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继尧与护国之役(4)

辛亥革命网 2018-05-31 16:22 来源:雲南文獻第18期 作者:杨维真 查看:

护国之役的直接成就是推翻洪宪帝制,再造共和,这也是其在历史上之价值与地位。多年来论者对于护国之役聚讼纷纭,于其领袖人物亦臧否不一,尤其对于唐继尧更是议论最多。

  五、护国之役的影响与唐氏之评议

  护国之役的直接成就是打破洪宪帝制,再造共和,其在民国史上有很大的意义。论者以为辛亥革命结束了异族的君主政体,护国之役则结束了汉人的官吏君主制[82]。洪宪帝制无疑地是民国成立后一大危机,其背后的理论基础是中国民智未开,不适合共和体制,故护国之役虽是关于国体的战争,但同时亦如蔡锷所云,此役是「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而战。经此役后,中国传统的官吏君主制正式告终,民国共和深入人心,其后溥仪在民国六年及廿一年的复辟,只是由军阀、日本人操纵的傀儡而已。共和政体获得认同,虽然在日后军阀混战的时期,中国的政治一直无法上轨道,但大家对共和政体却未曾再怀疑,这是护国之役的影响之一。

  护国之役的第二个影响是中央集权的崩溃。袁世凯的洪宪帝制是袁氏中央集权努力的最后阶段。从民国元年以来,袁氏与国民党一连串的争斗,均可视为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冲突。二次革命后,袁氏几乎控制整个中国,此时中央集权达到最高潮。护国军的胜利使袁氏武力统一的迷梦幻灭,也促使地方分权的兴起;尤以护国之役中各省的独立,更是开日后南北分裂之先河。袁死之后,其后继者仍继续中央集权的努力,但他们那种微弱的努力,不能与袁世凯同日而语。至于曹锟、张作霖等地方军人入主中央,更证明中央势力之衰弱。民国五年以后,由中央文官统治全国的希望虽没有断绝,但事实上则犹如等待黄河水清一样。论者以为传统帝制被辛亥革命推翻,民初的共和制度被袁世凯摧残,洪宪以后共和制度的残余不能使共和制度顺利地运行,而且此时又没有一个如袁氏般的个人至上主义者,在治法与治人两缺的情况下,中国只有走向分崩离析[83]。此乃护国之役影响之二。

  袁世凯实在是民国初年得以治理中国的人物之一。梁启超曾言:「以今大总统(指袁氏)论,中外报纸评其人者多矣!有敬爱之至极点者,亦有憎恶之至极点者。然无论为爱敬、为憎恶,要其为人有一种政治才能者也。」[84]除了具备卓越的政治才能之外,最重要的是袁氏握有当时全国最精锐的北洋军。北洋军是清廷倾全国之力练成的劲旅,亦是袁氏起家的本钱。民国以后,随着袁世凯势力之扩张,北洋军将领们多位居方面,封疆裂土,这时只有袁氏尚得以驾驭掌握;但在护国之役中,北洋军系已有离心离德的现象。及至袁氏死后,北洋军系乃告分裂,再无如袁氏般有威望之人得以号召领导,于是北洋一分为皖系、直系,加上后来的奉系、国民军系,此后乃演成军阀混战之局。南方亦是如此。护国之役时西南六省结成反袁同盟,护国之役结束后害继尧力倡「大云南主义」,囊括川、滇、黔三省;广西陆荣廷则据有两广,联络湖南,形成特殊势力,此即所谓「西南军阀」。从民国五年护国之役后,到民国十七年国民革命军底定平津,东北易帜,全国统一止,这段时期乃为军阀统治时期。全国无论南北,均笼罩在军人统治的阴影下,形成现代史上一种很特殊的现象。此为护国之役影响之三。

  唐继尧实为护国之役的重心人物之一,其在此役中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唐氏早年负笈日本时,即加入同盟会,深受革命之洗礼;返国后又亲身参与云南重九起义,实乃深具革命热情之少年军人。观其诗文,即可见其抱负之大,志向之远,当然不能坐视袁世凯摧残民国,帝制自为。但同时唐氏又深受阳明学说之薰陶,讲求知行合一,重实际,不重虚名。在考量当时形势之下,云南一隅之地实不足挡袁氏全国之力,乃理头建设,扩展实力;外则对袁阳示服从,以避袁之猜疑。同时唐氏积极与蔡锷联络,约其南来,观其往来文电即可知唐氏早已有反袁决心。筹安会成立后,滇军中下级干部激起反袁浪潮,誓死义不帝秦,但因不明唐之苦心,乃有激烈行动之表示,至此唐氏乃揭橥反袁决心,以安军心。适蔡锷、李烈钧相继入慎,唐乃毅然反袁,共图大举。唐氏既早有反袁决心,且滇省亦有反袁准备,乃得顺利组成护国军,举兵讨袁。唐之迎蔡、李入滇,实乃基于彼此深厚之感情,若唐氏无意反袁,蔡、李等人即不得入滇,甚若唐氏有心卖友求荣,则蔡、李二人性命危矣。据唐氏侍从副官邹若衡言,当唐氏接到蔡锷由海防来电时,说道「事情只问应该做和不应该做。蔡老前辈既来云南,我们当然欢迎他,成败利钝,在所不计。」[85]清楚地说明唐氏对蔡锷之友谊,及唐氏反袁之决心。后来在四川战场,蔡锷与邹有一段谈话:

  蔡又问:「那么,唐将军又为什么毅然决然欢迎我来呢?」我说:「这是因为总司令对唐将军恩情太重,威信素孚,唐将军是个重义气的人,因此总司令一来,他就毅然决然,竭诚欢迎,破釜沈舟,在所不计了。」蔡微笑一下,点点头说:「你观察得不错,所以我晋京之前,袁世凯要我保荐云南将军,我不保李鸿祥而保唐。要是李鸿祥做云南将军,我也不会来云南了。」[86]

  由此可见唐、蔡二人相知之深。唐继尧有次与其长子筱蓂谈话,唐筱蓂问:「蔡老伯留在这儿很危险,袁世凯封您的将军侯爵,岂不都完了?还得杀头,牺牲太大!」唐继尧同答说:「蔡松坡是我的知己!」[87]一语道尽了唐蔡之结合,实基于道义,根本未有权力私念,观其二人于起义前互让都督一事即可知。

  除了事前的计划与准备外,自护国军兴后,前方部队人力、物力之支援,粮秣饷糈之筹措,外交之联络,情报之搜集,后方治安的维持,在在都需要唐氏运筹办理;正因后方稳定,械弹兵员源源补充,各地附和响应,护国军才得以歼灭顽敌,克致战果。综观唐氏在护国之役中之表现,不论事先对于反袁的各种计划、准备之进行,或是迎接蔡、李等反袁人士入滇,或是举兵讨袁,高举护国大业,他都扮演着积极的、重要的角色。唐氏对于护国之役的贡献,是值得肯定的。

  六、结论

  袁氏洪宪帝制乃民国成立后一大危机,关系中华民国的绝续存亡。当时全国人心激于义愤,一致奋起,致力讨袁,乃有「护国之役」的发生。护国之役是全国各派政治势力继辛亥革命后又一次大结合,其共同目标则是「反袁」。护国之役虽是各派势力的结合,但是云南首义之功却是不容抹灭的。唐继尧早有反袁之意,且袁氏逼迫日紧,滇军中下级军官又富革命精神,加上蔡锷、李烈钧入滇共图大举,更促使唐氏反袁之决心,于是唐氏乃毅然决然举兵讨袁。唐氏早有反袁之计划及准备,但为了避袁氏耳目,只有秘密进行;及至蔡、李等人入滇,宣布讨袁,得以在短短期间中组织护国军,展开护国之役,正是昔日唐氏暗中准备、筹划之功。护国之役得以完满达成,其因素固然很多,但是唐继尧在其间所扮演之角色,颇值得吾人肯定。以区区云南一隅对抗掌握全国之力的袁氏,不仅需要完善的计划及准备,更需要极大的勇气与毅力,唐继尧在此役中的贡献是不可没的。

  注释:

  [1]陈志让,「洪宪帝制的一些问题」,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22),第廿编民初政治㈡,台北,商务印书馆,民国七十五年五月初版,页一二一│一四一。

  [2]不着撰人,唐继尧,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十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无出版年月,页十一。

  [3]同前,页十二。

  [4]庾恩暘,再造共和唐会泽大事记,昆明,云南图书馆,民国六年二月,页八。转引自谢本书,「论唐继尧」,近代史研究,一九八一年第二期,页一六四。

  [5]李根源,雪生年录,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二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无出版年月,页十二。

  [6]阎锡山,阎锡山早年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民国五十七年十一月一日初版,页八。

  [7]唐继尧,页十二│十三。

  [8]同前,页十三。

  [9]李根源,雪生年录,页十五。

  [10]同[7],页十三│十四。

  [11]唐继尧,东大陆主人言志录,近代中国史料丛书第卅辑,唐继尧附录,页一四六│一四七。

  [12]后希铠,「唐继尧与蔡锷」,传记文学,第四十七卷第六期,页六十。

  [13]同[11],页一六○。

  [14]庾恩暘,再造共和唐会泽大事记,页十四。转引自谢本书,「论唐继尧」,页一六五。

  [15]唐继尧,页十四│十五。

  [16]孙种因,「重九战记」,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㈥,上海,一九五七年,页二三九。

  [17]蔡锷,「滇省光复始末记」,辛亥革命㈥,页二二五。

  [18]高光汉,「唐继尧前半生的功过问题」,西南军阀史研究会,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第三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三月第一版,页三九○。

  [19]邓之诚,「护国军纪实」,史学年报二卷二期,民国廿四年。转刊于周开庆编,四川与护国之役,台北,四川文献社,民国六十四年八月初版,页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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