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继尧与护国之役(2)

　　三、云南护国讨袁之酝酿

　　二次革命后，袁世凯的势力伸入南方，当时全国大都在袁氏势力控制之下，唯有西南云、贵等省，未被北洋势力侵入，仍保有相当的独立性。唐氏继任滇督后，当务之急是安定滇局。时袁氏控制大半个中国，且隐然对西南呈合围之势，只要云南一有动乱，北洋军即可长驱直入，进而囊括整个西南，完成袁氏武力统一之计划。因此唐氏督滇后，不改锷之成规，一方面结好云南将领，排除异己；一方面则捕杀民党，保境安民[35]，以免除袁氏对他的疑忌。事实上袁世凯对西南一直不能放心，乃藉裁军、缩减军费等手段来削弱西南各省的军力。民国三年度云南军费预算为三十二万余元，四年度则锐减为廿四万余元[36]。军队经裁编后，只有陆军两师一混成旅，宪兵一队，及警备队若干，后又添加礮兵旅、骑兵旅各一，总兵力约二万余人[37]。民国三年五月，袁氏裁撤各省都督，分授将军名号，督理军务，夺其民政，另设巡按使掌理民政。袁氏乃派任可澄为云南巡按使，其作用一为分唐氏之权，一为就近监视。随后袁氏并派其侍从何国华为特使前来昆明，封唐为开武将军，常驻滇中；又派路孝忱为滇军第一师参谋长，暗中监视，以为袁氏之耳目。此时形势是陈宦督川、王占元督鄂、汤芗铭督湘、龙济光督粤，加上驻川边的曹锟第三师、张敬尧第七师，袁氏控制了长江中游和华南，下一步即是进而控有西南。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陈宦督川，此举对云南构成直接威胁。莫氏以「川滇等省，向无中央军，故派曹锟、张敬尧率师驻川边，以备不虞。今又派陈二庵（宦）率三旅入川。西南军力薄弱，有此劲旅，不足为虑」[38]，可见袁氏对西南之处心极虑。云南外有北洋大军环伺，内有袁氏侦探密布，唐氏既非北洋嫡系，其受歧视可知，省内又是军队、饷械两缺，处境十分困难。如果袁真想以武力统一中国，实行中央集权，则下个目标即是西南。若云贵不起而反袁，那西南地方势力只好坐困，或是步二次革命赣、皖之后尘，成为袁氏武力统一下的牺牲品，论者以为这才是云南军事领袖的实际考虑的。[39]

　　在这种情形下，唐氏只有一面阳示服从，对袁虚与委蛇，但仍保持一定距离；一面积极准备，扩充实力，并且密切注意袁氏之意图。民国四年，日本向袁政府提出二十一条交涉时，各省将军几乎一致遵从袁氏命令「严防乱党藉端破坏」、「静候中央解决」，而唐氏却在二月廿五日致电粤、桂、湘、鄂、川、黔六省将军、巡按使和护军使，建议西南诸省互相提挈，整理军备，一旦中日交涉破裂，则秣马厉兵，以抗日本侵略。电文只字不提袁氏所谓「严防乱党破坏」一事[40]，说明唐氏并非全然同意袁氏之作为。唐氏早年在日时，曾受革命薰陶，返国后又参与云南起义，其立身出处，当然自有打算。时蔡锷任职北京，唐继尧常与之书电往来。据曾任唐、蔡二氏秘书长的周锺岳回忆说：

　　民国三年秋，余因病辞滇中道职，奉蔡公电邀，濒行，唐公密谓曰：「袁氏自平宁赣后，拥智自雄，蔑弃约法，取消自治，排除民党，窥其举动，将不安于总统，必有盗国之日。蔡公在京，宁能屈伏其下？异日袁益疑忌，可危孰甚！宜劝其脱身南来，共维国事。」余至京转陈此语，蔡公深然之。及四年秋，筹安会发生，蔡公密电唐公云：「袁氏变更国体，事在必行，关系国家安危甚大，公意若何？」唐公复电谓：「滇中已有计划，请公南来主持。」此类往复密电，悉余所代拟或亲译者。[41]

　　此类文件均为私人收转，而交法邮寄递，以避政府检查[42]。从这段资料中可以看出：㈠唐氏对袁颇有戒心，且已有反袁之意。㈡唐、蔡二氏屡有书电往返，彼此声气相投。㈢云南已有反袁计划，且希望蔡锷南下主持。又据曾任护国时期云南督署秘书长由云龙的回忆说：

　　两年以来，袁世凯种种专制独裁，唐、蔡已早不满意；迨四年秋冬间，筹安会、统率办事处禀承袁世凯意旨，一切措施趋向帝制，野心暴露，急为之备。时蔡锷调京任经界局督办，因密为要约。[43]

　　可见唐、蔡二人既同对袁氏不满，而彼此之间亦有某种默契存在。是以日后蔡锷出亡，方能迳赴滇中，而唐氏亦开诚相与，迎蔡入滇共举讨袁护国大业。

　　唐氏心中对袁氏种种作为，早有不满，只因形格势禁，只有对袁暂采敷衍态度，暗中扩充实力。民国四年二月，黔军团长王文华派遣李云鹄至滇，密谒唐于第三办公室，以袁谋日亟，文华对时局，唯唐马首是瞻，请示方略。唐答以袁谋果发，则国必乱，惟滇逼强邻，黔则汤芗铭扼驻于湘，此时只有勤自操练，不可轻露，先取灭亡。并拨械弹若干，以充实王部黔军[44]。可见唐氏之考虑所在。此时同盟会云南支部长吕志伊亦受孙先生命令，回滇活动，唐氏透过赵直斋，表达欢迎之意，并愿聘吕为高等政治顾问。及吕氏抵昆明，竟遭警察厅拘留。邓泰中闻讯，往告唐氏，唐立即约见吕，并言此乃奉统率办事处电，巡按使署所为，将军署并不知情。随后唐乃向统率办事处覆电，担保吕氏无事，统率办事处覆电仍要唐「严密监视」[45]。这说明唐氏对革命党人采取宽容保护的措施，对袁氏则采敷衍的态度。四年八月，筹安会成立，请愿团继起，纷纷劝进，帝制之说甚嚣尘上。唐乃邀军政各界会议，讨论劝进之事，杨蓁首先反对，惟因政界多袁氏死党，唐氏乃戒杨蓁「宜量力无易言」[46]。时各省劝进电文纷上，而滇省则迟迟不发，蔡锷乃由京密电，要唐速上劝进电，免召袁氏之疑。唐氏内心实不赞同一帝制，但是因云南力量薄弱，便不能不多加考虑，于是只有虚与委蛇，亦上书劝进[47]。曾任护国一军秘书长的李曰垓回忆说：「自筹安会发生，云南唐将军继尧，每以良心上过不去为言。抑郁忧愤之态，时形于色。虽限于所处地位，不便昌言反抗，要其志已决，识者早已知其微矣」[48]。同时唐亦曾询其表弟邓泰中之意，邓回答说：「泰中随从将军生死以之，但袁氏果为帝，泰中决意退隐。」唐氏甚然其言，并示不愿臣袁，亦欲退隐意[49]。这些均足以说明唐氏自筹安会以后，反袁之心日坚，只因限于实力薄弱，乃隐忍不发。

　　唐氏虽早有反袁之意，但当日仅祭锷及二、三高级幕僚知晓。而滇军久受革命党人薰陶，尤其中下级干部最富革命精神，反对真氏帝制亦最力。当筹安安会成立消息传到云南，慎军团营长等对于袁氏帝制自为，群情愤慨，蔡锷致书梁启超曾言：

　　滇中级军官健者，为邓泰中、杨蓁、董鸿勋、黄永社等，自筹安会发生后愤慨异常，屡进言于蓂督（唐继尧），并探询主张以定进止，蓂似未得吾侪之意向所在，且于各方面情形不悉其真相，遂一意稳静。[50]

　　此时袁氏在滇中侦探密布，时机未成熟前，唐氏是不轻易泄露的，但是中下级军官不明白唐氏意图，于是乃有激烈行动的表示。据戢翼翘回忆说：「激烈派要唐继尧反袁，万一唐不反袁，他们也会有对付的办法，这真叫唐为难。」[51]当时，董鸿勛、邓泰中、杨蓁邀集李文汉、田锺谷等中下级军官，在昆明西山举行秘密会议，谴责袁氏背叛民国，誓死讨逆，并声言「唐反袁我们就拥护他，唐不反袁，我们就推倒他」[52]。吕志伊回忆说：

　　中下级军官，曾秘密在余处开会数次，决定四项办法：１、于适当时期，要求唐氏表示态度，２、如唐氏反对帝制，则仍拥其为领袖，３、如中立则将彼送往安南，４、如赞成帝制则杀之。惟唐是时已决心反对帝制，因极端守秘密，故中下级军官尚不知。［53］

　　这段话很清楚地说明了滇军中下级干部的反袁情绪，及当时唐氏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唐氏若再不表明自己的心态，滇军很可能就有内变产生。在各种因素考虑下，唐氏乃将他长久以来郁积心中的意念表明出来。吕志伊回忆说：「唐一日嘱赵直斋约余前往磋商，谓反对帝制，早具决心，以云南仅有两师兵力，尚不及北洋军十分之一，宜联络各省，多有响应者，始不至失败」[54]。又据护国一军梯团长刘云峰说，自筹安会成立，滇军将领莫不义愤填膺，「各将领时常集议，咸欲举兵讨此叛逆。……会议后，即数陈于唐公，唐公也甚赞成」[55]，这时唐氏已表明反袁决心。唐氏甚至还向驻省城连长以上军官表示，对于国家大事，时机成熟他自有决定。一旦国家有事，使用军队，「最低限度如投石入水，要激起一个波浪」；并命令他们「好好练兵，好好掌握部队」[56]。话虽说得相当含蓄，但意思却是谁都懂的。从此，中下级军官的情绪逐渐稳定下来。

　　唐氏既已表明其反袁决心，乃加紧反袁之计划，各项准备工作亦在积极进行中。不过由于要避袁氏耳目，各项工作均秘密进行，是以详情遂不为外界所知。现就当时云南军政干部所遗资料，试对此问题做一说明。唐继尧在当时所做的准备工作，最重要的约有下列四方面：

　　㈠储才：举大事者首需人才，护国军之所以人才辈出，唐氏储备培养之功不可没。二次革命失败后，党人除部份东渡日本，余皆无所归宿。此时云南为袁氏势力未及之地，党人乃纷纷赴滇，唐氏并「由沪派员招致在外之李烈钧、程潜、陈强、戴戡、方声涛、王伯群、熊克武、但懋辛等，前后来滇」[57]，或任要职、或参内慕、或派至讲武学堂任教，革命势力因而潜滋暗长。曾参与江西二次革命的戢翼翘、赵又新等人，即是于此时来到云南，加入滇军[58]。

　　㈡整军：时滇省只有陆军两师两旅，正规兵力仅万人左右，加上警备队亦不过二万余人，一旦有事不足应付。袁氏防范甚严，唐氏不能公然扩军；然而为了扩充实力，便以补充缺额及防乱名义陆续征兵，戢翼翘即是掌理军队训练事宜，负责训练新兵[59]。除了添编警卫团二团外，并陆续征召新兵，由原有十团兵力，扩充为廿六团，成为日后护国军的主力。另外则于讲武学校招收志愿队学生百余名，并将测量局班员调入该校学习，以培养军事人才[60]。

　　㈢饷械：唐氏曾向德国定购二百余万元之军械，但因欧战发生，仅运一部分来华，却为袁所扣留。四年春夏，滇以编练模范团名义，向参谋次长唐在礼请领械弹一批。九月初旬，似准备秋操及防边为名，派军需课长缪嘉寿、兵工厂长赵伸赴日购买军火[61]。这批军火适于起事后不久赶运到滇，裨益作战甚大。此外唐氏又密派吕志伊赴南洋各地筹募饷款。一面密令财政厅及各县清理各项财政，并将地方枪械，以修配为名，悉数收集解省。复令军械局兵工厂，分别整理旧械，赶造新品，以筹备军实[62]。

　　㈣情报：自筹安会成立后，帝制运动更为加速进行。唐氏乃召集高级干部会议，并决定派员分赴各地，进行情报联络工作。于是派刘云峰往江苏、赵伸、吴中桂往广西，李植生往四川，杨秀灵往湖南，吕志伊往南洋，与各该地同志联络[63]。其后护国军起事，出兵策略及各方之呼应，得力于此者不少。当日这些工作之进行，均秘密为之，以做未雨绸缪之计划，对于日后护国军起义有甚大之助益。当时反袁各派或以言论、或以行动申讨袁氏，但没有一派拥有地盘，握有军队，故云南军界态度异常重要。云南是当时反袁派注目之焦点，其本身有计划有准备，唐氏亦确然有反袁之决心，所以当一切条件成熟后，云南起义乃如水到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