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与南京二三事 曾反对孙中山建都南京

　　今年1月12日，是中国20世纪学术史上一代宗师章太炎诞辰150周年。

　　章太炎，初名学乘，后名炳麟，因慕明末清初爱国主义思想家顾炎武（本名绛）的为人，更名绛，号太炎，字枚叔，一作梅叔，1869年1月12日出生在浙江省余杭县东乡仓前镇上的一个殷实之家。1897年任《时务报》撰述，因参加维新运动被通缉，流亡日本。1900年剪辫发立志革命。1903年因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替邹容《革命军》作序，触怒清廷，被捕入狱。1904年蔡元培等和他联系，发起成立光复会。1906年出狱后为孙中山迎至日本，参加同盟会，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与改良派展开论战。1911年上海光复后回国，任孙中山总统府枢密顾问。曾受张謇拉拢，参加统一党，散布“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言论。1936年10月9日，鲁迅作《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说：“既离民众，渐入颓唐，后来的参加投壶，接收馈赠，遂每为论者所不满，但这也不过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不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然我们也不必为尊者讳，太炎先生生平的行为确有“为论者所不满”者。下面就讲述太炎先生与南京有关的二三事，以飨读者。

　　曾反对建都南京

　　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因章曾提出“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口号等问题，尽管对章太炎有些意见，但仍以大局为重，委任章为总统府枢密顾问，派人迎他到南京参议国事。可是章胸存芥蒂，虚与委蛇，仅到南京转了一圈，便借口“上海江宁（今南京在清朝的名称），咫尺地耳，若有献替，邮书半日即至，无必常宿直庐也”，溜回上海，对临时政府无一建白。相反，他极力反对孙中山“建都南京”的主张。不仅如此，他还对同盟会中不少革命党人，也多有抨击之辞。他在很多演说、文章、信电中，攻击同盟会的革命党人，是唯利是图，没有道德，甚至耻于与他们为伍，拒绝同他们一道赴宴。1912年3月，四川革命党人在南京召开四川革命烈士追悼会，孙中山亲自出席，章太炎则送来了一副令人气愤的对联：“群盗鼠窃狗偷，死者不瞑目；此地龙蟠虎踞，古人之虚言。”章太炎用这副对联讽刺革命队伍中有“鼠窃狗偷”的盗贼，令烈士们死不瞑目。而这些人盘踞在南京，使得古人对南京“龙蟠虎踞”的描述也不可信了。由此可见，章太炎对当时革命队伍中的一些人有很深的成见,并因此影响到了对南京的评价。

　　参与“投壶古礼”

　　鲁迅在《趋时与复古》一文中说：“孙传芳大帅也来请太炎先生投壶了。原来拉车前进的好身手，腿肚大、臂膊也粗，这回还是请他拉，拉还是拉，然而是拉车屁股向后，这里只好用古文，‘呜呼哀哉，尚飨了’。”1984年8月17日，我在《南京日报》发表的短文《章太炎与南京》中提到：1926年8月，军阀孙传芳在南京组织修订礼制会，宣传封建制，推举章太炎为会长，并举行投壶古礼。章太炎当时虽然有病缠身，但还是冒着盛夏炎热，到南京就任礼制会会长，并亲自参加了投壶。我并且引述了鲁迅的上述言论为证。

　　接着，言林先生在《南京日报》著文对我的上述言论提出了批评：“该文还称章亲自参加了军阀孙传芳举行的投壶仪式，根据是鲁迅的《趋时与复古》一文。但是，鲁迅原文只是说孙传芳‘请太炎先生投壶’，并没有说章是否参加。据《鲁迅全集》的有关注，章并没有去。”

　　将近两年后的1986年7月24日，我通过《爱国报》发表的《章太炎确曾“参加投壶”》，不指名地回应了言林先生对我的批评：鲁迅先生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中，写先生晚年“既离民众，汽车入颓唐，后来的参与投壶，接收馈赠，遂每为论者所不满”。所谓“参与投壶”，是指与孙传芳于1926年8月在南京举行的投壶古礼。

　　但是，《鲁迅全集》1982年版就这个问题注释却说：“1926年8月间，章太炎在南京任孙传芳设立的婚丧礼制会会长，孙传芳曾邀请他参加投壶仪式，但章未去”。其实，这条注释是错误的。据当时的《申报》报道：1926年8月6日上午，孙传芳在南京五省联军总司令部举行投壶古礼，原定邀请章太炎为大傧，但章因“有事”未能去，故临时改请姚子让为大傧。但章于8月8日到南京后，即就任了礼制修订会会长，并于8月9日“下午四时在总部西花园开第一次礼制讨论会，晚七时复行雅歌投壶礼”。所以应该说：鲁迅先生关于章太炎“参加投壶”之说是正确的。

　　当时，笔者还写信给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新版《鲁迅全集》 注释工作的人员。对方回复称：1982年版中的那个注释将在新版中予以改正。

　　顺水“接收馈赠”

　　1927年，国民党领导的“北伐战争”打败了“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后，于同年4月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也想借重章太炎这位学术泰斗的声誉，便于三十年代初派章太炎的弟子、国立中央大学教授黄季刚去苏州，敦请章太炎来南京讲学。章太炎则以苏州国学讲习会事务繁多，无意去其他地方而婉言拒绝。黄季刚回到南京后，国民党中央仍电请章太炎赴南京讲学，并说一切均已安排妥当。结果由太炎先生的夫人汤国梨复来一电，大意是章因病不能离苏。过了一段时间，黄季刚忽然夜半到苏州章宅叩门，并声言：“日内有人来苏和老师联系，希望届时勿拒人太甚，使人难堪……”章夫人告以如果有客人来，我们自会招待的，请勿多虑。黄为急于返宁复命，旋即离去。大约两三天后，国民党中央委员丁惟芬自南京到苏州拜访章太炎。章与丁乃是故人，且丁亦为辛亥革命时期同盟会会员，便欣然接待。三日后，丁始告辞。太炎照例送丁出门握别。当章返回室内，无意中发现客厅茶几上有丁所留一封信。太炎先生拆看，内有寥寥数语的信笺一纸。另有一张一万元的支票。太炎先生以丁惟芬在苏州晤谈时并未说起此事，也没有提到这封信，所以对这张支票应当怎样处理颇为踌躇。章夫人从黄季刚夜半叩门到丁惟芬临时留信的这一过程已经悟出了一点什么。便对章说：“这件事由我来处理。”

　　原来章太炎晚年在苏州创办的国学讲习会，就学者最多达500多人，但讲习会除延聘讲师外，还要供应就学者膳宿以及其他杂费，因此，经济十分拮据。章夫人当即顺水“接收馈赠”，将这一万元充作讲习会的助学金。太炎先生也认为这个办法可行。此举客观上对弘扬中国国学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也就是鲁迅先生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中说的“接收馈赠”的真相。而这一“真相”却是章夫人在鲁迅先生逝世20年后才予以披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