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生军走出的姚惠泉

辛亥革命网 2019-03-12 09:02 来源:浦东史志办 作者:陈金虎 查看:

年仅16岁的青年学生姚惠泉,风华正茂,他在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感召下,与《学生军军歌》鼓吹革命的影响下,毅然参加了上海学生军,成为第二队的一名队员。

  辛亥革命初期,长三角地区流行着一首激情昂扬的《学生军军歌》:“愿同胞/团结个/英雄气/唱军歌/一腔热血儿童诸多/怎能够坐把国事蹉跎/准备指日挥戈好收拾旧山河……见诸先兵操盛勤/唯作军歌阕以励之。”这首军歌开始时,只在长江流域流传,由于《学生军军歌》词曲昂扬奋进,传播面逐渐辐射开来,在青年学生中影响甚广。特别是通过日知会在新军、学生与会党中促进了秘密的反清、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活动蓬勃开展。《学生军军歌》进而在军队中流传开来,“以白话作军歌,以为军界学界革命之鼓吹,并一时风行全国。”从而激励一大批当代有志青年从军报国的革命热情。特别是辛亥革命爆发后,当时有一大批青年学生受《学生军军歌》的影响,满腔热血地投入到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之中。

  年仅16岁的青年学生姚惠泉,风华正茂,他在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感召下,与《学生军军歌》鼓吹革命的影响下,毅然参加了上海学生军,成为第二队的一名队员。他穿着草绿色呢军服,佩载着金边袖章和白锻子金线绣的“学生军”的肩章,积极投入到辛亥革命中。

  姚惠泉(1895-1988),字文达,因当时革命需要,曾用心水、习水、一元、一之、剑心、塞壁等名,浦东三林乡荻山村姚家宅人。姚惠泉出生于清贫农家,童年在三林乡黄二小学求学,从小受校长新学进步思想的影响,关心国家大事。天资聪明的姚惠泉,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14岁就被校长选为“小先生”,做老师的助手。

  加入“学生军”后,他连家都不回,立即轻装跟随上海学生军第二队开赴南京前线。1911年南京光复后,姚惠泉进入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前身为“上海龙门书院”)学习4年。1916年,在南京东南大学教育训练科深造,其间受进步思想熏陶,怀着“振兴中华,为民众排难解忧”、“教育救国”的信念,积极参加反对袁世凯称帝和“五四”爱国运动。

  1920年回沪后,在上海市立小学任教,后升任教务主任。1921年8月,担任上海闸北飞虹小学校长。1926年,任闸北学务处主任。后调任上海县教育局课长兼督学,并由纽永建介绍参加国民党,历任闸北区分部委员、区党部监察委员。1927年,姚惠泉组织师生发动义演、义卖,募捐数千元交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支援革命军。不料募捐款被冷欣、陈德徵等中饱私囊。对此,坦城的姚惠泉义愤不平,立刻检举,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中饱私囊者不但没有处分,正义的姚惠泉反被诬为“反蒋赤色分子”,于次年登《新闻后》,宣布开除国民党籍,被迫辞去教育局职务。

  姚惠泉离开教育局后,很快被黄炎培先生赏识,介绍他进中华职业教育社工作,协助邹韬奋先生编辑《教育与职业》月刊和《生活》周刊。1929年,受黄炎培先生器重,担任中华职业教育社总务主任,并负责筹建华龙路(今雁荡路80号)新办公楼。大楼竣工后,他调任农村服务部主任,协助黄炎培先生在昆山徐公桥、苏州善人桥、镇江黄墟等地组建“农村改进区”、“农学团”和农村改进试验学校。在上海办的“漕河泾农学团”,并特请老教育家黄齐生主持,培养农村教育工作人才。还在“农学团”附近开辟“沪郊农村改进区”作为实验场所,实践“手脑并用”的教育理念,以期实现“野无旷土,村无游民,人无不学,事无不举”的理想。

  1932年“一·二八”抗战中,在黄炎培先生影响下,姚惠泉跟随黄炎培参加抗日爱国活动,并代表中华职业教育社多次征集寒衣、军需物资,冒着枪林弹雨把军需物资送到前线支援抗日。还组织救护队救护前线伤病员。一在次押送募捐物资途中,遭日机袭击,车毁……上海市地方救济会赠予“见义勇为”匾额,跋语有“国家不宜有此事,社会不可无此人”之句,表彰他的机智、勇敢精神。1937年“八·一三”淞沪之战,姚惠泉又受黄炎培先生委托直接配合上海市民协会,把大批捐献物资和一批武器运送给抗日部队。他还派“农学团”学员协助难民收容所,举办难民生产自救活动,实行难民自治。

  1937年下半年,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和上海各界救亡协会以聚餐会形式开展上层的爱国统一战线工作。积极向上的姚惠泉参加了“星一”和“星四”聚餐会,与进步人士一起,踊跃参加社会各界的捐献活动,把大量物资和一批武器运送给新四军、八路军。1938年春,他支持上海职业界救亡协会中的中共党组织,以其任主任的第四中华职业补习学校的名义举办“现代知识讲座”,宣传抗日救国思想,被誉称为“上海的抗大”。1939年,他又以上海市地方协会的名义协助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组织第二批上海民众慰劳团赴皖南慰问新四军,密切军民情谊。上海沦陷后,中华职业教育社内迁,上海设办事处,姚惠泉为负责人。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入租界,姚惠泉被人出卖,两次被日本宪兵队拘捕。在狱中他严刑不屈,书写遗嘱,誓死抗争。在各界人士奔走全力营救下才脱险……汪伪特务曾在他家门口暗置炸弹,趁其坐汽车外出时,开枪射击,均幸免于难。

  抗日战争胜利,姚惠泉集资创办中国药物建设公司(现长征药厂),任副经理。以药厂作为新四军在沪联络点,利用药厂购售药物之便,为新四军运送药品等物资;通过第四中华职业补习学校为新四军培训无线电技术人员。1946年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任上海县复员委员会委员、参议员,抨击弊政,伸张正义。与沪上耆宿一起发表宣言,呼吁国民党停止内战。在县参议会上,他提出缓征兵、减征粮的议案,松江专区各县纷纷响应,江苏省省长王懋功横加诘责。1949年春,他通过同乡陆勋,从陆根记营造厂取得刚营建的国民党军队汤恩伯部在上海郊区碉堡战壕的颁布简图底稿,想方设法密送中共上海地下党负责人,为上海的解放立了一大功。

  新中国成立后,姚惠泉先生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救济会常委、苏南行署常委、江苏省苏南区人民代表会议副主席、江苏省苏南区政协副主席、江苏省苏南区土地改革委员会常委、全国人大代表、民建中央委员、上海市人民代表、上海市政协委员,民建上海市委常委、顾问,上南、沪闵南拓两交通公司董事长,中华职业教育社常务理事、长宁区政校校长等职。抗美援朝期间,向志愿军捐献上海药物公司生产的“仙鹤草素”止血剂5万支,之后,还减价2/3继续供应,支持抗美援朝第一线。他对职业教育始终满腔热诚。1956年1月,受到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亲切接见。1976年,年登耄耋,他仍出任中华职业教育社上海分社主任,全力支持恢复上海中华职业补习学校,为失去就学机会的知识青年提供业余学习的机会。1988年11月9日,病逝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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