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天梵与《最近支那革命运动》

　　1903年（癸卯年）春天的一个夜晚，在日本东京岩川当时清国留日学生的一间宿舍里，伴着荧荧烛光，两位目光炯炯的年轻人，通宵达旦地畅谈推翻满清，创建共和；推行均田均富，革除世之流弊，实现自由平等。言论激昂时，二人声若雷电。居室里的其他同学睡梦中惊醒，以为两人在争吵。得知非如此，大家则又讥笑二人如疯痴。这两位年轻人，其中一位是不久就因其《革命军》而大名鼎鼎的革命志士邹容，另一位就是本文所要介绍的朱天梵先生。

　　朱天梵（1883～1966），名光，又名冲，字天梵，别字汉才，以字行。上海三林镇（今属浦东新区）人。早年留学日本，宣传民族革命。据上海县志记载：

　　朱天梵少年家贫好学，不屑八股，游庠后，入江阴南菁书院。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东渡日本，入弘文学院速成师范、清华学校理化夜班。与邹容、蒋方震、平海澜等交游，着《最近支那之革命运动》一书和邹容的《革命军》相呼应，评述洪秀全、唐才常、谭嗣同、孙中山等人物，鼓吹民族革命。次年返国，因两江总督饬令沪道缉捕，经日本驻沪领事馆掩护流亡南洋吧城，任中华学堂校长。1908年朱天梵潜回上海，参与进步报纸《大陆报》的编辑。

　　有关朱天梵在辛亥革命前的可证史料并不多，主要来源于其后人、友人的追忆、补记。有一些尚需进一步研究佐证。

　　东渡日本从事革命

　　日本是近代中国革命的重要孕育地，当时东京的留日学生是宣传民族主义思潮与反满革命运动的骨干力量。

　　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三月，朱天梵东渡日本，入东京弘文学院速成师范清华学校理化夜班[1]。据其后人介绍，朱天梵刚到日本，曾寓居于革命家钮永建住所。

　　钮永建出生于上海县马桥镇，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钮永建17岁时以第一名考中秀才，就学于江阴南菁书院。1893年中举人。1899年，以第一名入选为湖北官费留学日本的军事生，在日期间，钮永建是“清国留学生学生会馆”干事。1902年，在横滨钮永建结识孙中山，从此成为孙中山一生最器重的革命同志之一[2]。

　　朱天梵、钮永建应为同乡，且是江阴南菁书院校友。

　　朱天梵和钮永建毕生维持着乡情和友谊。据朱天梵之孙朱文常介绍，他家中曾藏有一石碑，是朱天梵的父亲逝世后，钮永建为其撰写的墓志铭。“文革”起，不得已把石碑毁了，铭文也没留下来[3]。

　　“《最近支那之革命运动》末章：学生界最近之运动”中，也多处提及钮永建之名。在《最近支那之革命运动》末章中，还提及“苏报案”前后邹容在沪时的情景。

　　钮永建广交革命志士，邹容写《革命军》，钮永建为其初稿润色，朱天梵也因此得以结识邹容等革命志士。

　　1922年，朱天梵曾撰文回忆与邹容的交往。文中言及：

　　“忆癸卯（1903年）之春，余与蔚丹相遇与日本东京。立谈之顷，遂成莫逆。蔚丹寓神田，余寓岩川，相隔不二里。余懒出门而蔚丹时来，遇余见辄畅论满清之如何推翻，共和政府之如何建设，均田均富之如何推行，自由平等之如何而世流弊。往往丙夜不去，遂此达旦。于时，一灯如豆，须眉跃然，目光闪闪，火烛影下，如岩电声震屋瓦。同舍生从睡梦中惊醒，以为相诟也。既知不然，则群嗤以为狂。……蔚丹别余在癸卯四月，其卒也以乙巳（1905年）某月(2月29日），诓今一十七年（1922年），而余于沧海生尘，牢愁羁旅之日，尽发其遗文，俯仰今昔，追维曩日话言，不特为国家日伤殄，亦以起余身世无穷之感也噫！”

　　另据谢珩林风所撰《朱天梵小传》[4]，记载朱天梵：“旅江沪遇巴县邹容，倾盖投契，时容方为《革命军》一书，君则着《支那革命运动史》以应之，因是遭名捕，几不测，驻沪日领护之，事得解，遂南渡香海……”。

　　除《最近支那之革命运动》一书外，现有史料中尚未找到有关朱天梵在当时留日学生革命中具体作为的确切记载。但冯自由所着《革命逸史》记载《中国同盟会最初三年会员人名册》（1905年）中有：华亭，朱光汉[5]。笔者疑为朱光汉燧氏。

　　朱天梵后代所收藏的《朱天梵先生诗词手抄本》中的诗篇亦可见先生早年革命活动之一斑。

　　奋笔

　　早奋麟经[6]笔，思将丑虏吞。

　　黄书[7]明未屉，心史宋长存。

　　葆此不磨志，终回己死魂。

　　时无谢皋羽[8]，月表[9]无谁论！

　　在该诗的二三句之间有作者自叙一言曰：“余壮岁着《支那革命运动史》一书鼓吹革命”。

　　《最近支那革命运动》一书

　　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九月初十日，《最近支那革命运动》一书在上海（新智社）出版。该书绪论首页注：日本田野橘次原著、上海新智社编辑部补译。另有序言二则，一为新智社编辑局主任序；另一则为：朱光汉燧氏（朱天梵）所书“最近支那革命运动序”。

　　新智社编辑局主任序言称：

　　“《最近支那革命运动》一书，记述维新之起点，改革之措施，失败之原因，与夫近日支那各团体之计谋，有志家之运动。简而明，畅而达，诚中国戊戌政变以来之一大信史也。”

　　朱天梵在《最近支那革命运动》一书所书序文，抒怀悲奋，危言大义，号呼革命。朱天梵先生痛感于民族之危难，国民之困顿，正告同胞曰：“优胜劣败，弱肉强食”，“养群德，合群力”以谋求独立。痛心疾首于民众之麻木不仁，酣嬉如故。面对外族欺凌，民众颠沛流离，愤然痛陈小国“犹知待毙之非计，奴隶之不可国。奋袂攘臂以趋必死之途，以谋所谓独立自由之政策者”。既而疾呼：“独立哉！独立哉！天与以独立之机，地授以独立之资，而人又禀可以独立之性，时又迫以不得不独立之势，……我中国之独立！”再而三地正告同胞奋起，推翻满清，勿受奴役。“吾愿我四万万同胞联袂以登舞台，攘臂以演活剧，与天演争其优劣，与异族争其强弱，以复我国仇，以扬我国光，驱除丑类，回正气于河山，扫尽羶腥，复黄农之区域，岂惟同胞之幸福！？”今天读来尤觉振聋发聩！

　　《最近支那革命运动》一书对传播革命思想，记述近代中国的风云变幻，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该书与同年稍早出版“排满最激烈之言论”（孙文语）的邹容所着《革命军》，以及章太炎所着《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同为坚决反满，鼓吹革命，倡导共和之名著，广受海内外进步人士的欢迎。如果说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以力透纸背的史家之严谨，文化之力量，辩驳有力、令人信服地论述了革命的必要性。邹容的《革命军》以烈火般的激情和诗意的语言，正面论述了革命的正当性；那么，《最近支那革命运动》一书则通过对革命运动具体过程的详尽描述，为人们揭示出革命风暴的必然趋势。

　　《最近支那革命运动》极力鼓吹民族主义。书中对“洪秀全天下者，中国之天下，非爱新觉罗氏之天下也”句，赞谓：辞严义正。呜呼，我同胞处今日而，犹不一思乎？其日三复此文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