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团领袖叶惠钧

辛亥革命网 2019-03-11 09:38 来源:浦东史志办 作者:张银根 查看:

青年时期的叶惠钧,立志雪耻报国,积极投身反帝爱国斗争,于1911年加入同盟会,在辛亥上海光复中立有重大功绩。

  叶惠钧(1862~1932),初名增铭,浦东新区高行镇人。童年就学于家乡私塾,14岁去上海南市习豆米业(今粮食业)。其时,帝国主义列强相继武力侵入中国,清政府腐败无能,割地赔款,订立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青年时期的叶惠钧,立志雪耻报国,积极投身反帝爱国斗争,于1911年加入同盟会,在辛亥上海光复中立有重大功绩。

  从爱国者到革命者

  为反对帝国主义对我国教育出版事业的渗透和掠夺,提倡文明进步,1906年,张謇、马相伯、李平书、叶惠钧等在上海泥城桥(今西藏路桥)成立中国图书有限公司,编译出版学堂课本,张謇为总理,李平书任协理,叶惠钧被推举为议事董事。

  叶惠钧素擅词令,讽砭世俗入木三分,闻者莫不折服,其演说之才,与黄炎培同负盛名,当时人称之为浦东两大演说家。1905年,清政府媚外卖国,为向帝国主义借款,出卖沪杭甬铁路主权,激起了上海和浙江人民的坚决反对,掀起了“坚决保路,拒借外款”的反帝爱国群众运动。1906年,南市豆米业同仁在龙王庙召开“保路拒款”大会,叶惠钧到会陈词,指出保路必须从集款开始,购买护路公债以赎回路权。要求与会同仁无论何事,万万不可以放弃权利。到会同仁当场认购护路公债2000余股。

  1906年春,上海南市城厢及沪西等地的爱国有志青年,鉴于我国国民积于旧习,体质羸弱,致蒙“东亚病夫”之讥。欲图国强,必先强种,发起组织体育会,锻炼体魄,研习武术,以洗刷“东亚病夫”的恶名,为国家民族效力。叶惠钧他们先后成立了沪学会体育部、商业体操会、商余学会、商业补习会、沪西士商体育会。此5团体都在沪南、沪西华界,沪北区租界中,则有华商体操会,总共有会员2000余人。他们平时进行体育锻炼和军事操练外,还延请社会名流演说,宣传反帝爱国精神。当时上海道瑞澂奉命禁绝鸦片,华界有500多家烟馆被禁关闭。这些烟馆都是地痞流氓赖以生存和活动场所,为防止歹徒及烟民肇事生非,上海道视体操会为可以利用的社会力量,请体操会派员维持地方秩序,后来又授意将5个体操会合并成商团公会,由上海城自治公所总董李平书出任会长。同年6月,叶惠钧被补选为副会长。瑞澂并请准两江总督,发给商团步枪120支,子弹5000发,供商团出防之用。商团公会从此利用这种半官方关系,巩固组织,扩充实力,成为以后辛亥革命上海光复中一支至关重要的军事力量。

  1911年初,沙俄侵略我国新疆、蒙古。3月11日,叶惠钧与沈缦云、朱少屏等人发起在张园成立“中国保界会”,有1000多人参加。次日,与李平书、沈缦云等在斜桥西园召集南北商团公会,发起筹建全国商团联合会。4月8日,全国商团联合会在沪南新舞台正式成立,李平书被推举为会长,叶惠钧与沈缦云为副会长。

  4月,我国留日学生组织国民会,发起回省运动,派遣代表分往上海、云南及东北三省,发动各省咨议局与其他团体组织国民会,以提倡尚武精神,养成爱国雪耻、奋发图强的国民性格。23日,留日学生代表傅梦家、蒋洗凡二人由日本抵达上海。5月7日,叶惠钧与沈缦云、王一亭等以及其他社会名流20余人,召集全国商团联合会与上海日报公会、全国学界联合会等10余个团体,在张园举行欢迎会,决定成立中国国民总会。6月12日,中国国民总会正式成立,会长为沈缦云,副会长为马相伯,叶惠钧被选为坐办(清制:凡非常设机构中负责日常事务的,称为坐办)。

  为宣传同盟会的革命理想,于右任在上海先后主办的《神州日报》、《民呼报》、《民吁报》、《民立报》及戴季陶主办的《天铎报》等都大力鼓吹资产阶级革命,使叶惠钧的思想由爱国转向革命。1911年7月,中国同盟会部分会员宋教仁、谭人凤、居正、陈其美等在上海北四川路湖州公学成立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不久,叶惠钧与沈缦云一起,加入了同盟会。

  促成商团起义,投身上海光复

  武昌辛亥起义爆发后,清廷调遣大批北洋军南下镇压,武昌危急。中部同盟会为解武昌之危,决定改变原定为长江下游先在南京发动,再推及上海、杭州的程序,首先在上海发动起义,以分散北洋军的力量。10月24日,宋教仁、陈其美、范鸿仙、叶惠钧、叶楚伧、沈缦云等在《民立报》开会,研究上海起义事项。会议认为中部同盟会在上海虽有一定的政治影响,但缺少军事力量,争取上海地方武装——商团加入革命,是起义能否成功的关键。会议决定以“联络商团,沟通士绅”为工作中心。由沈缦云、叶惠钧、王一亭等三人与自治公所总董、商团公会会长李平书进行沟通。沈、叶、王三人都是自治公所议员,与李平书有莫逆之交。叶惠钧是商团公会副会长,与李平书又是浦东高桥的同乡,关系更为密切。三人先向李平书宣传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理想及武昌起义后的革命形势,并提议商团公会应与中部同盟会相互联系沟通。为郑重起见,李平书随即同议长沈信卿(恩孚)、副议长吴畹九(馨)、驻董莫子经(锡纶)秘密商议,都认为“世界潮流,全国趋势,非可抗拒,宜专以地方自治为重”。随后,李平书通过叶惠钧等约陈其美在成都路贞洁里寓所相见。此前,同盟会发动武装起义,主要依靠新军和秘密帮会。为了拉拢帮会势力,陈其美也加入了青帮,不久,成为上海青帮老大之一。李平书对于帮会人物素有戒心,绝不愿将商团武装轻易交给同盟会使用。第一次相见,只是消除了一些隔阂,李平书持中立态度,告知陈其美,商团以保民为宗旨,彼此随时协商,互相尊重,避免侵犯。

  在双方接触期间,南京驻军第九镇马标第一营管带(清末军制,今称营长)李英石以第九镇革命派使者的身份来上海活动。李英石是李平书的族侄,平素相知较深,为李平书所信赖。李英石早年在日本留学时,深受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影响,极力拥护武装起义,来上海后接受中部同盟会的建议,以宗族和世交的关系,和叶惠钧等一起,向李平书反复宣传革命理想,并说明陈其美加入青帮的缘由。起义时商团武装仍由李平书或李英石指挥,消除了李平书的戒心,促成了商团起义。

  当时商团有些领导成员认为革命能否成功还难说,为了留有余地,决定李平书只在幕后决策,不出头露面参加起义。如果起义万一失败,可以出来收拾残局。由李英石担任商团司令,叶惠钧作为李平书的代理人,组织协调商团的行动,保证李英石的指挥畅通无阻。

  10月31日晚,陈其美、钮永建、李平书、叶惠钧、李英石、吴馨、沈缦云等在贞吉里李平书寓所的秘密会议上,议定“上海先动,苏杭应之”的行动方案。11月2日晚,在中部同盟会、上海商团公会、光复会上海支部的联席会议上,定于第二天下午4时在上海南市和宝山、闸北同时起义。11月3日上午,因宝山和闸北的起义消息泄露,起义军警和当地商团提前于上午10时起义,至晚上吴淞与闸北均告光复。南市方面在下午5时许,由陈其美率敢死队员进攻江南制造局失利,陈被拘。在此同时,商团总部得到上海道署总账房朱佩珍(葆三)密报说:“上海道台刘燕翼已密电南京督署,谓上海革命党人起事,商团尽叛,两江总督已急命南京、松江两地清军向上海进击,并下令无论革命党人或商团团员,捕擒后立即就地正法。”叶惠钧、沈缦云、王一亭等当即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咸谓形势紧急,必须全力以赴 攻下上海清军的最后据点——江南机器制造局,进或不死,退则必死,与其引颈就戳,毋宁为国牺牲。于是推王一亭起草成反攻令,辞极慷慨,由商团总司令李英石署名发出。在场全体团员义愤填膺, 荷枪实弹,无枪支的则持刀斧,或举棍棒,待命出发。出发前,复由叶惠钧、沈缦云、王一亭三人痛哭誓师:“愿众于此千钧一发之际,抱破釜沉舟之志,即夕建功,则城中无数生灵,团员数千家属将保安全。”末云:“勉尔诸君,祝尔成功归来!”语毕,全体团员群情激奋,径赴制造局,经过彻夜激战,至翌日凌晨,制造局被攻克,陈其美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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