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楚的文武人生：孙中山眼中的一代儒宗

　　跻身“赵门三杰”之首

　　在重庆历史名人馆，有一尊威严肃穆的雕像，从他的姿态与神情中透出一股浓浓的书生气。但他并非只是文弱书生，他是辛亥革命志士，也是有名的教育家。1877年7月，他出生于旧时巴县（今重庆巴南），到1961年逝世，一生可谓辗转曲折。前半生为革命挥洒热情，后半生则潜心教育与学术，他便是在重庆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之笔的向楚。

　　和许多文人志士出身不同，向楚并非出自书香世家，他的父亲是巴县的一位商人。不过，向楚白幼知书识礼，加之天资聪慧，读书勤奋，学习起来总是如鱼得水。他19岁入县学，因成绩优异，考入了东川书院（今重庆第七中学）。当时荣县县长赵熙正好在重庆主持东川书院的工作，赵熙是蜀中“五老七贤”之一，也是享誉盛名的“晚清第一词人”。他擅长诗词书画，总是“下笔如有神”，世人对其才情与格调颇为欣赏，民间流传有“家有赵翁书，斯人才不俗”之说。赵熙秉承张之洞办尊经书院的宗旨，坚持让学生们遍读群经，向楚有幸身处其中，饱受熏陶。

　　向楚开始致力于汉唐经学和声韵文字学，一向才思敏捷的他以其突出的成绩，深得赵熙赏识。再加上极善诗文，向楚很快在书院里成为焦点，当时的人们把他与同学周善培、江庸一道，合称为“赵门三杰”。

　　变学堂为革命大本营

　　1906年初，重庆成立同盟会支部，众人推举杨沧自主事，向楚与杨沧白是惺惺相惜的知己，在杨沧白的介绍下，向楚加入了同盟会，同时深入其核心组织——乙辛学社。为了壮大同盟会组织，向楚与杨沧白二人一起到永宁中学堂任教，开展革命活动。他们以学堂为根据地，跟当地同盟会革命党人团结起来，在教育界及青年学生中积极宣传民主革命。

　　在学堂里，向楚与杨沧白对学生传道授业时，都以谈论古今形势为主，他们向学生推荐晚明顾炎武、黄梨洲的著作，以及《民报》《国粹学报》等进步刊物，竭其所能地激发学生们的爱国热情与民族意識。学生中思想比较先进的杨伯谦、陶子琛等人，都先后加入同盟会，事态一片大好，向、杨二人更与校外革命党人紧密联合，站在同一阵线，互通信息。一时间，永宁中学堂如同革命的大本营。

　　1911年，随着武昌起义成功，受革命趋势影响，同年年底，重庆革命党人在朝天观举行市民大会，宣告重庆摆脱晚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向楚与同仁朱之洪等人强迫重庆知府纽传善、巴县知事段荣嘉剪辫子、缴大印，两位晚清大臣跪地投降。接下来蜀军政府成立，向楚当仁不让，成为其秘书院院长。

　　为蜀军政府鞍前马后

　　身为秘书院院长的向楚忙于蜀军政府的各项琐碎事宜，蜀军政府创立之初，资金短缺、周转不顺，向楚受命于危难之中，首先要做的就是接收清政府的大清银行和浚川银行。

　　他一改书生的斯文，只带了两名士兵一同前行，如同战士一般，不怒自威，两所银行乖乖地将全部账册交出。向楚冻结了他们所有的财资，又将两家银行的全部存款提走，接收完两大银行之后，蜀军政府总算摆脱了恼人的经费问题。按惯例看，接收资产这种美差，经手的官员多是要捞一大笔的，其实，当时也有部下主动要把部分款项转入向楚名下，只不过公正无私的向楚不肯私吞公产，果断拒绝贿赂，于是全部移交了。

　　不久，大汉四川军政府于成都设立，蒲殿俊被推为都督。但不到两周就遭遇兵变，由尹昌衡掌握了实权，他公开提倡袍哥化管理，并在都督府大门挂出“大汉公”的招牌，自封为其“舵把子”。还频繁出入成都各街的公口、码头，大家也都给足面子，为他挂红、敬酒。如此来来回回奔走，拜客披红，以致于都督府需处理公务竟找不到管事的。而全成都公口林立，鱼龙混杂，一些人背刀挂彩，出没在公众视野。各地袍哥组织一时朝成都奔涌不止，这激起以蔡锷为首的滇、黔、湘三省军政府大为不满，他们联名通电斥责成都军政府，并扬言再不收敛，就要进军。尹昌衡见大事不妙，赶紧采取应对之策，他灵机一动，转而求助“邻居”——重庆蜀军政府，试图与重庆蜀军政府合二为一，于是向楚成了一道“桥梁”，奉命在成渝两地之间协商。

　　在向楚的屡屡奔走之下，重庆蜀军政府最后并入四川军政府，尹昌衡为都督，张培爵为副都督，向楚则担任秘书厅厅长。然而很快，政府内权力斗争愈演愈烈，张培爵被排挤出川，都督之位被篡夺，一批革命同志惨遭杀害。1913年，向楚也被迫离开川渝，迫于形势，他不得不改了名字，暂住在过去的门生李明远家，几经折腾，后来逃到上海，终日隐藏在朋友家里闭门读书，埋头治学。他回想起蜀军政府这段往事时，常懊悔自己忍让退避，主动放弃了至关重要的兵权，结果令小人得志。

　　“蔚为儒宗”编修《巴县志》

　　1918年，向楚被孙中山任命为四川财务厅厅长，不久以后又成为大元帅府的秘书。孙中山对他渊博的学识、严谨的治学态度以及刚正不阿的为人极为欣赏，亲笔题写“蔚为儒宗”四个大字赠予他。

　　向楚前半生都投身革命，到了人生下半场则主要致力于学术研究。他最大的贡献要数主编了《巴县志》，过去重庆城实际上就是老巴县的地盘，《巴县志》只编写了关于老重庆的东西，长时间以来，专家、学者们曾多次编修《巴县志》，均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完善。

　　1933年，朱之洪奉当时巴县县长唐步瀛之命，成立了巴县文献委员会，他被推举为巴县编纂委员会委员长，全面主持编撰《巴县志》。因平素交好，朱之洪第一时间就想到聘请向楚担任县志总纂，那时的向楚是国立四川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教授，德高望重。面对好友之约，向楚爽快地答应下来，而他一向精益求精，要做就要做到极致。向楚深感：要出一部好的县志，没有几位笔杆子做保障肯定是不行的。于是，他不顾舟车劳顿，拜访了前清文人梅际郇、文伯鲁等，诚恳地邀请他们出山。向楚虽然已是近花甲之人，但仍积极奔走，颇有“三顾茅庐”之韵。他安排餐食送至同仁们住处，每天早上醪糟蛋、中午晚上煨猪肘，请杂役替他们打扫。同仁无不感动，大家立表目、订条例，《巴县志》的编纂工作井然有序开展起来。

　　在向楚的带领下，大家遍读古册，严格考证，他们把逝去的历史最大程度地挖掘和记录下来，从而让重庆拥有了—部拿得出手的地方志。对于旧《巴县志》原有疆域、职官、建置等类别，向楚因时制宜，在保存大量明清史料的同时对内容做了增补，增加了交通、市政、革命军始末……若涉及外事纠纷、教案等，他便详细选载在“交涉”一卷中，只为记住晚清丧权辱国之耻，让人民振作自奋。而向楚又根据亲身经历或老巴县原有的编年纪事，亲自撰写了《革命军始末》《事纪》《叙录》等，他表示说，读书人做学问，讲求兴邦济世，即学问应服务于国家，作用于社会。

　　耗时四年，《巴县志》才得以面世，新编修出来的书，与明清王尔鉴的旧志相比，有很多创新，在全国也算得上好志书。至今，专家学者想要研究重庆的历史风物，向楚编纂的《巴县志》仍是重要的参考书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