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福林自述(4)

辛亥革命网 2018-09-03 10:26 来源:广州文史 作者:莫纪彭笔录 李业宏整理补充 查看:

李福林是国民党政要,早年结识孙中山先生并加入同盟会,拥护孙中山先生,曾参加过镇南关之役、庚戌广州新军之役和辛亥三·二九之役,以及光复广东、护法运动、驱逐旧军阀莫荣新、平定商团叛乱和刘(震寰)、杨(希闵)叛乱诸战役。

  十、再度奉孙总理之命回粤

  闽局既定,奉孙总理命,入闽军改番号为东路讨贼军。黄大伟任第一军军长,许总司令兼任第二军军长,我任第三军军长,这是我们入福州多月以后的改编事情。旋又奉命与蒋介石到上海向孙总理述职。到上海之日,各社会团体要分日开会欢迎。事为孙总理所闻,示意不如作一次联合欢迎大会较为省事,各社团遵命办理。是日会场盛况,为毕生所未曾见,也是毕生所未能忘的。至于我个人以后的工作问题,孙总理指示:现在粤事既然粗定,河南这块革命地盘须重新整理,而东路讨贼军已有许总司令和黄军长负责,你仍是回粤为宜。于是我再奉命回粤。与前度在安南河内奉命回粤,星霜已换,事隔如今已十有七年了!

  乘船南归到达香港之日,惹出一段笑话。因为我们一行人还有程潜、谭礼庭等数人,下海轮日,欢迎社团有千人万人,挤拥得水泄不通。香港政府早有情报,注意此事。据他们的情报:孙总理乘这条邮船回来。船泊岸后,大队中西警察,连警察司长亚京也在内,蜂拥上船。他们是预备欢迎,还是别有用意,不必为他们着急。可是头二等客舱已给他们搔扰到不堪了。末了,亚京亲自来到我的舱房,把我的行李打开,作认真的大检查。终于给他查出总理给我带回来的几封信!正要看他们怎么办,却于此时转得礼貌起来。亚京对我连声赔过不是。却奇怪地问我为何不在舱位上写出真姓名(那时国内情势混乱,又要通过殖民地的香港,所以旅行多不用真姓名)。我给他开玩笑说:我们尽都是港沪之间的熟面孔,谁都认识谁,比如您警司长官亚京,我一见面便认识,难道您还不认识我吗?舱上写的匿名,老实说,是要试试您的眼力。与他们说笑一回乃罢。到了船靠码头,亚京还要亲自送我回在港的居所。

  于是回到我的老家大塘,重整旧部。仓卒之间,成立了三个团,防地仍驻河南。到了民国12年 (1923年),孙总理回粤,再建立大元帅府,府址择定在河南士敏土厂,即奉命任拱卫之责。是为我三次荣任!那时,沈鸿英部渐渐露出反革命的状态。沈部原是旧桂军,再度入粤后,对地方滋扰日甚,舆论敢怒而不敢言。这种反革命分子的渗入,不是引狼入室,便是养虎为患。其后,果然据守白云山叛变,与民国3、4年时龙济光据守几座山头一样,演恶作剧。各友军奉命围攻,久而不下,成了一种相持不下的局面。于是调动我军新编的数营共击叛军。老马识途,知道白云山后有一条小路,可用包抄战术,乃由山后拊敌之背。俘其团长一人,叛众遂溃,残众乘夜夺路败逃。

  沈部肃清后,许总司令是时由闽班师凯旋。东路讨贼军番号再改编为建国粤军,我仍任建国粤军第三军军长,兼任广东全省警务处长、广东全省民团统率处督办、广州市市政厅厅长等职。治安责任,悉落在我一个人的身上。

  十一、由商团之变到刘杨之乱

  我负了这么多带地方性的责任,尤其是省会的治安责任,忽然来了商团之变!要描述叛变的来由,不能不追述它那短程的历史。广州商人,尤其是西关一带的商人,远自亡清末年,就办过团练自卫。广东光复,香军(驻香山——即今之中山所属前山的新军,独立后,改编得名)一部份改为香军商团,以西关总商会为香军商团司令部。商团的名称以此得名。香军奉编为正规陆军,仍有少数下级军官在商团留任教练,商团是时乃带有军事化。以后广东变乱频仍,商团有饷有械,团丁又是街坊子弟充当,保卫特别卖力。商人倚靠自卫,屡试屡效,办团更为踊跃,势力乃日加扩大。

  追述商团短短的历史,可以得到历史小小的教训。“武装民众”是一个好名词,但不可滥用,滥用了,最易入魔。如今武装了商人,不久就酝酿着商团之变了!商团中有一位广州商会会长叫陈廉伯,他生得个子特别小,抱的野心却特别大。加之那时风气抬得商人特别高,上海总商会居然有“商人政府”的邪说。他就利用商团武装民众实现他个人的政治野心,利用商会名义收集得几百万元,向外国私买军火。又于利用中再利用,要每个商人承买枪一枝,先向商会登记,缴价百馀元(其实原价仅为数十元),发了一笔大横财。不知是何缘故,他竟然取得陆军部的护照,准他若干数目入口。到了那批军火入口时,超出护照限额很多,政府乃下令扣留。政府的意思,也不过示以薄惩,不为已甚。而我则以广州市市政厅长的地位,一面要维持政府威信,一面又要不伤市民感情,弄得左右为难。既然知道政府有这个意思,加上西关第一家金铺何西盛的老板李仲韶是商团副团长,其兄李达三以同宗之谊,春秋祭日,在太祖坟前屡有招呼,又福军的成立,达三帮忙尤大,他们兄弟于扣留军火事,日夕在我跟前苦苦求情。乃出面为商民转圜。先要求商民向政府表示无他,再请求政府宽大处置。双方进行既有头绪,在汉民先生及许总司令面前为他们作担保。将被扣的各种军火悉数发还与他们。哪知他们既得还扣械,以为凭借已厚,暗中与逆军及英国人勾结,公然叛变起来。

  当军械被扣时,同志中多数不主张发还。变乱证明,我个人负责最重。时任总司令部参谋长的蒋介石,在电话中诘责我,并说许总司令对于这个变乱异常震怒,且怪责我为言。这时十足像个哑巴子吃了苦汤,有苦也说不出口的了。只好回答他,这事我要负全责去办,以全军力量早将乱事削平便是。蒙他指示说:用不着调动全军,现调吴铁城部归我节制云。我即日分调各部队握守省河各要枢,另集中主力部队过河勘乱。

  乱民占据西关一带,于街头巷尾堆叠沙包,时时在沙包后放枪射击。这种幼稚动乱,有类于驼鸟政策。徒以劫持数十万市民生命财产,使政府投鼠忌器,希图乱势蔓延而已。我军其时因计就计,临时雇铁工铸造大量“铁笔”,给前锋士兵各持铁笔一枝,把各街坊边旁的墙隅屋宇洞穿大孔小孔无数。于是一鼓作气,各士兵穿大小孔而入,如洪水之决堤,乱民乃作鸟兽散。仅历时一日,汹汹来势遂被勘平。同时,四乡商团与乱民早有联络。乱事起日,各处纷纷响应,其中以南海、九江著匪吴三镜等更欲负隅顽抗。事后证明吴等且与东路逆军有结合阴谋。我军派队往剿,越一二日即行肃清。

  于团变前后期间,有一宗很特别的事情。事为香港总督金文泰于团乱前派了一位港绅对我表示相慕之忱,问及我所部有甚么需要,并提出:以省港唇齿相依,我负了全省治安重任,香港政府存有步枪万枝,机关枪数十挺,驳壳枪五百,各种子弹百万发可以随时奉赠云云。某日,我到了香港,金文泰果然派人来招待上英国兵舰,而前日所言各色各样礼品,璨然陈列,俱是最新式的东西。回省日我向孙总理报告这事经过情形。此后,孙总理不时在电话中问我办理的情形如何。团变前数日,前章提及过的亚京押载大批军械以浅水兵舰驶进广州,船泊在车歪炮台(歪,广州音读me)。亚京即时登岸拜访,约我过浅水兵舰,示意可以立刻交货。我随亚京登轮,水兵站班行礼,恭敬非常。团变猝发,亚京与浅水兵舰不知何处去了!在那礼单当中,我只领过驳壳枪500枝,子弹50万发。一场造化,我始终如堕五里雾中。一日,我侍孙总理教,承他详细分析这一场造化的含义。孙总理的意思,香港总督以为我政府有赤化左倾,于英方不利。要利用一个缓冲人物做他的工具,故以一万枝枪作为礼品,来拉拢交情。后来见到削平团乱,原来这人并未曾左倾,于是原载驶去云。我始恍然!

  团乱既平,不久,孙总理有北方之行,由驻粤军舰护驾。我送孙总理登舰时,依依惜别,即在军舰书桌上写“博爱”二字赐作纪念。方企北方事定,帅驾早回,岂知纸墨犹新,遂成永诀!

  在孙总理逝世前后这几个年头,广东这个地方可称多难。多难兴邦这句话,是否广东必须经过这般多难,才足以言革命之源呢?在多难的岁月中,商团变后又有刘杨之乱。刘杨(刘震寰、杨希闵)原来是一年前共平内乱的老战友,如今又来倡乱,危及革命策源地,不得不忍痛与他们周旋。

  早据密报,刘杨有谋叛企图。乃派本军参议谢建诚往汕头告密。是时,许总司令、蒋参谋长及廖仲恺先生方集会于汕头。在聆听谢建诚的报告当中,仲恺先生不相信有这回事。适值仲恺先生因公回省城,许总司令与蒋参谋长乃顺便托他调查。仲恺先生到了香港,又探悉杨希闵接受外间30万金,乱谋已益彰著。仲恺先生认为事情紧急,原程折回汕头,与大家共筹应付之策。先电谭延闿、朱培德来汕协商。谭派岳森与朱培德同来。筹商结果,仍以广州河南地盘所关重要,必须保守河南,事乃可为。许总司令曾向谢建诚发问道:第三军能否独力担当一个月?建诚答以能!一切计划遂由此决定。

  建诚回本军复命,临行时,蒋参谋长殷殷致嘱,须严守秘密。孰知建诚抵达省城,乱事已表面化了。政府在省城各机关早已迁过河南,尤以吴铁城任公安局长,先在士敏土厂叠起沙包,架炮对正河北,形势益加严重。敌我两方经已开火,在交锋中了。建诚把汕头所定计划向我报告,又把大军回剿程序详述一番,我知道以保守河南为第一。即发令省河军警及各路民团集中河南。同时发令河南大小兵舰封闭水陆交通孔道,以待大军回师。

  刘杨为先发制人计,由河北来攻。我立刻调动炮兵隔河对击。有我军一部分在小港炮兵阵地向河北密集射击。一弹击中其素称勇悍的师长赵成梁,立毙于彼方阵地!惟时大军未回,日夕严密侦守,以防万一疏虞。不久,蒋参谋长率领学生军从东路回师平乱。推进广州之日,我军乃强渡珠江,夹击刘杨二逆,逆军三四万众,悉为我一鼓而擒。计肃清二逆,用兵进击仅为一日,与勘平商团之乱时间相差无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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