报》以蛊惑人心”等语。这两件奏电都把柳聘农与黄兴等并列为重要案犯，可见柳聘农当时所处的地位和作用，是相当重要的。

　　这年10月，孙中山指示党人先集中河内，准备在镇南关（今友谊关）起事。柳聘农与田桐、何克夫、陈荆、谭剑英5人由香港乘船前往河内，船至海防时，被法国警方搜出他们随带的两箱军用钞票，而将他们拘禁，幸经预定接头人刘凤鸣（岐山）多方设法营救，一个多月后才被“驱逐出境”，逐只好折返香港。

　　1908年，柳聘农与胡国梁（化名王若愚），陈方度、李燮和等由《民报》选派，先后去荷属南洋的邦甲岛中华学校任教，借以向华侨学生灌输反清革命思想，中华学校实际成了革命党人在南洋的一个重要据点，而柳聘农此行，不意在他革命生涯中，竞走了一段不应走错的弯路，由于受李燮和等人的错误影响，柳聘农加入了新组成的“光复会”，并列名于以陶成章、李燮和为首，陈方度、胡国梁、易本羲、何震生、王文庆等8人发表的所谓《孙文罪状》，公开挑起革命阵营内部的分裂。后来经过黄兴、谭人凤、刘揆一联名给他们写信，逐条为孙中山辩诬“以促南洋诸人之反省”，谭人凤又专函陶成章，劝他“顾全大局”。最终他们接受了这些诚挚的批评和劝告，还为同盟会募集了三万元捐款，并积极参加了随后举行的广州起义，以实际行动改正了原来的错误。

　　1911年（宣统三年）2月，同盟会在香港成立统筹部，柳聘农与李燮和、陈方度、何国梁于2月28日由邦甲岛启程来到香港。由黄兴派遣，柳聘农与黄一欧、陈方度、胡国梁4人打入广州巡警教练所，作为发难时的内应，4人被录取后，积极在同学中进行反清革命宣传，同时利用巡警学员的合法身份作掩护，替设在广州的秘密机关运送枪支弹药，待机起义。

　　4月27日，广州起义爆发，在同情革命的巡警教练所所长夏寿华（字思痛，孟阳人）的默许下，柳聘农等人飞奔小东营机关参加了这次为清廷敲响丧钟的悲壮起义。起义失败后，他们又在夏寿华的巧妙安排下，脱险到达香港。

　　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柳聘农随黄兴于30日由海外抵达上海，又仆仆风尘于11月3日赶到武昌。黄兴临危受命，出任民军战时总司令。柳聘农任汉阳前线督战员。适汉阳不守，他随黄兴到上海，随又参加了光复南京战役。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柳聘农任大总统府枢要秘书。

　　“二次革命”期间，柳聘农回到长沙，与刘嵩衡等人发起组织“湖南公民联合会”，开展反袁斗争。5月15日在长沙教育会坪召开万人参加的“群众临时大会”，柳聘农领衔发表宣言，公开指斥袁世凯“违背宪法，破坏共和”，“虎视狼饕，势不损掷全国头颅换来之民国，以遂其帝制自专之野心不止。”（《国民日报》1913年5月23日《湖南公民联合会广告》。因此，袁世凯在湘死党，对他恨之入骨，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17日晚，柳聘农住宅旁边被人投掷烈性炸弹；次日，柳聘农又收到一封署名“弹侠”的恐吓信。对此，柳聘农均不为所动，还将住宅大门日夜敞开，以示斗争到底义无反顾的决心。本文开头所述的那则广告，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对袁氏爪牙的反击。广告声明“柳聘农自华兴会以来，点心光复旧物，不避斧锯刀山。革命功成，引身恬退，死生二字，早置度外”。表示为了维护“约法”，不畏任何牺牲。一时社会上下轰动，反袁空气极为高涨，弄得省长谭延闿惶惶然进退失据，不得不于7月17日言不由衷地宣布湖南独立。

　　8月13日，谭延闿见“二次革命”失败已成定局，这位“水晶球”立即滚向袁世凯一方，宣布取消独立。他为了羁縻柳聘农，曾请他出任民政司长，柳聘农羞与为伍，拂袖而去了上海。

　　1916年10月31日，伟大的民主革命家黄兴病逝，柳聘农列名孙中山、宫崎寅藏、谭人凤、朱执信、胡汉民等23人的《黄花岗同人祭黄兴文》，对这位生死与共的战友，表示沉痛的哀掉和怀念。

　　黄兴逝世以后，柳聘农失去了一个最了解他的人。原来的一些同志，有的夤缘机遇，飞黄腾达成了新贵；有的游离于各派政治力量之间，朝秦暮楚。这与他那不鹜升华，睥睨权贵的性格自然格格不入。从此他被人们逐渐由冷落而淡忘，成为一个冷眼旁观者而无所作为。他穷愁潦倒，满腹牢骚，常常使酒骂座，旁若无人。

　　抗日战争期间，柳聘农于1942年辗转到了重庆，却找不到工作，只得栖身于外甥龙毓峻家里。后来龙毓峻将他引见时任国民党党史编纂委员会（简称“党史会”）主任的张继，才某得一个“采访”的闲职。日本投降后，于1946年随党史会“还都”南京。1948年7月25日因心脏病猝发逝世于南京党史会宿舍，终年67岁。这位毕生追随黄兴，置身家性命于不顾，在民主革命时期几乎无役不从的革命家，就这样惨淡地走完了他的人生历程。

1999年1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