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会元老高天梅

　　高旭，字天梅，号剑公，别号钝剑、汉剑，又署名慧云、哀蝉等。1877年出生于江苏省松江府金山县张堰镇一个封建知识分子家庭。父亲高炜（吟槐）、叔父高煌都知书能文。

　　1894年发生的中日战争，以及次年签订的马关条约，使年轻的高天梅深受刺激。三年后，即1898年发生的维新变法运动，又给了高天梅以极大的鼓舞，他仿佛看到了一线微茫的曙光。他开始倾向维新，并很快就成了康梁的积极拥护者。“南海真吾师”，是他早期政治上和思想上的信条。1898年六君子的殉难和1900年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起义失败，使很多人猛醒，高天梅也由单纯的爱国热情转向如饥似渴地读《清议报》等维新报刊，从中汲取和补充自己所需要的一切营养，并且试图用自己的诗作和它们建立联系。他写了《唤国魂》、《读(谭壮飞先生传)感赋》、《吊烈士唐才常》等诗，歌颂那些把生命贡献给改革事业的政治家们。诗中有“汉儿发愿建新邦，热血横飞恨满腔”之句，表达他矢志革命的意志。

　　从此，高天梅就接连不断地在《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这些维新派的刊物以及他们的外围刊物《选报》、《政艺通报》上发表诗作。这个时期，正是梁启超倡导并努力实践诗界革命主张的时期，高天梅实际上是在诗界革命口号影响下涌现出来的一个年轻诗人，他在这个时期的许多诗作，如《争存》、《好梦》等，已经由单纯的爱国热情的抒发，转变为对资产阶级思想和政治观点的宣扬和鼓吹。

　　1903年是国内形势迅速变化的一年，也是高天梅思想发生巨大转变的一年。4、5月间，先后出现了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邹容的《革命军》，以及章太炎为《革命军》所写的序言，这些革命书刊都给了高天梅以新的认识。6月末，苏报案发生，他开始认识到清政府对内镇压人民革命运动、对外投降帝国主义的真实面目，并由此认识到康梁一伙人保皇派的本质。于是，他的立场开始转变，逐步形成了民族革命的思想。9月，《国民日日报》创刊，他是一个忠实的读者，又是一个积极的撰稿人，经常在该报发表充满强烈的革命思想的诗作，例如《海上大风潮起放歌》一诗，就是一首强烈的反清革命的战歌，在当时诗坛上有划时代的意义。10月，他又亲自动手创办刊物，他和叔父高燮、弟弟高增一起组织觉民社，发行《觉民》杂志，声称要唤起国民之魂。1904年初，他频繁地赴上海，经常出入《警钟日报》社，和陈去病、刘光汉以及《中国白话报》的主编林白水等论交。这时，他又接触到一些更富于反清革命的思想的书籍，如王船山的《黄书》、刘光汉的《攘书》、陈去病的《陆沉丛书》、章士钊的《孙逸仙》等书，明确地形成了他的反清革命思想。并在《光复歌》、《逐满歌》、《大汉纪念歌》中极力阐发反清的革命主张。

　　1904年秋天，高天梅东渡日本留学，在法政大学速成科学习。这时他开始系统地接触资产阶级的思想与文化。卢梭的《民约论》、华盛顿的《独立宣言》、达尔文的进化论等对他的影响极大。他的思想由单纯的华夷之辨，进而转变为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与民主自由、平等观。年末他又结识了在国内革命斗争失败后流亡日本的革命党人宋教仁、陈天华等，并经常与田桐、程家柽等人在一起，纵论天下大事，探讨寻找反清救国的道路。他决心接手已经休刊的《觉民》和《江苏》两份杂志，再办一个发聋振聩、催人猛醒的刊物，于是定名《醒狮》，于1905年9月出现在东京留学界。在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出刊之前，《醒狮》是一个最具有批判锋芒和战斗威力的刊物。

　　1905年7月，孙中山先生从欧洲来到日本横滨，着手组织革命团体。8月中旬，中国同盟会正式成立。高天梅是第一批入会的会员之一，并且担任了江苏省的主盟人。从此，高天梅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组织上也成了一个纯正的革命党人。年末，东京留学界掀起大风潮，为反对日本文部省公布的《取缔清留学学生规则》，全体罢课，继而停学，最后罢学归国。高天梅也在年末回到上海。1906年初，高天梅与各省归国学生代表一起创办中国公学，以安顿从日本归来的学生。不久，高天梅与朱少屏因不满于中国公学在管理上的混乱，遂宣布退出，另组健行公学于上海西门宁康里，作为培养革命青年的场所，同时也作为同盟会江苏支部的活动机关。半年之中，健行公学是上海革命气氛最浓的学校，有第二爱国学社之称。在健行公学的后面，有健行公学教员夏昕蕖（夏大）的一所住宅，榜其门曰“夏寓”，这是同盟会江苏支部的秘密机关。上海地区的许多革命会议，都是由高天梅主持在这里举行的。外地革命党人往来上海，往往也以此为投止之地。此外，高天梅还通过马君武、傅君剑等，和中国公学的革命党人相联系；通过湘学社的陈汉元、宁太一等和湖南的革命党人相联系；通过陈志群，和蠡城学社的秋瑾、陈伯平等江浙革命党人保持联系。健行公学一时成了上海及东南地区的革命活动中心。

　　1906年7月下旬，孙中山先生从东京乘法国邮船赴越南，途中船泊黄浦江中。中山先生准备约见上海同盟会的革命党人高天梅、黄炎培、朱少屏等人，因黄炎培有事未能约见外，高天梅、朱少屏、陈陶遗、柳亚子等4人均受孙中山先生约见，孙中山先生不仅垂询了上海革命活动的进展，并一起商讨今后局势与发展诸问题。

　　高天梅既为同盟会江苏分会会长，又公开办学鼓吹革命，终为清廷注目。两江总督端方屡欲查捕，健行公学因而被迫解散。高天梅为了激励民心，又托名“石达开”，创作了《石达开遗诗哭天王被难》等20首诗。其中如“只觉苍天方愦愦，莫凭赤手拯元元”，“宝刀骏马休输却，看领雄师入剑门”，“我志未酬人亦苦，东南到处有啼痕”等名句曾经激动人心而被传诵一时，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当时有一大批爱国主义人士就是受到这些诗句的激励，才决心抛头颅、洒热血而投身于革命行列的。

　　高天梅无愧为近代爱国主义的一位诗词名家。1961年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时，评论家阿英还以《辛亥革命以来杰出的一部诗集》为题，著文在《人民日报》上高度颂扬高天梅诗集《石达开遗诗》之臻于完美境界，以及它在历史上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为了配合同盟会的革命行动，以文学鼓吹革命，这是革命者的侧翼任务。1908年1月初，在陈去病、高天梅、柳亚子、刘师培、沈砺5人集会上，高天梅积极支持陈去病组织文学团体的倡议，后来高天梅又在1909年10月17日《民吁报》上发表了《南社启》，中云：“国魂乎，盍归来乎？抑竟与唐虞姬姒之版图以长逝，听其一去不返乎？恶？是何言！是何言！……今日不揣鄙陋，与陈子巢南，柳子亚卢有南社之结，欲一洗前代结社之积弊，以作海内文学之导师，盖几几乎不自量矣。然而今之学为文章，为诗词者，固无一丧其国魂者也。荒芜榛篇，万方一辙，其将长此终古耶？抑即吕氏所谓其坏在人心风俗者耶？倘无人以支柱之，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这篇《南社启》借提倡整理、研究国学，以避开清廷注意，实际上是呼唤“国魂”归来，隐喻排满复汉思想。几经酝酿，南社才于1909年11月13日（清宣统元年十月一日）在苏州秘密成立。

　　南社作为一个反对清专制王朝、鼓吹民主革命的文学团体，它在辛亥革命前后所起到的战斗作用是众所周知的，其重大成就迄今仍被广为传颂。

　　在同盟会竭力进行武装革命时，绝大部分宣传鼓动工作由南社社员承担，为辅翼辛亥革命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

　　辛亥革命时期，南社逐渐成为全国著名的文化团体，各种报刊发行之多，执全国之牛耳。笔政大多由南社社员所主持。诸如宋教仁、于右任、叶楚伧、朱少屏、陈英士等主办的《民立报》，黄宾虹、王无生、范君博办的《神州日报》、《民国日报》、《生活日报》等报以及各类杂志。各出版社又约请南社社员担任撰述，均为投枪袁世凯的尖兵。有人把南社比作同盟会的宣传部，曾有“文有南社，武有黄埔”之说，确是毫不为过。

　　1912年春，高天梅被推选为众议院议员。次年，同其他议员一道，兴致勃勃地来到北京，不过，在参加了几次会议之后，他们都失望了。

　　1917年，国会议员南下广州，召开非常国会，高天梅应召赶去参加。由于新旧军阀的排挤，孙中山先生无法大展鸿图、有所作为。广州归来，他在家乡过了短时期的隐居生活，作了相应的反思，决心再振当年的雄风，三上北京。高天梅是抱着大干一番事业的决心来北京。他单枪匹马，以北方军阀和政客们为战斗目标。用一双眼睛，盯着这些时局要人们的一举一动；用一支笔，描绘着这些人的一言一行。他日夜不停，奋笔疾书，时评文章一篇一篇地寄出、发表。他还和在京的国会议员们经常讨论政坛的更易和时局的变化。1923年夏，曹锟的野心已经日益显露，高天梅与一些议员纷纷南下来沪。8月12日，上海发布《离京国会议员之集会》，上面有高天梅的签名。8月25日，报纸公布《到沪议员之调查》，高天梅名列其中。9月9日《离京议员之宣言》中也能查到高天梅的名字。后因国会开会，高天梅又返回北京参加国会。他的家乡人士关心他去京后情况，曾发一公函给他，劝他早日离京，“不要违法助逆”。而高天梅也有一封回信，态度颇为坚决，信中说：“诵来电，敬悉。政变陡兴，是非淆乱。曹锟欲用金钱贿买总统，罪大恶极，令人发指。所幸投票之权，实操诸我，旭之铁腕尚在也。所以迟迟未即南行者，特以此次之倡国会南迁论者，乃竞合全国唾弃之安福、政学两系为一气，深恐故态复作，遗毒无穷。故郑重考量耳，非绝不南旋也。至人格之保存与丧失，以留京赴沪定之，要非探本之论矣。辱承教惠，敢布区区。”表示他追随中山先生革命的决心。

　　1925年7月7日，高天梅因患肝硬化及湿瘟症医治无效，在自己的家乡金山县张堰镇万梅花庐寓所逝世，年仅49岁。