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黄先生与云南起义

　　民主共和绝复延，义旗忆举彩云边。一隅发难倡天下，万众争先赴敌前。

　　化碧不曾忘故垒，汗青谁更采陈篇。自惭后死殊无状，坐阅沧桑四十年。

──张维翰先生；云南起义四十周年

　　袁世凯帝制自为，使辛亥革命成功的果实，毁于一旦，革除了二千年的君主国体，推翻了二百六十年的满清专制，又在另一姓氏下故态复萌。刚在亚洲放射的民主光辉，又归于黯淡，幸有云南起义，才挽救了这一危局。因是民国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云南起义，实为国民革命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环，也是近年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云南起义的重要性，国父在致黎大总统国务院盼定云南起义纪念为国庆日电中说：「溯自清帝退位，五族共和，国基已定，四万万人方想望太平。不图秉权者野心未除，诞生帝孽，筹安称帝，民国几亡。虽其时人人奋起相争，期以身殉，然首先宣告独立，誓师声讨者，实推滇省，遂使西南响应，举国普从，以有今日，方之武昌起义，一则为民国开创之功，一则为民国中兴之业，皆我五族人民，人人所宜永留纪念者也。伏祈总统国务督主持，将云南起义日，定为国庆日外，更予唐督军起义诸人以懋赏，以彰勛劳，昭示来玆，临电无任盼祷！」

　　云南起义推翻洪宪之后，论功行赏。经总统核定授以一等大绶嘉禾章及一等大绶宝光嘉禾章的有一人，二等文虎章的一人。三等嘉禾章的一人，三等文虎章的计有十八人，李宗黄先生为其中之一；补授少将以上官阶的，计中将四人，加中将衔的二人，授陆军少将的计有十四人，李宗黄先生为其中之一。

　　在与李宗黄先生同授三等文虎章，同授陆军少将的多为带兵官，或为梯团长，或为支队长，或为团长，李宗黄先生却是一个例外。直言之，李宗黄先生的功，是由于凭智谋与三寸不烂之舌而来，与其他各人，凭枪杆冲锋陷阵而来的，有所不同。

　　李宗黄先生于辛亥前一年，在天津加入同盟会，武昌起义，由保定南下，参与武昌首义，任黄克强总司令部督战参谋，旋至南京随镇江都督林述庆攻克南京，转任第十二师四十五团营、团长，均因在事出力，民国三年，实授陆军步兵上校。派至宣武上将军督理江苏军务公署，任冯国璋部一等参谋。

　　冯部为清一色的北洋系统，与李先生的立场不同，未受重用，自忖工作难以生根，乃上书开武将军督理云南军务唐督军继尧（字蓂赓）申请调滇省服务。时值袁氏之筹安会已正式成立，而云南也有秘密筹备反对帝制之意。唐督军盯衡时局，审度情势。认上海为南北交通枢纽，为长江与海洋之进出要津，又为全国经济文化重心，集合反袁力量，收功较易；驻节南京之冯督和段祺瑞均为袁小站练兵时的基本干部，不愿与筹安会为伍，若能劝说其按兵不动，可牵制袁兵，不能远调四川。正愁无适当人员，坐镇沪宁策动，接李先生的信，正中下怀，遂立即电允，滙寄旅费，并电请冯督准调。李先生乃于九月十四日离开南京，由于夫妻病倒广州，十月十九日始抵达昆明。

　　李先生与唐督军的堂弟继虞（字萍赓）为云南陆军小学同学，时任禁卫第一混成团团长，兼省会警察厅长，十月二十五日，由继虞陪同晋谒。相谈甚欢，同月二十七日，奉派任云南督理公署上校参谋，并约当晚作个别长谈。

　　李先生由于在南京时，居于闲散的地位，曾用心研究国内外的局势，当唐督军询问长江下游情形时，李先生详加分析说：「自从癸丑二次革命失败，北洋势力侵入长江，张勋在徐州，倪嗣冲据安徽，王占元当湖北督军，曹锟的第三师扼守湘南岳州，作北洋军防卫南方的前哨；此外则李纯（冯之女婿）陈光远掩有江西，卢永祥充淞沪镇守使，冯国璋的直系部队原是逊清禁卫军的老底子，番号则为雷震春的第七师，刘询的的中央第五混成旅。实则上列的北洋军将领，率多接受冯国璋的指挥或影响，唯有第三师曹锟，驻河南的第七师张敬尧，可能直接听命于袁世凯一人。至于浙江督理朱瑞，他原是国民党员，二次革命时迟迟不肯响应黄兴进攻南京之役，遂而取得袁世凯的占任，让他保全了浙督的位置，他手下只有潘国纲和张载扬的浙军第一、二两师，战力不强，祇维持浙江一省的治安，而且在北洋军的环伺之下，很难发挥什么作用。」

　　唐督军听到这里，转脸与在侧的唐继虞说：「我早就知道，这次我们举大事，非联络冯国璋不可。」

　　唐督军接着对李先生说：「伯英老弟！你留心时务，畅晓军略，是了不起的人才，将来一定大有作为，我因为先已对你有所了解，所以特地邀你回云南，目前枕有一件大事非你去办不可。」原来唐继虞的参谋李秉扬是李先生陆军三中时的同学，对李先生的为人知道得很清楚，并曾极力推荐，认为可以冒大险，犯大难。唐原已有「借将」的意思，说起来，也是一种巧合。

　　唐督军于是说出他的决定说：「袁世凯阴谋窃国，天人共愤，我滇将士，闻讯莫不发指。……」并略说出他的讨逆计划后说：「冯国璋的势力遍布大江南北，如果能够有冒险犯难的一位舌辩之士，说服他勿为独夫的忠狗，响应我们的讨逆义举，那就不啻平添十万雄师，大事不难传檄而定。云南人兴起义师，舍命不渝，但却决没有功名利禄之想，因此，来日帝制推翻，袁逆服诛，黎副总统继位之外，副总统出缺，只要冯国璋参加我们的阵营，有助于民国再造，我们甚愿推选他继任，届时决不会有人跟他争权夺利。」

　　稍后即说：「伯英老弟！首义护国在此一举。我们联络冯国璋的重大责任，只有付托你了，希望你从速准备，再回南京，专门负责运动冯国璋罢！」李先生虽然逊谢，结果还是答应下来。

　　云南筹备起义，曾于九月一日举行第一次会议，十月七日举行第二次会议，十一月三日举行第三次会议，均在况成团本部，参加的人都是军界中的中坚人物。第三次会议，李先生曾应邀参加，并报告北京、南京和长江下游的情形，经条分缕析，娓娓道来，唐将军极为欣赏，会后赞说：「伯英老弟，俗语说得好，『有志不在年高』，其实我也不过大你几岁而已。」

　　十二月十二日正式派唐继虞为驻沪代表，李先生为驻南京代表。当天唐督军召见，指示机宜，并约共进晚餐，曾指示：「袁世凯公然叛国，我滇决计不顾成败利钝，兴兵起义，讨伐国贼，一俟蔡松坡、李协和两位先生抵滇，我们就通电全国，露布天下，萍赓负责港沪两处的发动事宜……伯英老弟专程前往联络冯国璋，更是首义前途的大关键！你须切记，第一步先游说冯国璋暂持模稜两可的态度，而暗中阴为我助；第二步俟时机成熟，再劝冯国璋与我一致，公开讨袁，竟不世之功，事成以后，我决推举他继任副总统。伯英老弟，古人有所谓：『三寸不烂之舌，胜于十万雄师。』老弟少年气锐，胆识俱备，一定可以圆满达成。」

　　唐将军继续说：「至于进行联络各方的任务，首先要发动广西，提早独立，其次在联合孙中山、黄克强、陈共美、梁启超诸先生，暨各党各派，一致声讨，加速袁贼之崩溃，我殷切希望两位老弟通力合作，共底于成。极愿在不久的将来，欢迎你们一同凯旋，或者在武汉或北京相见。最重要的一点，尤在此行必须绝对保密，绝不可令外界获知……」并交空白委任状等备用。

　　李先生是十二月十三日首途的，十四抵河口，时李烈钧也到河口，曾与往迎的邓泰中相晤，十六日抵海防。由如意楼的张南转来唐督军密电云：「另有要事相委，务盼稍候。」当晚唐继虞一赶到，并告知：「蔡松坡先生已到海防了，明早我们一同去看他。」继虞则随护蔡先生回滇。

　　李先生等至十二月二十五日，才接到唐将军一信，略谓：继虞职务重要，一时不宜远行，所有港沪各事，概由执事兼办。随函附原由继虞收执之室白委任状二十纸，另聘书二十份，本人私章一枚，暨致孙中山、陈其美、陆荣廷、冯国璋、梁启超先生等私函五件，仍请相机便宜行事，并分别妥交洽办。

　　李先生抵港，由张木欣陪访国会议员曾彦（陆荣廷义子）托以游说陆荣廷之任。并得与中山先生派任香港的钮永建先生洽商，认为上海重要，应速前往。

　　民国五年元月九日李先生到达上海，先至法租界环龙路四十四号中华革命党的驻沪机关，由丁景粱引见陈英士先生，投送唐督军的信是：「英士仁兄先生伟鉴：夙仰英风，每深劳结，人自沪来，询悉坐镇河疆，窃慰所怀，吾国不幸，枭雄窃国，袁世凯闇奸民意，亟欲称尊，举国上下，多数苟安，大有沦胥以靡之势。继尧激于忠悃，义不苟同，誓拼一切牺牲，与彼周旋到底。所幸云南民众，既爱国情殷，四方豪杰，亦同心早契。我兄革命元勋，党中俊杰，以砥柱中流之身，居绾毂四通之地，谅不忍以艰难缔造之民国，断送于权奸之手。已密嘱驻沪代表李君柏英随时晋谒，请示机宜，伏冀推同盟之旧谊，锡以南针；本革命之热忱，助之鼎力，临风翘首，无任倾心。……」陈氏看过信后，极力赞成，介绍在上海负责的重要同志，并表示负责保护李先生在上海的安全。

　　时国父系在日本，唐督军的信，是托陈英士先生转交。原信是：「中山先生侍右：君主肆虐，荼毒人民，我公以旋干转坤之手，建熙天耀日之勛，革除专制，还我民权，方谓永享共和，与欧美各先进国并驾齐驱，胥世界于文明之域。乃枭雄窃柄，大盗移国，会设筹安，实行帝制，举国靡靡，谁敢抗颜？继尧自入同盟会以来，受我公革命之灌输，始终无贰，宁忍以先烈艰难缔造之共和国家，断送于袁逆之手，用是厉兵秣马，决与周旋。云南全省人民，亦复愤慨填膺，誓不与此撩共兹视息。然而地瘠民贫，兵单饷薄，虽如长沙子弟，能仗剑以先来，究嫌澶水师干，等孤注之一掷。所幸四方豪杰，云集响应，先声所至，鼓舞惧欣。我　公撑天一柱，领袖羣伦，窃盼登高一呼，俾众山之皆应，片言仗义，重九鼎以何殊？除以密函海内外同志，一致进行外，并派李君宗黄驻沪，密与各方同志相机接洽，或为楚材之借，或为蜀钟之应，或拔戟以共锄釆魁，或解囊而乐输义粟。总期早除袁逆之大憝，复我民族之自由，如蒙训示，当由李君就近趋候，禀承一切。切盼锡以南针，俾有遵守，翘詹伟画，无任殷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