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清志士敖嘉熊与温台处会馆

　　20世纪初，浙江各地秘密会党林立，反清志士迭出，敖嘉熊就是其中一个。他不但与旅嘉(兴)温台同乡会关系密切，而且尚为温台同乡会建立温(州)、台(州)、处(州)会馆(以下简称“温台处会馆”)，使之成为辛亥革命前联络全省各地会党的活动中心之一。

敖嘉熊

　　敖嘉熊(1874-1908)字梦姜、孟疆，又字咸愚，浙江平湖县人。年幼时性豪迈。及长，通经义。弱冠入庠读书，屡试成绩优异。旋承父命，到秀水县署当钱谷师爷。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政变后，敖嘉熊攻读经世致用之学，与诸同志讨论时事，朝夕不倦。不久，与王嘉榘、蒋百里等10余人创办时事研究会，名曰“浙会”，寻改“浙学会”。二十六年(1900)夏，北方爆发义和团运动，“南方诸省，势亦岌岌待变”。〔1〕敖嘉熊看到北方农民革命运动的形势，即从平湖县迁徙嘉兴乡间，并与当地人唐纪勋、祝廷锡等创办学稼公社，提倡改良农业。二十九年(1903)正月，敖嘉熊赴上海入蔡元培、章炳麟、黄炎培等发起成立的“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立志反清革命。他受到陈天华着的《猛回头》的启发，遂用白话编写了《新山歌》，交托蔡元培在上海印刷，广为传播。同年春，四川邹容从日本返沪，着《革命军》，章炳麟为之作序。而此时，《苏报》常约章炳麟为之撰稿，“亦日日声言排满”〔2〕，这样与更引起清政府的密切注视，遂令两江总督魏光涛与上海各国领事进行交涉，封禁《苏报》，逮章炳麟、邹容入狱。蔡元培闻风避居青岛，敖嘉熊从上海归嘉兴。革命党人在上海的反清宣传活动遭到严重的曲折。

　　敖嘉熊返嘉兴后，就地进行反清活动，寻赴温州、台州、宁波等地，密谋控制地方“财兵二权”，组织起武装。为联络浙东和浙西各地的秘密会党，他在嘉兴设立了温台处会馆。根据陶成章《浙案纪略》列传五《敖嘉熊》的记述，他设立会馆的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嘉兴府境位于浙江省东北部，当太湖、钱塘江与东海之会，属于长江三角洲杭嘉湖平原腹心地带。东接上海，北邻苏州，西连杭州、湖州，南濒杭州湾。大运河贯穿境内，府城处于江、海、湖、河交会之位，扼太湖南走廊的咽喉。距上海、杭州、苏州、湖州均不到百公里，交通便捷。

　　第二，1860年，太平军进入浙江后，会党势力蓬勃发展。此后40余年之间，“会党之起义者，不下数十次”〔3〕，不顾清政府的横暴摧残而“益加进步”。〔4〕到20世纪初年，省内有伏虎会、白布会、终南会、双龙会、龙华会、平阳党、私贩党等名目，出现了“于是一村者求附一县，一县者求附一府，一府者又复与他府联络”〔5〕的兴盛局面。因时势逼人，乃复有革命党人，“乘时奋兴，与诸会党结合，为之助其焰而扬其波”。〔6〕

　　第三，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嘉兴府所属各县人口锐减，“浙东温台处等诸府瘠土之民，视为乐国，迁入者接踪”。〔7〕

　　应当指出，在太平军占领嘉兴府所属各县的4年间，清政府多次派兵镇压太平军，战争激烈，城乡破坏严重，人民大批离土逃亡。同治元年(1862)，时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在给其子孝威的信中云：“浙江夙称富饶，今则膏腴之地尽成荒瘠。人民死于兵燹，死于饥饿，死于疾疫，盖几靡有孑遗。纵使迅速克复，亦非二三十年不能复元，真可痛也。”〔8〕

　　诚然，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嘉兴府城及所属许多县份破败不堪，人口大幅度下降。嘉兴府人口由道光十八年(1838)的293万人下降到同治十二年(1873)年的94万人〔9〕：农村土地荒芜，约有半数以上的田地无人耕种；城池成为废虚，各项设施毁坏殆尽。同治三年夏，嘉兴被清军收复时，嘉兴知府许瑶光从杭州抵嘉兴，目睹“沿途二百里无人家”，感叹不已，遂写下了许多诗篇，反映战乱后嘉兴一带的凄凉景象。当时嘉兴府城是：“屋破人归少，烧多草长疏”，“昔日名城今瓦砾，表草蓬蒿助寂寥”；农村的景况是：“鸳湖兵火色凄凉，千树万落连饥荒。”〔10〕土地无人耕种，农村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

　　为恢复农业生产，同治十年(1871)后，清政府遂实行“招垦、招佃”政策，招徕了外地农民来嘉兴府各县垦荒种植，“听民自垦，宽其田赋”〔11〕，允许外来农民垦复无主荒田，收成归已，只交地方捐税，不纳国家粮赋。于是，先有浙江省绍兴、宁波、台州、温州等地的农民前往垦荒；继之，有河南、苏北、安徽等外省人前来垦荒；同时清政府尚裁撤一部分湖北、河南等籍的兵丁，“就地在嘉兴各地安置务农。”〔12〕尽管清廷采取这些政策措施，但至光绪六年(1880)前后，嘉兴县仍有20%左右田亩抛荒。〔13〕因此，直至清末民初，温属各县尚有一部分农民移居嘉兴、湖州地区垦荒种地。据温州旅杭同乡会估计：“无虑数十万家”。〔14〕

　　基于上述原因，敖嘉熊拟在这个地理位置优越的嘉兴，设立温台处会馆，作为联络浙东、西各地会党的据点：并利用温台处会馆来控制地方“财兵”二权。敖嘉熊获知：温台处三府在嘉兴府所属各县垦荒种地的农民(当地称之为“客民”)与当地户主及官吏之间的矛盾颇多，诸如：因纳粮置产之事，屡起事端，地方官吏以“客民”可欺，“横征暴敛”，“无所不至”，甚至侵犯“客民”的墓地等等，但温台之民以“强悍著名”，具有反抗精神。因此，敖嘉熊遂利用主客乡民之间的矛盾，认为以温台之民举办团练，即可控制地方兵权；复由会馆出面为“客民”代纳赋税，即可控制地方财权。“一旦有事，即用所办团练以卫乡里，而以所收入赋税充兵响，是不烦一甲，不费一文，安坐而致独立之形势也。”〔15〕

　　为了实现控制地方“财兵二权”的谋略，敖嘉熊首先以协调嘉兴主客乡民及安置客民，使其无失所之词，游说清吏与旅嘉兴温台同乡会之绅董杨晨、孙诒让、蒋希周等人，并通过温台同乡会绅董具禀清地方官府，为温台处会馆立案。经嘉熊和绅董各方努力，兴建温台处会馆之事，获得清地方官府批准。时在上海活动的陶成章闻悉，即访在上海的浙江革命党人龚宝铨，龚引陶前来嘉兴府城晤敖嘉熊，嘉熊即向龚、陶二人介绍建立温台处会馆的过程及其本意，他俩表示赞同，并认为：要在浙江举义，“非先注意南京不可”。〔16〕为此，拟设立分会馆三处：“一建于松江，而以苏州、松江、常州、太仓之秘密会党附入焉。一建于湖州，而以宁国、广德、严州、衢州之秘密会党附入焉。一建于杭州，而以其属于潜、昌化、新城、临安之秘密会党附入焉。”〔17〕复想联络镇江的“枭党”，广德、宁国的“洪军”，以及衢、处一带的“秘密军队”，进窥南京左右两翼，并且出江西以阻隔两湖，使苏、浙、皖、赣义军联成一片，“最后孤立和攻取南京”。〔18〕

　　敖嘉熊等人的谋划议定后，于光绪三十年(1904)六月筹资选购会馆地基，嘉熊率先资助，并在嘉兴东门外(今嘉兴市汽车站职工宿舍舍址)购地数亩，兴建温台处会馆；同年九、十月间会馆落成。该会馆落成后，经陶成章介绍，敖嘉熊推举云和县魏兰任会馆总理；聘请温属乐清县冯豹、陈梦熊任会馆干事；魏兰与堂侄毓祥复引丁、魏毓蕃、赵卓、吕逢樵、许绍南为执事员。〔19〕

　　温台处会馆建立后，反清活动渐次展开，引起了清地方官府的注意。光绪三十一年(1905)四月，敖嘉熊迭遭家难，会馆经费拮据。为解决会馆经费困难，敖嘉熊将妻子的金银首饰变卖充作会馆活动经费。然而，会馆因人员多，开支大，经费来源少，终于使会馆不能维持，人员散走。魏兰赴印度尼西亚爪哇泗水埠侨校执教；冯豹、陈梦熊回归乐清故里；陶成章引招吕逢樵、赵卓等人先后入绍兴，襄理创办大通学校。从此，反清革命活动据点从嘉兴转移到绍兴，“温台处会馆之事业遂空”。〔20〕

　　温台处会馆人员虽已散走，但嘉兴府城的反清活动并未告终。“光绪三十二年(1905)至三十三年(1907)，秋瑾等先后两次从绍兴到嘉兴晤敖嘉熊、褚辅成等人，密谋在浙江起义”。〔21〕三十三年(1907)五、六月间，“安庆、绍兴二案先后发，清吏咸注目嘉熊”，“屡谋倾陷之，不得，乃改用暗杀之计。”〔22〕三十四年(1908)二月初九日，“嘉熊以事晚出不归，十六日(一说二十八日)其尸见于嘉兴府城北乌桥港，年仅三十五。”〔23〕敖熊的死，使浙西、江南一带的革命事业遭到严重损失。

　　综上所述，温台处会馆的建立与活动时间虽然不长，但它在辛亥革命史上却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其一，敖嘉熊设立会馆的目的十分清楚，他拟以移居嘉兴地区的温台处三府的“客民”为依托，倡办团练，并代输租税，借此控制地方兵财二权。这表明资产阶级革命派已经开始直接向农民寻求助力。〔24〕

　　其二，敖嘉熊在嘉兴设立温台处会馆后，拟在松江、湖州、杭州三处设立分会馆，并想联络苏、皖、浙各地有关“枭党”、“洪军”及“秘密军队”等方面力量，企图孤立与攻取南京。这表明，革命党人敖嘉熊等的革命雄心颇大，反清革命坚决，但温台处会馆却没有提出明确的政治钢领，“实际上只能说是一个单纯之起义机关，仍然不能代替革命小团体的领导核心作用。”〔25〕

　　其三，敖嘉熊创立的温台处会馆，在联络浙江各地革命党人进行反清革命活动起了一定作用。1911年11月嘉兴光复后不久，敖嘉熊的遗体被移葬于杭州栖霞岭。民国14年(1925)5月12日，嘉兴各界人士为敖嘉熊等嘉兴辛亥革命七烈士举行公祭。〔26〕

　　注：

　　〔1〕〔2〕陶成章：《浙案纪略》，丛刊本：《辛亥革命》(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7月出版，第68页；第11页。

　　〔3〕〔4〕〔5〕〔6〕：丛刊本：《辛亥革命》(三)，第18页。

　　〔7〕〔15〕〔16〕〔17〕：丛刊本：《辛亥革命》(三)，第68-70页。

　　〔8〕《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岳麓书社1987年12月出版，第53页。

　　〔9〕〔10〕〔11〕〔12〕〔13〕参考新编《嘉兴市志》(上)，中国书籍出版社1997年12月出版，第46-47页。

　　〔14〕刘绍宽撰：《旅杭温州同乡会馆碑记》，民国十四年《温州旅杭同乡会第三届报告录》，第2页。

　　〔18〕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3月出版，第489页。

　　〔19〕魏兰：《陶焕卿先生行述》，《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8月出版，第341页。

　　〔20〕隐成章：《浙案纪略》，丛刊本：《辛亥革命》(三)，第71页。

　　〔21〕新编《嘉兴市志》(下)，中国书社出版社1997年12月出版，第2085页。

　　〔22〕〔23〕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五集，中华书局1981年7月出版，第49页。

　　〔24〕〔25〕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上册，第489页注〔1〕。

　　〔26〕新编《嘉兴市志》(下)，中国书籍出版社1997年12月出版，第20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