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继尧与护国之役(3)

　　四、护国军起义

　　护国运动是继辛亥革命后又一次各派政治势力的大结合，其共同目标是反袁。梁启超曾言：「此次各派皆经淘汰，去莠留良，其良者皆饱受数年来苦痛之教训，客气悉除，误解一扫，人人各自忏悔，其前此之所为温和派有然，激烈派亦有然，此佳朕也。」[64]这确然是当时反袁各派的共同写照，及其结合之基础。现就护国军起义之经过，做一简要之说明。

　　㈠蔡锷出亡

　　蔡锷对袁氏帝制自为早已不满，民国四年八月十五日，即筹安会成立次日，蔡锷至天津向梁启超诸人说：「我们明知力量有限，未必抗他（袁）得过，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去干这一回不可。」[65]同时与云南仍保持密切联络。当筹安会成立时，蔡曾秘电唐继尧曰：「此间发起筹安会，讨论团体问题，此事关系国家安危甚大，公意若何？」唐覆电谓：「中华民国国体已定，岂能动摇？如果实行，决难承认。」到了十月，帝制运动更为明朗化，蔡锷乃又密电唐氏云：「变更国体，势在必行，国内必生变动，望公预为准备。」唐氏复电谓：「业经有所准备，请公南来，共图大计。」[66]因唐、蔡二人常有密电往来，袁氏颇生疑忌，且此时滇省真氏耳目亦有密报来，据周锺岳回忆说：一日，蔡公自统率办事处归，愀然谓余曰：

　　「蓂赓（唐公字）反对帝制，已有人来京告密，袁已电令川督防制。」余问告密者谁？蔡公谓，曾在云南陆军第一师充参谋长之某人也。[67]

　　于是北京对各方函电检查愈严，适得滇省致蔡锷书，乃密令军政执法处派人至蔡宅搜查，蔡锷以见疑于袁氏，谋去之心益急。四年十一月十一日，蔡锷离京赴津；十二月二日，由津乘船赴日，旋经台湾、海防辗转赴滇，十二月十九日抵达昆明，共举护国大业。

　　㈡云南军界五次会议及李烈钧、蔡锷入滇

　　唐氏既表明反袁态度，乃密召军界人士集会，而有五次秘密会议。民国四年九月十一日，唐氏密召军界中坚人物于混成团本部，昭示讨袁宗旨，诸将皆感奋，愿效死。因与各军官约定三事：㈠积极提倡部下爱国精神；㈡整理武装准备作战；㈢严守秘密。是为起义前的第一次会议[68]。十月七日，唐氏复召集中坚干部，决定起义时机：㈠中部各省中有一省可望响应时；㈡黔桂川三省中有一省可望响应时；㈢海外华侨或民党接济饷糈时；㈣如以上三项时机均归无效，则本省为争国民人格计，亦孤注一掷，宣告独立[69]。此为起义前之第二次会议。此外并密派使者，分赴各省联络。

　　此时袁氏派驻滇中的密探侦得情报，密电袁谓唐氏态度不明，请先事防备。袁乃一面令川督防制，一面振其羽翼入滇，阴谋破坏首义之举。十一月三日，唐氏密召诸将领商议，决定内则积极准备，外则表示镇静，严防奸细煽惑军心，是为起义前之第三次会议。会后并派其弟唐继禹及李宗黄分赴沪、宁，联络同志并相机运动冯国璋[70]。十二月初，李烈钧等人由南洋启程至海防，唐氏乃派其表弟邓泰中赴河口迎接，此时风闻蔡锷北京寓所被搜，蔡氏潜赴日本，故邓泰中所负另一任务，即是迎接李烈钧代致唐氏邀请入滇之忱后，续往港沪两地，探访蔡锷之行踪，并邀其回滇共襄大举[71]。李烈钧等人乘舟至海防转河内，因张继在巴黎与法国内阁交涉成功，法特电河内总督加以保护。居二日，李至老开，电唐曰：「此来为国亦为兄，今到老开已多日矣，三日内即闯关入滇，虽兄将余枪决，向袁逆报功，亦不敢计也。」翌日唐氏覆电曰：「良朋远至，将莅昆明，造福至大，匪可言宣。尧喜迎公，特不敢预有表示，兹派舍弟继禹躬迎，愿稍候之。」[72]李氏乃于十二月十七日偕唐继禹至昆明。是时蔡锷亦离日经香港抵河内，唐氏再令其弟继禹至海防往迎并保护之。十八日，敉平蒙自道尹周沅、阿迷县知事张一鵾谋刺蔡锷之阴谋。十九日，蔡锷抵昆明，护国三杰乃得共聚一堂，齐心协力，共举讨袁大业。

　　十二月廿一日，唐氏联合蔡锷、李烈钧，召集本省文武大员及各地同志会议，到会者数十人。议决先电袁氏，令其取消帝制，杀杨度等十三人以谢天下，限廿四小时答覆。如届时无答覆，或答覆无圆满之结果，即以武力求最后之解决[73]。是为首义前第四次会议。次日（廿二日）夜十时，唐氏于将军行署召集外来同志诸人，并本省上校以上军官及各机关长官，开第五次会议。当即举行宣誓，从关岳庙请来神牌，高烧红烛，香烟缭绕，于庄严气氛下，由唐蔡二人领导依序宣读誓词：

　　拥护共和我辈之责兴师起义誓灭国贼

　　成败利钝与共休戚万苦千难舍命不渝

　　凡我同人坚持定力有渝此盟神明必殛

　　誓毕各书本名，并以丝线缠姆指，用针刺之，注血入玉罇与酒调和，分成小杯共举而饮，似示永矢弗渝[74]。廿三日，唐氏与巡按使任可澄联衔致电袁氏，请其取消帝制、惩办元凶，并限廿五日上午十时答覆，否则武力解决，是为「漾电」。次日蔡锷、戴戡复电袁氏，作同样劝告。电去后，袁氏期满无覆，唐蔡诸人乃于十二月廿五日通电全国，反对帝制，宣布云南独立。廿七日午刻，唐氏亲到省议会召开国民大会，宣布独立，万众欢呼。全市人民自动书贴「拥护共和万岁」的标语，遍悬国旗，情绪热烈庄严。并通告外交团，声明维护共和宗旨，于是各国乃守善意中立[75]，护国之役遂以展开。

　　㈢护国之役

　　自廿一日以来迭次会议，有主张起义后设立临时兀帅府，以与袁氏对抗；但唐氏以为讨哀「在求实力倒袁，不在以空名吓袁。对于各省在以大义激发，不在以崇称号召」[76]，因而反对设立临时元帅府，主张仍恢复民国以来都督之名号，并以云南都督府为讨袁之机关。当时唐蔡二人皆愿自行率军出征，互让都督，双方均常仁不让，相持不下，最后终以众议主张不变更现状，唐氏乃受任都督，坐镇后方，统筹一切[77]。云南宣布独立后组织护国军，推蔡锷为第一军总司令，率领三个梯团（旅）出川，分取叙州、泸州、重庆；李烈钧为第二军总司令，率领两个梯团出桂趋南宁；都督唐继尧兼第三军总司令，预备出师武汉，暂行坐镇省垣，统筹军政全局。唐氏并与蔡锷、李烈钧约定三事：㈠关于军制军令，几涉总揽之事，只以云南军督府名义行之；㈡蔡锷、李烈钧应聘任，来往文书用咨函；㈢对外文告，唐、蔡、李三人共同署名[78]。此可见唐氏谦逊之心，虽居都督之位，彼此仍以平等视之。故各军总司令虽在都督之下，而组织大纲中无统属之规定及字样，其所传布之来往文电，均系平等语气，露布全国之檄文，亦由唐、蔡、李等共同列名。

　　随着护国军事所需，滇军由原有步兵八团增编至廿八团，警卫团增编至四团，骑兵砲兵亦增编至四团，合计正规军扩充至卅六团，兵力达三万人左右（正规军），较举义前之兵力增加二倍以上[79]。粮饷方面，除由财政厅按月筹集外，并按下列各项筹款补助：㈠向各机关提借存款，共计七十二万余元；㈡裁并闲冗机关，停办中学以上学校，将所有款项移助军费，计月共三万余元；㈢举义前中央由塩款月拨协款十二万五千元。举义后商准稽核分所尽数截留，自四年三月起至十一月底止，共收银一百六十七万余元；㈣设立筹饷劝捐，共收银卅五万一千余元；㈤南洋华侨捐助军饷，共十二万八千余元。㈥将云南中国银行银币二百万元，分发第一军携入四川一百万元，第二军八万元，第三军第一梯团二万元，挺进军十万元，其余八十万元留作本省军饷；㈦发行护国公债一千万元，后因故停止发行卹。此乃筹备粮饷之大概情形。

　　在战事方面，蔡锷率护国第一军会同戴戡所部黔军攻川，战事最为激烈。但因护国军兵员既少，饷械两缺，补给不易，战局始终胶着于川南叙、泸一带。后来四川刘存厚、锺体道相继响应擭国军，声势始大。民国五年一月廿七日，贵州独立；三月十五日，广西独立，影响国内民心士气极大。且此时西南各省已形成一反袁同盟，整个形势为之改观。贵州、广西相继独立后，护国军精神为之一振，袁氏在内外情势交迫下，乃于三月廿二日正式宣布撤消帝制，复称总统，想谋妥协，但是护国军非要袁氏退位不可。五月廿二日，四川将军陈宦通电宣布独立，此举对桌打击甚大[81]。另一方面李烈钧擭国二军于滇桂边境，解决龙觐光的侵滇部队后，乃由桂入粤，与桂军胁迫龙济光独立，并组织联军北伐。五月廿七日，袁的另一心腹湖南将军汤芗铭亦宣告独立。袁氏在众叛亲离，内外交迫的情势下，六月六日终于一病不起，民国体制恢复，护国军大功告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