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福益与哥老会甲辰起事

　　（一）

　　1866年，马福益出生于湘潭县碧水湾的一个佃农家庭，后迁居醴陵西乡瓦子坪。父亲马大良，早年参加哥老会，在会中颇有地位，是一个敦厚老实，具有民族气节的人。

　　马福益六岁入私塾发蒙，可他对呆呆地坐下来读《人之初》并不感兴趣，等到“开笼放雀”了，他就和一些同学“一窝蜂”地跑到山坡上“打柴叉”、“捉迷藏”、“打车盘”、“打堆子架”、“踢一字过岭”，玩个痛痛快快，直到太阳落山才各自跑回家里。

　　到了十多岁，他和小朋友玩的游戏更加“升极”了，马福益扮“将军”，他用竹竿做战马，用刀削的竹片做指挥刀，指挥一群孩子去“攻城夺地”，俨然有序，锤炼了胆识和组织能力。同村一个身穿长袍马褂的财主小崽子，依仗人势欺侮一个贫苦的儿童，马福益闻讯后，把他拖到放牛的山坡上，揪住他的长辫子，当众把他教训一顿，还把他打得鼻青脸肿，狼狈逃去。

　　19世纪末，全国各地纷纷举起了反清旗帜，湘赣边界一带，哥老会兴起，马福益在他父亲的影响下，也参加了哥老会，由于他平日在乡间行侠仗义，遇有不平之事，总是挺身而出，并且处事公正，深得乡民的爱戴，因而当上了会党的首领。1891年马福益在渌口(今为株洲县)开设山名“回仑山”堂名“忠义堂”的哥老会组织。在一所旧式祠堂的正厅里，高悬“桃园三结义”的神像，举行大规模的喝雄鸡血酒的仪式，数百名入会的会众，点燃大香大烛，斩鸡对天赌咒，听从“总堂大爷”马福益宣布的条款，发下“符帖子”(又各海底相当于会员证)…“符帖子”用红绳子制成，上面有关山、堂、香、水的诗歌，诗歌是：

　　“回仑山上义旗飘，

　　忠义威名四海扬；

　　民族复兴从此始，

　　仁爱原来得久长。”

　　因此，这个哥老会的全称便是“回仑山、忠义堂、民族香、仁爱水。”同时又宣布了“总堂大爷”以下的“上四排”和”巡风六爷”以下的“下四排”组织人员名单。最后是由“总堂大爷”马福益宣布的“尽忠报国、和睦乡邻、孝顺父母、友爱兄弟、严守会党机密、反清复明……”等条款。仪式遂告结束。

　　不久，马福益来到雷打石(今株洲县)和湘潭县茶园铺一带发展会员。这一带盛产石灰，有工人1000多人(多为农民，农闲时烧石灰)，他走家串户，深入到贫困的工人家中谈心，被工人推举为工头。他代表工人利益，以开采石头的“炮工”和打土车子的‘搬运工”为主，为增加工钱和资本家(窑主也可能是地主)展开斗争，并取得胜利。借机发展了许多会员，并以此为据点，四处活动，足迹遍湖广，成为湖南，江西、湖北、广东，广西一带哥老会中威望甚高的首领。

　　（二）

　　1897年，孙中山在海外奔波，寻求革命的基本力量时，宋教仁告诉他：“现在会党的势力，已从四川，发展到广东，广西，湖南。江西，湖北，而且以湖广的势力最大，打起“反清复明”的旗号，与清政府为敌，十多年来，锐不可挡，清兵屡战屡败，对会党束手无策。如果我们革命党派人去与他们联络，宣传我们的主张，那么我们将有数十万的基本革命群众了。”孙中山听后，马上拍手赞同，他兴高采烈地说：“反清复明同我们的革命目标有相同点，但我们不是单纯的排满，而是要建立一个耕者有其田，没有帝制的民主共和国。异曲同工，殊途同归，我们要团结联合他们，只要工作做得好，一样可以达到目的。”

　　1899年春；孙中山派他的日本朋友平山周一郎和兴中会员林圭，毕永年联络长江流域的会党。他们在湖南跑遍了长沙、浏阳、湘潭、衡山等地的哥老会山头，宣扬兴中会宗旨与孙中山的主张，10月，他们与马福益会帮的头目李云彪、杨鸿钧、张尧卿等经香港到日本会见了孙中山，受到革命的熏陶。

　　1903年冬，黄兴、宋教仁、陈天华、刘揆一等在长沙创立华兴会，会议一致通过了“要使革命早日成功，必须联络哥老会”的方针，然而刘揆一提出：“我们的会员都是学界的知识分子，与那泥脚杆子的哥老会是不是合得来，这个问题要设法解决。”他和黄兴商量后成立“同仇会”，专为联络哥老会之用，并派与会党有历史渊源的刘揆一去联系，因为他曾救过马福益的性命。那是1900年，清政府密令各地方官吏缉拿会党首脑人物，湘潭县署接到搜捕马福益的密令之后，即派刘揆一的父亲刘鹏远（湘潭县捕快），前往湘潭雷打石，茶园铺一带去捕捉，恰好被刘揆一得知，秘密通知马福益逃跑，马福益因之对他感恩不尽，以“恩哥”相称。因此，当刘揆一与马福益交谈要联合排满革命时，马福益迅速首肯了。

　　（三）

　　1904年春，一个风雪交加的晚上，黄兴，刘揆一与马福益秘密相会在离湘潭县城约五十里的条园铺矿山的一个山洞中。对这次会晤，马福益作了详细的安排。晚上各条山路均有哥老会成员严密把守，并由徒众预先在山凹雪地挖一大坑，埋上雄鸡，夜深，黄兴同马福益二人持鸡围火烘烤，边吃边谈，各倾肝胆，共谋光复。这时，黄兴完全沉浸在一种自我陶醉之中，他在归途中写下了诗句：

　　“结义凭杯酒，

　　驱胡等割鸡。

　　………………”

　　这次联络正式决定了“甲辰起事”，于11月16日（光绪三十年十月十日岁次甲辰）慈禧太后七十寿辰之时，趁全省官吏。在玉皇殿行礼，预置炸弹在香案下，以炸死在湖南的清廷官吏，并趁机起义，起义以长沙武备学堂学生为主，并联络新军和巡防营。哥老会分五路在外围策应，以新军学界人物担任指挥，马福益拟派谢受其、郭义庭组织浏阳、醴陵武装，申兰生、黄人哲联合衡山武装；游得胜，胡友堂联合常德军队，公推黄兴为起义军主帅，刘揆一和马福益为正副指挥，计划已定，马便四处联络，并筹款购买武器，利用龙璋（辛亥革命后任湖南交通司司长）所造的小火轮，从上海密运长枪500杆，手枪200支，储备在长沙市郊外的一木材商家里备用。

　　9月25日浏阳普迹市举行牛马交易大会，黄兴同刘揆一等趁此机会，为马福益举行授将仪式，会场刀枪如林，戒备森严，马福益被华兴会授为少将，并发给长枪20支，手枪40支，就地购马40匹备用。会后，参加哥老会的不下10万人。然而好景不长，祸起萧墙。碉堡最怕从内部攻破，华兴会这样宏伟壮观的授将仪式，早引起了清廷官府的注意，他们派爪牙暗地侦探，他们象猎狗一样的这里嗅嗅，那里闻闻。有两个哥老会的成员，一个名叫何少卿，一个名叫郭鹤卿，他们得意忘形，被形势冲昏头脑。在一家酒馆里，喝得酩酊大醉，在酒客中大谈特讲起义的事，被密探捕获。另一名长沙武备学堂学堂的学生朱某，在亲戚巨绅王先谦作客，几杯黄汤入肚，失去了警惕，也将起义机密泄露了。由王先谦告密被捕，抚巡陆元鼎下令搜捕马福益、黄兴、刘揆—等人，刘揆一得知后，急命戴某前往茶园铺、长沙告急，才使马福益和黄兴等人幸免于难。黄兴和刘揆一逃往日本。甲辰起事，遂告流产。

　　（四）

　　马福益遭到通缉后，遂改名陈佑衡，潜逃广西。1905年春，马福益回到湖南洪江，利用洪江险要的地势，图谋再举。同时派会帮头目谢受其前往上海与刘揆一联系，希望得到华兴会支助。1905年2月，黄兴、刘揆一回湖南，前往长沙取运上次所藏枪械，不料武器运到沅江时，被清兵发现，枪械全丢。与此同时，马福益从洪江回长沙接应黄兴、刘揆一，亦在半途受阻。

　　4月12日，马福益在江西萍乡附近的江口市被官兵包围。他英勇搏斗，手刃数清兵，最后终于力竭被捕，官兵惨无人道的用刀穿透他的肩骨，再用铁链穿过去锁住，血如泉涌。解至长沙，在狱中，虽然刑讯逼供，仍坚贞不屈，4月20日深夜，清政府将马福益秘密杀害在长沙浏阳门外，并且毁尸灭迹。牺牲时年仅40岁。

　　马福益虽然牺牲了，他所领导的哥老会，在同盟会刘道一（刘揆一的兄弟，后来牺牲。）的率领下，于1906年10月19日又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萍、浏、醴起义”，规模之大，影响之深，实为罕见。从而动摇了清政府的统治，为后来的武昌起义尊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