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生(5)

　　二十六、讨桂

　　一九二九（己巳）年，四十二岁。春初，蒋的部队西开讨桂之先，吾部开驻安庆待命。蒋忽在湖口兵船上以电艇接我相见，说湖北的胡（宗铎），陶（钧）已被收买（代价三百万元一个）反桂，致讨桂之战，急转直下。欣然有喜色。要我从九江上岸，直插粤汉路之咸宁、汀泗桥，去截击南撤之桂军，并谓湖南何键降桂，受桂系之命为湖南省主席，非常可恶。意欲加以讨伐。吾认为这样一干，是驱何死心踏地去降桂系，不如由中央亦加委他为湖南省主席，起码可以使何两面讨好，减少其对中央的敌意，充当中央与桂系之间的一个缓冲地，使我留有余地来应付整个局面，是有利的，蒋乃同意，就改变计划，以致造成何键向蒋，桂两边讨好而统治湖南达九年之久的局面。真所谓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至今思之，吾真愧对三湘父老矣。

　　二十七、讨冯任西征军第一路总指挥

　　讨桂结束后，我部自鄂西沙市、监利开回武汉，待轮东下，吾在汉口等候了一个时期。有人求我保释马世材（号子谷），说是一个爱国青年。其兄马元材，曾在黄埔军校做过事，我都不认识。但吾向来爱护青年，不遗余力，一闻此言，立即找湖北高等法院院长张孚甲（与吾有旧），托他查明，确有其人，关在监狱里。当即将马保释并赠二百元托张转交，嘱莫来见，赶快离汉远走。不久，何应钦来当武汉行营主任，张孚甲往见时，何问：“你们法院里关得政治犯否?”张说：“有的。”何嘱造册送阅。张即将先后所关男女青年共五百余人，都造名册送阅。何即批：“一律枪决。”比命机枪连，用机关枪一下子尽行扫射毙命。马子谷后来说：吾慢保出来几个星期，当与此五百余人一路归西矣。吾闻及此事，痛恨何应钦杀人不眨眼。闻何由日本士官毕业回国时，正值王文华因系贵州省主席刘显世的外甥这种关系，得揽全省军权，练新军三个旅，曾将何应钦及其同期同学谷正伦，张春埔委为旅长，委朱绍良为参谋长。何竟遗弃前妻巴结王文华，与王的胞妹结婚，从此更得王的信任。王有野心，欲挤乃舅的主席位置，密令何先去乃舅恃为左右手的财政厅长刘某处，将刘全家男女老幼，连婢仆一起共数十口，尽行杀戮，其残忍毒辣，灭绝天良，至于此极，其在汉口屠杀爱国青年，固是他的家常便饭，并不稀奇矣。后来，王文华被仇人刺杀于上海一品香旅社，何亦被刺于昆明（因贵州地盘被袁祖铭夺走，他们亦被赶走，逃难至此间）澡堂门口，子弹射入肩膊骨内，至今不能取出，成了两肩一高一低的残缺畸形。吾深恶张孚甲之只顾做官，太不管别人死活了。部队开往扬州不久，又移驻蚌埠随即准备讨冯。我奉命和方策先将态度暖昧的方振武所辖鲍刚、阮玄武两军解决。鲍在安庆，由方策执行，结果方反被鲍挟走，后经我派蒋伏生团尾追月余，始将他救回。吾负责解决阮玄武军，因我部自讨桂不久即移驻埠蚌，对合肥、巢县一带地形比较熟悉，如何布置，早已胸有成竹。恰好阮部皆驻合肥、巢县一带，一经我部包围，阮玄武便被我软禁起来。阮知情况不妙，便严令所部不要乱动，静后解决。这时，蒋恐我亦蹈方之复辙，一夜之间，连来四次急电，要我将阮玄武枪毙，以绝后患，阮似亦有所察觉，一再向我表示服从，并指灯泡为誓，谓如有二心，将来定遭红炮子穿心。吾鉴于唐生智（唐任西征军第五路总指挥，吾任第一路总指挥）已在黑石关，与冯部交火，吾如因毙阮而激起他所部叛乱，势将影响讨冯大局，故利用阮之怕死，要他好好约束所部，听候改编。这是我内心的打算，非蒋所得而知。故我对阮绝对担保，使其部队得安然开赴河南临汝战地，将冯所属宋哲元部击溃后，我部即尾追至潼关。我的总指挥部也移驻洛阳，以待战事结束

　　二十八、脱离部队

　　宋哲元败退陕西。讨冯之役正告结束时，唐生智忽在郑州拥汪反蒋，自称总司令，将讨冯各军收买笼络，独对我部断绝接济，并密电洛阳警备司令万选才，以五万元悬赏换取我的头颅。幸其军长杨杰在我身边，杨与万有旧，万向杨透露消息，使我悉得此情。吾正因蒋发动内战，与我志趣相背，即藉此机会电蒋请求辞职，将部队交给副军长，俾便与唐联络。而使部队得以保存不致受因。吾乃与杨杰化装自偃师渡河。原想到焦作后，以日本同学关系同赴太原访阎，及见阎在河北对中央严密布防情形，知唐败之后，阎必反蒋，这时冯在山西。阎骗蒋说是冯已被他软禁，实则完全相反。冯阎正谋合力反蒋，吾认为兹事体大，匿往北京转道南回，见蒋之后，将所见告之，请速作准备。唐的问题不大，如欲用兵，不要十天，准能解决（后来只有七天便全部解决）。惟唐一解决，阎冯合反，恐非一两年是不易解决的。蒋闻吾言，急得满面通红。适宋子文来，吾就起身称病请假赴沪，从此便永远脱离蒋政权了。时在一九二九年的年尾。

　　二十九、革命同志社

　　一九三○（庚午）年，四十三岁。吾抵沪不久，即组织“革命同志社”，主办《怒潮月刊》，力反内战以对日，宣扬内战是自杀政策。一面向有关部队密取联系，唤醒大家不要忘记济南惨案血迹犹新，到必要时，不论中央与非中央，凡有部队的，都应采取统一行动，枪口一致对外，决不再为敌人造机会。

　　三十、抗日会

　　一九三一（辛未）年，四十四岁。“九•一二”、 九•一三”两日，蒋作宾被任为驻日大使，接连来我家找我去做大使馆的武官，说是在总理陵前，奉蒋介石面谕，要我来找你帮忙的。我说；“你好大胆子，济南惨案的血迹未干，你便敢去当大使，请问你，这个使命怎样完成呢?”蒋曰：“所以要请你去特别帮忙呵。”我说：“这个忙，我敬谢不敏，望另请高明吧。”这样被我坚决拒绝而去。九•一八事变时，这位蒋大使刚抵南朝鲜的釜山，尚未渡过海峡，进入日本的国门下关后来见面，蒋谓我曰：“你真厉害，看问题这样准呀！”我说：“济南惨案，不是很明显的事吗?至于事出在那一天，巧合罢了！”事变不久，同情我搞“反内战”的徐谦，谓我曰：“蒋介石是不会抗日的。国难既已临头，抗日工作还是我们自己负起责任来推动吧。”固将“革命同志社”的二、三百同志，和他的“劳资合一小组”亦约二、三百人合并起来，搞一个“抗日会”。提出“凡是抗日者皆为友，不抗日者皆为敌”的口号，与他分负军事、政治工作的责任。当时程潜亦在沪闲住，几次开会，曾请他担任过临时主席。有一次，徐谦小组内的一位阮典，提议请宋庆龄先生来参加这个会议，由于内部意见没有统一，宋终于未来。不久，闻李济深自汤山被释放出来。吾已久不去南京矣，为此特地三次前去与李晤谈，才请得李来领导会务，进行工作。后来为了预防蒋的破坏，李返香港家居，后就将抗日会转移到香港活动去了。

　　三十一、抗日会的活动

　　一九三二（壬申）年，四十五岁，一九三六（丙子）年，四十九岁，这五年间，差不多都在香港活动，间或到沪，都极秘密，不敢出面。

　　一•二八事变后，十九路军调驻福建，不久，便在香港酝酿成立福建人民政府。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皆来港协商。李济深、徐谦与吾亦同参与其事。后来酝酿成熟，公推李济深为人民政府主席，吾则被推专返湘西，去组织湖南抗日政府，与粤、黔、桂诸省联合行动，领导湖南的抗日运动。后来抗日会指定朱蕴山与中共指定的董必武互相联系。

　　三十二、湖南抗日政府

　　一九三二（癸酉）年，四十六岁。李济深、陈铭枢等由香港赴福建组织人民政府。吾亦组织一批人，田广西桂林、龙胜入湘西南的通道到靖县，已约好在湘、鄂、赣、粤、桂，黔边区的一个正规师（皆由抗日会联系的黄埔军校学生负责掌握的），待吾抵洪江，发出通电，立即响应，来推动湖南的抗日运动，不料，国家主义派的头子曾琦，李璜为了报销他的成员黑龙江省主席朱庆澜所捐二十万元，竟不顾在香港各党派会议所决定，凡在湖南的抗日部队都应通过湖南抗日政府的统一指挥的约言，擅以五万元（私吞了十五万元）驰赴安江市，发给驻在该市的该党成员、保安团团长某，该团长仅以一万元（私吞了四万元）发一关饷，作为发动费，竟向驻洪江的保安团旅长陈子贤部（是吾旧部，已约好只待吾去通电来发动的）作以卵击石的进攻，结果一触而溃，被抄去许多香港文件，报由何键呈清南京政府通缉。靖县县长孟鼎鉴亦系国家主义派成员，知道此事，据以相告，并说：“何键已电陈子贤旅所属的谢龙团（系何键的马弁出身，不大听陈指挥的）带便衣队二百人，前来迫害，离城不远矣云云。因即仓皇爬山越岭而逃。路过南宁时，李、白告知：福建人民政府通电全国搞社会民主党那一套，辱骂国民党，撕毁孙总理遗象，致被蒋介石作为借口振振有词地讨逆，打得鸡飞狗散云云。这样费了很多的力策划的抗日运动，竟被扼杀，好些人几丧生命，此次事虽失败，而吾之愚忠已尽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