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料革命党”柳亚子:与毛泽东诗词唱和

辛亥革命网 2018-10-24 16:05 来源:新京报 作者:杨津涛 查看:

柳亚子的名气来源于两点,一个自然是他与毛泽东的诗词唱和,让他在那个特殊年代变得家喻户晓;此外,能使柳亚子在历史上留下一席之地的事业,则是他曾主持的南社。1911年的鼎革之际,正是南社社员们闪亮登场的时刻。

柳亚子

  柳亚子的名气来源于两点,一个自然是他与毛泽东的诗词唱和,让他在那个特殊年代变得家喻户晓;此外,能使柳亚子在历史上留下一席之地的事业,则是他曾主持的南社。1911年的鼎革之际,正是南社社员们闪亮登场的时刻。

  “双料革命党”

  1887年,柳亚子出生在江苏吴江的一个书香世家,以旧体诗闻名于世。少年时代的柳亚子在父亲的影响下,同情康梁维新派,希望中国能学习日本,走上改良道路。1902年,柳亚子在参加乡试时结识了同乡陈去病和金松岑,在思想上开始倾向革命。1903年,柳亚子进入爱国学社读书,不但成为章太炎、蔡元培的学生,还在这里与邹容结为好友。邹容的《革命军》即是由柳亚子和另外两位同乡出资,才得以出版发行,以至风行海内的。后邹容因《苏报》案入狱,病死狱中,柳亚子悲痛赋诗“白虹贯日英雄死,如此河山失霸才。”

  1906年,柳亚子先后成为同盟会和光复会的会员,因而自称是“双料革命党”。也是在那一年,20岁的柳亚子在高天梅的引荐下,于上海吴淞口的邮船上,第一次见到了同盟会的领袖孙中山。柳亚子对孙中山的崇敬是一以贯之的,在孙去世后,他撰有一挽联“薄华盛顿而不为,何况明祖;与马克思为后进,庶几列宁。”可见在柳亚子看来,孙中山是超过华盛顿与朱元璋,而同马克思、列宁并列的一流人物。当然,如此比拟其实是不免有些滑稽的。

  组织南社,宣传革命

  1909年11月13日,柳亚子与陈去病、高天梅在苏州虎丘成立了南社。对于“南社”的名字,后来陈去病解释说,“南者,对北而言,寓不向满清意”。事实也的确如此,南社正是以宣扬民族主义为宗旨的文学团体,相当于同盟会的外围组织。1911年2月13日,南社在上海愚园杏花村第四次雅集;同年9月17日,南社在这里第五次雅集,宋教仁被推为《南社丛刻》的编辑员。后来在民国史上煊赫一时的文人如包天笑、成舍我、邵飘萍,武人如黄兴、陈其美、李根源也都曾列名南社。

  9月集会后不到一个月,武昌起义爆发。寄居上海的柳亚子自称做了革命的旁观者,但是他早年主编《复报》,发表《中国灭亡小史》、《神州种族危论》等诗文,后来又组织南社,大力鼓吹排满,无疑为革命宣传立下过汗马功劳。也正像他自己说的那样,“至于旧体诗,我认为是我的政治宣传品,也是我的武器。”柳亚子一生留下的七千多首诗,论文学成就不算很高,但是因为其中大都与政治相关,所以具有了“诗史”的意义。

  柳亚子有着典型的诗人性格,直性率真且狂放不羁。看有关他的一些掌故,当真是有魏晋时代的名士风度。郭沫若曾将柳亚子比作屈原,本意不过是要讨好一下他,岂知柳亚子狂态大发,作诗回应:“亚子先生今屈原,鼎堂此论我衔冤。匡时自具回天手,忍作怀沙抱石看。”柳亚子那意思就是说,屈原的诗还能同我比一比,但是却没有我这样的政治才略。

  柳亚子一生都不愿被看做是单纯的诗人,他甚至在1947年底自负地说,“老实讲,我是中国第一流政治家,毛先生也不见得比我高明多少,何况其他。”然而事实证明,柳亚子终究只是一个关心政治的诗人而已。

  坚持革命,反对议和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建立,南社成员吕志伊、景耀月、马君武等人入阁当了几个部的次长。南社友人雷铁厓则拉柳亚子到临时大总统府做了孙中山的秘书。当时政府框架才刚刚搭建起来,一切都是草创,柳亚子拿着一张盖有红印的白布,就算走马上任了。柳亚子在秘书任上既没有什么工作,又见不到日理万机的孙大总统,只是一面天天吃西餐,一面同在北伐军中当参谋的叶楚伧喝酒作诗,如此过了三天,柳亚子就告辞走人,回上海去了。

  对南北政府当时正在进行的议和,柳亚子极为反对。他每日在自己主笔的上海《天铎报》开骂,与在《民主报》、《大共和报》主张议和的南社社友邵力子等笔战。柳亚子反对优待清室,“今日中国革命军兴,不特溥仪父子当悬首太白,而满洲亲贵毒害天下……亦在必诛之列,然后革命事业可以完全,共和基础亦得巩固。”他也反对孙中山让位袁世凯,认为南京临时政府取消之日,就是“中华民国亡国之日”,预言袁世凯“他日易总统为皇帝,倒共和而为专制,一反手间耳”。后来历史的发展不幸为柳亚子所言中。

  然而在辛亥革命后,如果能以较少的流血,换得共和中国的建立,那无疑是最好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不止有南方革命党人的让步,其实也有来自清室的妥协。另一方面,只在名义上握有半壁江山的南京临时政府,若与北洋军一战,胜败如何也是在未知之中。所以和平统一乃大势所趋,不是柳亚子一支笔所能左右的。

  武昌起义后不久,还发生了有“民国第一案”之称的姚荣泽案。姚荣泽是清朝的山阳县知县,在1911年11月17日杀了已然起义的革命党人周实丹和阮梦桃,其中周是南社社员,阮所在的淮南社也属南社支系。柳亚子闻知后大怒,通过时任沪军都督府军法司长的蔡治民,以同为南社社员的都督陈其美的名义,致电当时才成立不久的南京临时政府,“今民国方新,岂容此民贼汉奸,戴反正之假面具,以报其私仇,杀我同志,其美不能不为人昭雪,虽粉身碎骨,有所不辞。”要求严惩凶手姚荣泽。

  后来姚荣泽被捕,司法总长伍廷芳坚持共和国司法独立的原则,反对由沪军都督府以军法审理。柳亚子在《南社纪略》中回忆这件事时,依旧语怀不满地说,“还居然用了陪审员制度呢。”法庭最终宣判姚荣泽死刑,但是时任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在陪审团的请求下,又将其特赦。柳亚子为此感叹,“我们几个书呆子,又中什么用呢?”由此也可知,柳亚子作为一个满腔激情的诗人形象,在此表露无遗。

  柳亚子为周实丹和阮梦桃召开了追悼会,且做了一篇慷慨激昂的祭文。为纪念两位烈士,他撰写了《周烈士实丹传》、《阮烈士梦桃传》,整理出《周实丹烈士集》、《阮梦桃烈士集》,算是对得起南社社友了。这之后的柳亚子就彻底与新建立的北京政府分道扬镳了。

  柳亚子一生都在紧跟时代步伐,从早年倡言维新变法,到后来主张排满革命,再到改宗马克思主义,以“列宁私淑弟子”自居,柳亚子一生都在参与政治,与时代之潮流相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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