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继尧与护国之役

　　一、前言

　　护国之役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件关系民国存亡的大事，其致成之因素，则是因袁世凯帝制自为而来。袁氏的帝制运动不仅是民国的一大危机，且为北洋军系盛衰之关键，日后中国的长期分裂亦可说种因于此，其影响相当深远。何以辛亥革命后不久，即出现了帝制运动，当然其中问题很多，但不外乎时代背景、袁氏个人意图、野心政客推波助澜、国际情势之变化等因素[1]。帝制运动于民国四年达到高潮，十二月十二日，袁世凯接受了所谓的推戴，承认帝位，并预备五年元旦登基践祚，帝制运动至此进入紧锣密鼓之阶段。

　　帝制运动发生后不久，反帝制运动亦积极酝酿。民国四年十二月廿五日，云南护国军起义，国内反袁各派乃结成一股庞大的势力。在内外激荡下，帝制运动终因各方之反对而取消，袁氏本人亦因此忧愤而死。护国之役的直接成就是推翻洪宪帝制，再造共和，这也是其在历史上之价值与地位。多年来论者对于护国之役聚讼纷纭，于其领袖人物亦臧否不一，尤其对于唐继尧更是议论最多。本文根据若干资料，试图厘清唐氏在此役中之态度，并评介其在反袁运动中角色之扮演。文分六段，目次如左：

　　一、唐氏生平

　　二、前言

　　三、云南护国讨袁之酝酿

　　四、护国军起义

　　五、护国之役的影响与唐氏之评议

　　六、结论

　　下就各节分述之。

　　二、唐氏生平

　　唐继尧，字蓂赓，别号东大陆主人，云南省会泽县人，清光绪九年七月十二日（西元一八八三年八月十四日）生。其家「累世均以科名显于乡里，父为邑中名宿」[2]。六岁入私塾，十五岁应童子试，补博士弟子员。不久适清廷癈科举，令各省选送学生出洋留学。时滇省风气未开，青年学子视跋涉重洋为畏途，故多迟疑不应召。唐氏则慨然谓人曰：「乘长风破万里浪，男儿壮志也，何惧为？况负笈异邦，学成救国，正吾辈今日之责」[3]。乃慷慨请往，赴省考试，榜发获中，遂于光绪三十年（西元一九○四）派赴日木留学。唐氏由滇起程时，拟学工业；抵达日本后，深知祖国危状，似「工业缓不济急，不如学陆军，异日庶可为国家效用」[4]，遂改学军事。入东京振武学校，时同学二百余人，唐年纪最小。光绪卅二年（西元一九○六年）唐以第一名毕业[5]。毕业后，入金泽第九师团砲兵联队见习，充士官候补生。见习期满，进入日本士官学校，为第六期生。当时革命之说初倡，各省志士麕集东京，中山先生创设同盟会，士官生多人入会。受到当时革命思潮的影响，唐继尧很快地加入了同盟会。在校并与同志秘密组织陆军团，以革除满清推倒专制为唯一目的，暇时则常与李烈钧、阎锡山、李根源、宋绶光等分析时事，研究政情[6]。创设武学社，刊行武学杂志，提倡国人尚武精神。又见于滇省毗连缅越，情势危迫，思以文字唤醒滇人，同起救亡，乃与滇省同志组织云南杂志，为关导社会之先声[7]。

　　唐氏在校时，除潜心于军事学术之学习及革命事业之进行外，因见日本名将之战略，无不得力于阳明学，且日本军人多具有阳明学之修养，于是复以余暇研究阳明学说。常与日本阳明学社名士学者交游，穷究身心性命之学，知行合一之说。这对唐氏一生影响颇大，「其后日勋业，得阳明知行合一之学不鲜」[8]，这也是唐氏不好空谈，重实力，不重虚名的思想来源。唐氏出身书香门第，旧学早有根底，留东时与李烈钧、罗佩金等友善，常有诗词之唱酬，着有东大陆主人言志录，其志向抱负跃然纸上。光绪卅四年（西元一九○八年），唐氏毕业于士官学校。是时日政府有搜索中国留学生事，盖日人对于军事高深学问，多不使中国学生知，留学生乃暗购日本秘密军事书，事泄被逮，牵连多人[9]。留东学生多愤然思归，唐氏亦于此时与滇省同学数人返国。在留东数年中，唐氏不仅学习了高深的军事技能，砥砺革命的志向，并增益其人格之修养，这对于唐氏日后事业之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宣统元年（西元一九○九年），唐氏返国。归国途中，欲顺道考察日人经营朝鲜、东北情形，乃取道仁川、汉城、经东三省，沿途关于军事外交及政治等，无不留心调查。抵达天津后，乃将在日所得重要军事书及沿途考察结果，译刊二十余种[10]。唐氏游竞时，见当时朝鲜情势，曾有「游韩感赋」一诗：

　　悲水愁山几断肠，天公何独罪东方？苍生苦恼人相食，犹自笙歌祝虎狼。衣冠犹是汉威仪，对此如何不泪垂。大陆龙腾三万里，快分霖雨润藩篱。[11]

　　其诗其情，溢于言表。是以日后唐氏对于韩国复国志士，乃多方支助[12]。是时滇越铁路已通车，唐氏乃取道越南返滇，途中特别注意滇越路有关之形胜要地。在返滇途中，这个充满抱负的年轻军人写下了「偶成」一诗：

　　磊落襟怀唱大同，昆池水浅且潜龙。愿销天下苍生苦，都入尧云舜雨中。雄才几辈傲仑华，千古功名未足夸。蔓草他年收拾净，江山栽徧自由花。[13]

　　愿解苍生苦，栽自由花，唐氏的志向是相当大的。抵滇后，出任督练公所参谋处提调，兼讲武堂教官，旋调十九镇正参谋官。在此期间，唐氏「不辞劳瘁，凡所献替，多为大府嘉纳」[14]。后以筹备秋操之功，委为七十四标第一营管带；然因唐氏对兵士阐发民族主义，为忌者中伤，遂解兵权，调任讲武堂监督。唐氏乃从教育入手，除教授学术外，仍以革命宗旨灌输学生。时留日士官同学归国后，多充任滇军中级军官；而讲武堂毕业之学生，则分发滇军为下级干部。他们在士兵中宣传革命思想，运动部下，故滇军极富有革命精神[15]。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爆发，风声所播，全国震动，云南军界亦亟谋响应。是时陆军中年（西元一九○八年），唐氏毕业、高级军官「或在罗佩金家，或在唐继尧宅，群聚密议，风声日紧」[16]，乃决定于十月卅日（阴历九月初九，后称「重九起义」）发动起义。重九起义中，唐氏率所部进攻督署，战斗颇为激烈[17]。由于滇军中下级军官及土兵作战英勇，次日昆明即告光复。成立大汉云南都督府，推蔡锷为都督，唐氏被任命为军政、参谋两部次长，兼讲武堂总办，后又兼任陆军干部学校校长。综观唐继尧在云南光复的过程中，从酝酿、准备到发动起事、获取成功，唐氏都积极参与组织和领导工作，对云南光复有其一定的贡献[18]。是时诸将领以云南光复，自矜其功，唯「继尧年资稍后，退然若无所表见，锷独深喜之」[19]。祭锷与唐氏在日时早已相识，返国后又同在滇军任职，同为重九起义之发动者，二者关系颇为密切，蔡锷对唐氏深为赏识，这对唐氏日后功名事业有极大的影响。

　　云南独立后，邻省四川情势混乱，且武汉形势有变，北洋军夺回汉口、汉阳、南方独立各省有筹组北伐军之议。时蔡锷「以时势未可知，滇能联黔而资财赋于蜀，不难与中原争衡」[20]，乃派张子贞率三梯团援川。另组北伐军，以唐继尧为滇省北伐军总司令，率三千余人，取道永宁、泸州，会合援川滇军，由重庆出秦晋，以趋燕云。唐氏乃率所部，于民国元年正月由滇省出发[21]。行军途中，唐氏旋又奉蔡泸之命，假道贵州，代平「黔乱」[22]。这是唐氏一生中重要的转捩点。是时贵州虽已独立，但内部却有倾向革命派的自治学社与立宪党人组织的耆老会之对立。自治学社主要领袖多非黔籍，且多利用哥老会徒，黔中秩序大坏，乃激起耆老会之不满。耆老会一方面以贵州枢密院名义向蔡锷发电，声称贵州公口横行，要滇军代平黔乱；一方面则派戴戡赴滇，向云南军政府恳求出兵，并联合云南军政府中黔籍人士，影响蔡锷之态度[23]。适逢此时南北和议告成，北伐失去目标，蔡锷乃电唐氏立即「督率所部，戡定黔乱为要，勿庸改道入川」[24]。民国元年二月廿七日，唐氏率部抵达贵阳郊外，即与耆老会领导人物刘显世等商定用兵计划。三月三日凌晨，入黔滇军与刘部保安营分途进兵，占领贵阳城门各要地，贵州军政府代都督赵德全逃亡。次日耆老会诸人以乱事仍待滇军戡平，力挽滇军留黔，并拥立唐继尧为贵州都督。滇军入黔虽为平乱，但此举确也开创了民国史上一个省级政权干预并颠覆另一个省级政权之先例[25]。在援黔战役中，唐氏表现了相当卓越的军事才能，「当继尧之率师入黔也，部曲尽零星散卒，器仗不精，人料其少成功。然继尧善抚循驾驭，以黔人刘显世、周沆、戴戡等备谘谋，而韩凤楼、刘法坤等领军」[26]，上下一心，将士用命，乃得克成大功。在唐氏率军援黔这件事中，蔡锷居于重要地位。先是蔡锷既与唐友善且深赏识之，乃以北伐军司令一职授唐，及唐氏率军戡平黔乱，锷复全力支持之。唐氏出任贵州临时都督以后，蔡锷立即继寄五万元给唐，帮助唐氏解决财政困难，以安定贵州局势[27]。其后蔡锷复电袁世凯，荐唐氏为贵州都督。可见蔡、唐二人交情之深及祭对唐氏寄望之重。而唐氏确也能不负蔡锷之期望，在督理黔政中展现高超的政治才干，「继尧遂一意抚凋残，辑奸暴，以戴戡、任可澄为左右参赞，亲礼诸长年大老，民事一委之黔人，不杂用乡里。黔昆欣然望治，忘其为客军。」[28]在政事上，则唯蔡锷马首是瞻，「其行政治军，一秉祭锷指挥，议推锷为云贵都督，以坚辞罢」 [29]。虽然如此，由于祭、唐二者之合作，滇、黔乃形同一体，贵州亦成为一云南之外府。「黔省财政素绌，未光复前，赖各省协饷维持。滇军驻黔后，饷糈尤绌，唐氏虑增重黔人负担，乃商之滇当局，仍由滇解饷接济滇军」[30]，此虽为唐氏德泽，亦有赖唐、蔡之交情。

　　民国二年十月，祭锷解职入京，并荐唐以自代。先是滇省援川军回滇后，诸将领自以首义，且援川有功，渐不听令，锷深患之；又因二次革命事，为袁世凯所忌[31]；且有锷将组织内阁，或任参谋总长，或督湘之说[32]，于是决去职。离滇之际，深衔云南诸将领之异己，乃举唐氏继任滇督，并假中央政府命临之。蔡锷荐唐自代，不仅表明二人深厚之交情，也使唐氏一跃成为云南最高军政长官，日后方能成就护国大业，故此举关系重大，「可见唐氏之功名，莫非蔡锷有以造成之」[33]。当然，唐氏个人的才具、抱负，也是相当重要的。唐氏离黔之时，黔父老送至数十里外，后追念唐氏在黔政绩，乃为其建生祠，立督黔纪功碑[34]。这一年，唐氏刚满卅岁，由黔返滇，开创其功名事事的另一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