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生(6)

　　三十三，抗日大同盟

　　自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六年（丙子），抗日会改组为抗日大同盟，在国内进行了广泛的联系，并推动了冯玉祥在张家口的抗日和继冯而起的方振武的抗日，又联系和推动了东北义勇军马占山的抗日，以及东北正规军李杜的抗日。直到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迫宣布抗日时，抗日大同盟才敢公开到上海南京等地进行活动。

　　三十四、战地党政委员会

　　一九三八（戊寅）年，五十一岁。芦沟桥事变后，蒋介石正式宣布抗日，国民党政府由南京先后迁到武汉、重庆，李济深出任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主任由蒋介石自兼，实由李代行）。吾亦由李济深派充第九战区党政分会副主任。吾本意只欲负实际责任，名义可以不拘。但主任由薛岳自兼，权亦独揽不放。吾仅于九战区党政分会成立时，到长沙参加过一次会议。以后，便从未与闻过分会的工作，薛亦乐意如此。因此，经常到衡阳小孩方定欧（与人合伙经营汽车运输）处或回新化家中闲住。看到蒋介石假抗日真反共，非常痛恨。但一直坚持抗战信心，直到完全胜利。

　　三十五，抗战胜利后到解放前后的生活

　　一九四五（乙酉）年，五十八岁，到一九四九（己丑）年，六十二岁。这四年间，吾经常在新化过家居生活，但因多年在外未归，老屋颓废无存，上海，南京、汉口的住宅，又系吾在部队期间由元配刘氏清华一手所置，本人毫不知情（吾向来不屑治家生产，实亦无暇顾及），抗战前后，吾又因搞反内战和奔走抗日活动，亏累甚巨，长沙油铺街及汉口宝庆街住宅，已在沦陷前夕全家回新化时脱售用尽；所剩沪、宁两宅，又已抵押多次，无力赎回，只好任刘氏母子先后变卖此两宅偿清欠债，以所余之资，交定欧经营生意以过活，抽出一部分在新化乡下盖一所住房。又见蒋介石疯狂进行内战，怕他疑我有何政治活动，便将屋场扩大，兼营一小农场，表示我不再与闻政治，以释蒋疑。故除间或到长沙，上海看看外，其余时间都是住在乡间的。

　　但在此期间内，湖南省参议会有黄埔同学多人，想为我在政治上谋一说话地位，欲拥吾为议长。吾不以为然，觉得我现在正在隐居以遂吾志，乌可再为冯妇。

　　一九四七（丁亥）年，六十岁。在上海有一黄埔军校六期学生盛子苓，认识美国人陈纳德，便异想天开地邀集李明扬一班人，集资搞个中美渔业公司，定欧（时正脱售房屋不久，手中有些资金，在湖大毕业后复进军校十七期毕业，在远征军杜聿明及税警团伍光宗手下任过上尉参谋等关事）被拉进去后，便把我也套上一个监察长头衔（我那时对美帝的认识也没有像今天这样清楚）。每到上海，便邀我去过几次。这两件事，实皆非我本意所乐为的。这是我在这四年中事不由己，听人摆布的一种糊涂生活。

　　三十六、解放战争期间和迎解工作

　　一九四八（戊子）年，六十一岁。夏，我派梁觉去香港，与李济深联系。李已在香港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要我在湖南搞地下活动。这时，上海中共地下工作同志吴成芳来长沙，要我在湖南与唐生智合作搞迎解工作。吾正恨蒋介石专事内战，妄自尊大，专搞独裁，遂欣然同意。比即请介绍给在湖南的地下工作同志，以便就近联系。吴谓我为你直接通天，何必另找联系。旋与马子谷、邹务三等一同商谈。盖以马曾受过我的营救，应能特别相助来共同迎解也。邹则为吾旧部，且系当时的新化警察局长，段楚贤（锑矿大王，喊为银菩萨）赖其保镖。邹向我建议曰：“既要迎解，必须经费，段楚贤是民族资产阶级，可以要他帮助。当即邀其代理人刘铏参加商谈。刘谓段可帮助八百吨锑作迎解经费。吾即计划布置分别行动。其时，南京政府蒋已下野，桂系当权。代总统李宗仁有意调程潜去粤任考试院长，欲取消其湖南省主席和长沙绥靖公署主任之职。马子谷得此消息便通过程星龄，要程潜委任唐星为长沙绥署副主任，去找刘斐向李、白讲话，因得挽回不动。解放大军南下到达湖南后，四野司令员林彪是黄埔四期学生，吾才派人与之联系，复缄要我与其已到湖南的兵团司令员肖劲光接洽。在汉口与之晤面，承其转呈毛主席派我为四野顾问。此前，吴成芳要我和唐生智合作在湘搞迎解，曾与唐约：湘南由唐，湘西由我；湘中则由唐与我共为之计。在新化同一工作的有：王中、王果圆、段荫南、方滇卿、孙祖祺、伍微照、曾国珍、罗志一、黄人、方步蟾、方发祥、胡念坤等二十余人。我们虽因条件限制，也做了下述几件工作：一、委任陈渠珍为湘西迎解军第一纵队司令；廖湘芸为湘西迎解军第二纵队司令；武思光为资沅迎解军第一纵队司令，向承祖为资沅迎解军第二纵队司令；黄人为资沅迎解军第三纵队司令；李浴和为资沅迎解军第一支队司令。二、策动驻新化国民党军师长周笃恭、副师长黄玉谿等起义。三、印发《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小册子。四、印发告黄埔同学书劝其起义投诚。五、组织新化自救分会。六、支持进步人士的革命言论，派刘一禾等创办《三湘日报》，对抗新化县党部控制的《新化民报》。七、支持当时新化县长拒抗替国民党军队派伕派粮。八、策动新化警察局、自卫队、时雍乡公所起义。九，与驻安化解放军前站部队（地下党委任负责人）熊少安取得联系，迎接解放军等。以上这些工作，对伟大的人民革命事业是微不足道的。我自感惭愧。为了进一步进行工作，一九四九年六月，我曾派人去河南信阳，向南下解放军四野林司令员取得联系。后来林司令员驻军汉口时，我又冲过两道防线，遇到种种困难，才得到达汉口，面报我在湖南的迎解工作。一九四九年冬长沙军管会肖劲光司令员又要我去邵阳、湘西，协助驻军收编散兵游勇。但工作都做得不够。

　　三十七，解放以来的转变

　　一九四九（己丑）年，六十二岁，到一九六八（戊申）年，八十一岁。这二十年间，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而社会主义革命，是天变地变人则更变的新中国。吾以旧社会过来的旧军政人员，年龄既大，中毒益深的昏庸老朽，解放以来，得到党和政府照顾和教育改造，使多年来的废物渣滓，一旦投此高热熔炉，虽欲不化，不可得也。

　　一九六九（己酉）年，八十二岁到一九七四（甲寅）年，八十七岁。这六年间，因一九六五（乙巳）年七十八岁，患前列腺肥大症，施行手术，虽运动有恒，用手按摩，坚持不懈，但血压仍常波动，时患头昏耳鸣目眩。如休养得好，可马上平稳下去。医嘱绝对静养，防其突变，发生脑溢血中风等症。除重要会议非出席不可外，惟有加强学习，多读马、恩、列、斯、毛著作，做一个盛世的超百龄的革命老人来欢度晚年，以自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